日本虞犯少年矫正教育制度对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启示

在日本《少年法》当中，“虞犯少年”概念占有重要位置，它是对未成年人的违法犯罪倾向所作的立法定位。由于虞犯少年是通过司法程序认定的，因而它又属于日本的少年司法事务。虞犯少年的矫正教育过程，实际上是对有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进行司法保护处分的过程，从制度上保证了对未成年人的不良行为进行早期干预教育。我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虽规定了少年不良行为，但并未设置虞犯概念，有必要借鉴日本《少年法》的相关制度。     

从中日少年案件处理流程与矫正之比较看少年司法模式

日本存在三类对非行少年的相应法律制度：刑事司法制度、少年保护与儿童福利行政制度，少年法院在制度的连接与案件分流中起主导作用；中国的关于未成年人犯罪与严重违法案件的对应制度可两分为刑事司法系统之内与刑事司法系统之外。案件的处理与分流成流线型．最终进入刑事司法系统中的案件为涉嫌犯罪的未成年人案件。通过对于中日两国实然少年案件处理流程与矫正的比较得出结论：制定和实施具有司法法性质的少年法是实现少年司法制度独立的关键。     

日本少年司法制度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日本少年司法制度以少年法为中心。少年法以促进少年的健全发展为目的，以保护主义为基本理念，在搜查、移送，受理与调查，审判，终局决定，上诉等程序上均贯彻了这一基本理念，并在司法实践中取得了较好的刑事政策效果。为正确执行和完善我国新《刑事诉讼法》中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我国至少应在完善未成年人调查制度、增加非刑罚处分、完善非刑罚处分的程序正当性等三个方面向El本的少年司法制度学习。     

日本《少年法》第18次修订的社会背景和目的

2007年5月25日，日本《少年法》进行了第18次修订，其中主要包括授予警察官对“触法少年”（14岁以下的少年）案件的调查权限；修改了日本《少年法》移送少年院的未成年人的年龄；强调对在社会上执行保护观察少年的实际效果；实行国费律师（免费）的法律援助制度。因此，有必要探讨日本《少年法》第18次修正的社会背景和目的，了解日本《少年法》的特别保护措施和现状，以此认识此次修订对日本司法实践中的价值和意义。     

韩国恢复性少年司法制度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2007年韩国通过修改《少年法》而正式导入恢复性司法制度,除了《少年法》第25条之3明确规定了法官审理阶段的"和解劝告制度"外,恢复性司法理念还影响了警察侦查和检察官审查阶段有关制度的运行和修改。韩国导入恢复性司法的目的不仅在于促使加害少年对受害人遭受的损失给予积极赔偿,更致力于加害少年的矫正和健全地回归社会。这一宗旨体现在法律条文、运行规则和具体实践中,特别是在制度实施过程中强调专家参与,以促使司法机关作出科学、合理的决定。但同时,韩国在恢复性少年司法制度的构建和实施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问题。这些经验和教训可以给我们些许参考。     

台湾地区的少年司法保护制度及其启示

台湾地区非常重视对少年进行司法保护,并制订了一系列法律法规。1970年正式实施的"少年事件处理法"是台湾地区的少年司法保护制度最重要的一部法律。该法以及相关实施细则对涉及少年各方面的司法保护作了非常详细的规定。为了达到全方面预防少年事件及虞犯,为他们健康成长创造条件,台湾地区相关部门还陆续出台了若干辅助性法律法规,这些共同构成了台湾地区少年司法保护制度的法律框架。     

建立和完善 具有中国特色的少年审判制度

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是当今世界各国十分关注的社会问题。长期以来，中国政府非常重视对未成年人的保护，运用道德、文化、教育、行政和法律等手段对少年违法犯罪进行全社会的综合治理，为预防和减少少年犯罪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并收到了显著成效。中国法院根据《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准则》《北京规则》、《儿童权利公约》等国际文件与国内立法审理少年刑事案件，在保护少年的合法权益，保障无罪的少年不受刑事追究和犯罪少年复归社会，特别是在对犯罪少年的人格教育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尝试。     

我国台湾地区未成年人保护法律制度述评

我国台湾地区的未成年人法律保护经历了独特的发展历程,也取得了斐然成绩。其未成年人法律保护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以《儿童与少年福利法》和未成年人福利机构为基础的未成年人早期福利性保护制度,以《少年事件处理法》和未成年人司法机构为基础的犯罪少年或虞犯少年的司法保护与矫正更生制度,以及以《犯罪被害人保护法》、《儿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条例》、《家庭暴力防治法》和被害未成年人保护组织等为基础的被害未成年人保护制度。     

建立少年法院的几点设想

与立法成果相比,我国少年司法机构的建立大大滞后了。建立少年法院,有利于对少年案件量刑的综合平衡,确保司法公正;有利于少年案件的“延伸”工作,确保对少年被告人的教育、感化工作;有利于检察机关对少年案件的审判统一实施法律监督;也有利于探索少年司法制度的发展方向,使《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执行落到实处,本文并对未来少年法院的基本模式作了构想。     

少年司法是向传统理论的挑战

为了纪念少年司法制度诞生100周年，玛格丽特·罗森海姆等美国学者合编了《少年司法的一个世纪》一书（高维俭译），该书论述了少年司法的一些基本理念、概念、制度的孕育、提出、发展的背景和艰辛过程，论证了少年司法科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对增进对少年司法制度的全面了解，明确少年司法的追求目标以及对重大问题的应对策略，具有相当大的价值。     

域外少年审判制度之借鉴与启示

美、英、德、日等国家及我国港澳台地区的少年审判制度建立起步早，体系完备，在审判理念、立法模式、审判机构、审判管辖、审判流程、处遇体系等方面对于完善我国少年审判制度均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在比较分析的基础上，得出以下启示：应树立以教育代替惩罚、以少年利益为中心的审判理念；构建独立、完备、富有中国特色的未成年人法律体系；采取多元化模式，建立独立的少年审判机构；将虞犯少年纳入少年法院的管辖范围之内；建立庭前社会调查报告制度、监护人出庭制度、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简化审制度、前科消灭制度等；构建完备的少年处遇体系，且以保护处分为主，以刑事处分为辅。     

澳大利亚少年司法系统和新南威尔士州少年司法的新趋势

澳大利亚少年司法体制包括法律的主体、机构和法庭审理程序，是立法在现实中的展开和运用，而立法是司法运作的法律前提。澳大利亚关于未成年人的立法框架包括《1987年儿童（刑事诉讼）法》和《1997年少年罪犯法》，这两项法律确保了在法律面前儿童享有和成人平等的权利和自由，以及一系列的其他特殊权利，这是针对全国范围而言，是地方各州少年司法制度运作的宏观背景。具体到新南威尔士州中，其少年司法系统近些年来也出现一些新的趋势，这在新南威尔士州儿童法院的司法程序中可以得到明确体现，其包括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逮捕、保释等多个方面，从而为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的保障提供了具体的运作环境。     

台湾地区新少年司法与矫治制度实施十年的经验与展望

台湾地区新的少年司法以及矫正制度实施至今已逾十年，本文忠实地记录这十余年来笔者所亲身经历的每一个时刻。所有的顿挫与突破都显示出一个新想法的落实。数字会说话，受处分或受刑少年人数从十余年前的两万余人下降至现在的九千余人，这种奇迹是所有参与这两个制度运作的人的功绩。不过，少年虞犯方面，不仅是重心从药物滥用移转到逃学逃家，而且人数也暴增到千名上下，再加上2009年大法官释字664号解释，又对虞犯少年的处遇下达了极大的限制，这些情势都意味着改制后的少年司法与矫治制度正面临一个新的挑战。本文再度呼吁停止制造人性条件，愈多的负面列表愈代表了对于少年成长的愈多的桎梏。虽然无法要求每个少年都能成为永劫回归中无声的第十二个钟响中的新生儿，但是至少给他们一个再度回归时不一样的人生轨迹。     

对触法少年设立教育性强制措施法律制度的思考

在司法实践中很有必要对不实行刑罚处罚或者实行监外执行的触法少年采取特定的管理教育措施。只有设立这一法律制度，才有利于更好地对触法少年进行法律保护，有利于调整触法少年的环境，密切各未成年人保护主体间的协作和完善我国少年保护法律体系。     

对少年司法改革之应有认识

少年司法是司法改革（特别是刑事司法改革）的先驱者，而检察机关又是少年司法改革实践中的积极参与者，近些年未成年人检察制度改革创造了大量新鲜经验和卓有成效的做法，对少年司法工作做出了较大贡献。未检制度改革多数集中在基层检察机关，而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检察院是我国未成年人检察制度的发源地，早在1986年即率先建立了我国第一个未检办案专门机构。在多年的未检工作实践中，长宁检察院探索出了一系列针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特殊检察和犯罪预防的工作模式，如涉案未成年人人格社会调查制度、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心理矫护体系、三层立体式观护体系等等，对教育、感化、挽救失足青少年起到了明显成效。该院未检工作实践反映了目前基层检察机关未成年人司法改革的现状。2011年将是我国未检制度创立25周年，本期特提前刊发反映长宁区检察院未检工作特色制度与特色模式的一组文章。以作纪念。     

美国矫正型少年司法的科学回归——发展型少年司法

发展型少年司法是美国继矫正型少年司法、严惩型少年司法之后出现的最新的少年司法模式,其以有关青春期个体生理、心理发展的医学、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研究成果为基础,重申刑事司法体系对于未成年人和成年人应当区别对待,要关注青春期个体的特殊性。同时,认同保护未成年人利益与保障公共安全并重以及宪法正当程序对切实保护未成年人利益的重要性。     

日本少年法的发展与展望

日本《少年法》2014年修正后,延续了2000年修正以来的严刑化倾向,成为日本儿童福利和少年司法制度的争议焦点。1922年诞生的《少年法》经历了严格、宽松、再严格的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其变迁旨在适应社会的发展。尤其是21世纪以来警察调查权、检察官参与权、少年救济权、被害人保护权的调整,日本少年司法出现了众多值得研究的新问题,因此有必要通过考察近来的修正探讨日本少年法的立法动机和未来走向。     

惩罚与宽容：中国少年刑事司法的境遇与抉择

随着少年犯罪的突出，少年刑事司法也成为法律界的一个重大课题。对少年刑事司法理念不能全面客观认识必然会影响少年刑事司法的长远发展，少年刑事司法制度不足使我们对处理未成年人犯罪存在困难。对少年刑事司法理念和制度进行科学的批判与继承，对构筑一种理性的少年刑事司法体系具有重大价值。     

英、法两国少年司法制度初窥与借鉴

通过对英法两国巴黎地区和苏格兰地区检察机关的少年刑事司法制度的比较研究，可以看出两国少年司法和检察制度的特点，并与上海现有的未成年人司法、检察制度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在未成年人案件审理机构的设置、刑事案件的管辖权、诉讼原则等方面存在着差异，存在着可资借鉴之处。     

处在十字路口的中国少年司法

中国少年司法引起党和国家与社会的关注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的。青少年违法犯罪急剧增多，是它启动的直接原因。为治理青少年违法犯罪，党中央先后于1979年发布了第58号文件——《全党重视解决青少午违法犯罪问题》的通知，1985年发布了第20号文件《加强青少年教育，预防青少年犯罪》。随后于1991年9月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1999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又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