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二孩时代下女性生育意愿及相关问题浅析

我国步入老龄化社会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为积极应对迫在眉睫的人口问题,我国严格推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宣告终结,正式进入"全面二孩"时代。本文通过对哈尔滨市育龄女性生育意愿及影响因素进行调查研究,发现生育成本、就业压力、计划生育政策长期影响下的生育意愿惯性以及缺乏相应的人力、物力、精力和场所对孩子进行照顾等方面成为影响育龄女性生育意愿的关键因素,笔者从社会政策视角出发,分析研究打消女性生育顾虑的可能,使"全面二孩"政策发挥应有之义。     

高出生性别比地区人口预测研究——基于育龄妇女生育意愿调查

湖北省是人口大省,出生性别比失衡是该省面临的突出人口问题之一。通过运用湖北省鄂州、黄石和仙桃三市的调研数据对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现状进行分析,证实二孩政策能够基本满足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在此基础上,针对性别比严重失衡的鄂州地区,运用该市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在现行生育政策和不同实施方案的二孩政策下对该市未来人口发展进行了计算机模拟预测与对比分析,结果表明:二孩间隔生育政策在控制人口总量、稳定低生育水平、保证正常的出生性别比等方面优于现行政策和无间隔二孩政策,该政策对于解决出生性别比严重失衡地区的人口问题仍然具有明显的作用。     

第一代独生子女婚姻生育选择及对未来人口和家庭结构的影响——兼与庄渝霞商榷生育政策调整的可行性

随着第一代独生子女进入婚育年龄,产生大量的双独家庭、单独家庭,不同家庭类型的变化将引起政策生育率自然回升,如果考虑到有部分家庭放弃生育二孩,则意愿生育率会低于政策生育率。本文从独生子女婚育选择的角度出发,使用相关调查数据分析,发现由双独家庭所产生"4-2-1"家庭的数目受政策微调生育的影响较小,政策微调可以大幅度降低一孩家庭的比例,二孩家庭比例的增加无疑会降低家庭风险,且不会大规模地增加出生人口数量,因此,中国应当对生育政策进行微调,增强人口结构的合理性。     

社会公众二孩生育影响因素研究综述:2003-2015

通过对2003年—2015年中国知网(CNKI)核心期刊中发表的关于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研究文献分析,对我国社会公众的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的现状、差异和变化进行总结。年龄、生理健康保障是影响社会公众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教育程度影响公众的社会地位、经济状况、年龄等,与生育意愿呈现"U型"关系;经济压力对生育成本较高的公众有重要影响,经济发达地区则对孩子数量和质量有双重需求;女性所处相对地位影响生育意愿,决策权更多取决于男性;主观效用显著增加社会公众二孩生育意愿;农村地区存在男孩偏好,城市存在女孩偏好,但没有显著差异;生育数量可能存在家庭代际传递。     

两险合并实施后生育保险制度未来走向研究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生育保险制度发生了历史性的变革,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生育保险覆盖范围持续增长,保障功能稳步完善,制度发展更为可持续。然而,生育保险在不断发展与完善过程中仍然存在着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不平衡发展表现在城乡结构发展失衡、区域结构发展失衡、群体结构发展失衡、性别结构发展失衡;不充分发展表现在覆盖范围不充分、待遇给付不充分、潜力释放不充分。进入新时代,我国低生育风险正在日益凸现,要根据实施全面二孩政策这一重大战略举措,在“二险”合并实施政策指引下,坚持生育保险制度改革的三个理念:公平、正义、共享,把握生育保险改革的三大要点:扩大覆盖范围、提高统筹层次、调整支出结构,发挥生育保险制度在二孩生育行为与意愿中的利益导向功能。     

完善“三孩”政策配套措施

<正>实施“三孩”政策，对于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意义重大。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分析，“三孩”政策落实效果并不理想，2022年我国出生人口为956万人，低于2021年的1062万人。调研发现，除了经济压力、没有时间照护等因素外，房屋空间不足已成为城市家庭放弃生育“二孩”或“三孩”的主要原因。受访者普遍表示，随着“三孩”政策的实施，将出现三代同住或者家人与职业保姆同住的情况，从而增加家庭人口的实际数量，需要通过“以小换大”或再购入一套住房，改善房屋空间需求。如果这种需求得不到满足，生育“二孩”或“三孩”很难真正落到实处。我国房地产政策是基于计划生育独生子女背景制定的，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商品房分为普通住房和非普通住房，     

当代城市青年生育意愿初探--对北京市石景山区模式口社区两代人生育意愿的对比调查

计划生育政策在中国实施近20余年,取得的伟大成绩不仅在于我国人口生育率的下降和生育模式的改变,更在于它对人们生育意愿的改变.生育意愿是指人们对待生育行为的态度和看法,它从某种程度上决定着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生育水平和人口发展状况.以往生育意愿的调查多是关于城乡生育意愿对比,对农民的生育意愿的调查以及对生育意愿影响因素的讨论,而关于城市人口内部生育意愿变化的相关研究则很少.     

二孩生育与城市妇女就业的“互相关”——一个经济学分析视角

二孩生育与城市妇女就业是一个互相关过程:二孩生育对城市妇女就业存在负面影响,同时城市妇女就业参与也会降低二孩生育水平。从经济学视角分析,主要原因是二孩生育与妇女就业的相对机会成本高和生育的边际成本高。缓解城市妇女生育和就业的矛盾,经济措施包括转移企业承担的生育成本、实施家庭津贴制度、规范和发展家政服务市场。     

当前生育政策微调的不可行性研究

本文认为,在不少省份"双独"或"单独"子女可以生育二孩的政策规定是否贯彻执行,应当慎重对待。执行微调确实存在一定的挑战性和风险性。只有取代微调的养老手段及配套措施的实施,才有望达到一孩并不比二孩差的赡养效果。     

全面二孩政策响应区域差异的原因与对策探析

2016年1月1日全面二孩政策的放开,对国家人口均衡发展,改善人口结构,保持国家社会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然而,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和城乡二元结构的现实存在,计划生育政策对不同地区民众的影响不同,进而导致各个地区对于政策的响应程度呈现区域差异化的特点。当前,缩小区域及城乡经济发展差距、因地制宜完善相关配套政策设计、营造良好生育文化氛围、科学推进全面二孩政策实施,是可能重塑不同区域民众生育价值观,促进我国人口合理发展的有效对策。     

计划生育政策对家庭发展能力的影响及其政策含义

在家庭发展理论和家庭可持续生计理论基础上构建了家庭发展能力理论框架,为研究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效应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实证研究发现,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不仅有效地控制了中国人口增长的速度和规模,而且对中国居民的家庭发展能力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它限制了人们的生育选择权利、改变了不同家庭的禀赋构成和策略选择空间。在政策约束、市场主导和家庭资源整合三重力量交互作用下,中国家庭在自身的结构调整和策略重组中得以延续和发展。但是在当前稳定的低生育水平下,计划生育政策导致家庭自我调整能力下降,需要政府给予政策支持以帮助家庭更有效地整合社会资源。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可以将开放单独夫妇生育二孩作为过渡,逐渐向城乡二孩晚育政策平稳调整,以增强家庭发展的可持续性。     

农村外出务工青年生育意愿调查研究——以贵阳市为例

以贵阳市的农村务工青年为调查对象,了解他们生育意愿的现状、影响因素,探讨生育意愿对于青年生育行为的影响力。采用偶遇的方法,选取在贵阳市务工的300名18~35岁的农村青年作为调查对象。共发放问卷300份,回收有效问卷278份,回收率为92.7%。结果是农村外出务工青年生育孩子数量在有无国家政策限制的情况下,都不愿多生,已婚的生育目的多注重孩子养老的一面,未婚青年的生育目的多是为了增加夫妻的感情,增添家庭的乐趣,认为孩子是爱情的结晶,未婚青年注重孩子的精神层面上的意义,已婚青年多注重孩子在现实层面上的意义,并且,外出务工青年大都注重提高孩子的素质,对孩子都有较高的期望。农村外出务工青年的生育意愿大多符合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而且在有无政策限制下都具有较大的一致性。     

“单独二孩”到“全面二孩”政策的演变——基于多源流分析框架的政策分析

实行了几十年坚决不动摇的计划生育政策为什么在短短的两年内经历了从"单独二孩"到"全面二孩"政策的巨大转变?是什么原因推动了这项政策的最终出台?这项政策背后的议程是如何构建的?运用多源流分析框架,对"全面二孩"政策进行梳理分析,有利于我们理解政策出台的背后过程。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看点解读(一)

<正>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提出允许普遍二孩政策,将允许每对夫妇生两个孩子。全会公报指出,促进人口均衡发展,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提高生殖健康、妇幼保健、托幼等公共服务水平。     

生育支持体系对青年流动女性就业的影响研究

生育支持体系对缓解个人的"工作-家庭"冲突与促进国家的"生育-就业"共举具有重要作用。运用2013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以已育一孩的青年流动女性为研究对象,关注生育保险、孕产服务和抚育照料三方面的生育支持因素对其生育后是否就业的影响。通过构造工具变量、交互效应和分样本检验等统计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对产后是否就业而言,生育保险的作用具有长效性和稳定性,孕产服务的作用具有时效性和类别性,抚育照料的影响具有选择性和先导型。构建和推行一套与"全面二孩"政策相配套的生育支持体系,对解决中国当前人口生产面临的困境及相关问题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计划生育政策改革路径分析——以“单独二孩”政策为视角

伴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我国人口结构濒临失衡,独生子女家庭抵御风险能力持续下降,现行生育政策的弊端日益凸显。在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前提下,启动"单独二孩"政策,转变人口工作理念,逐步推行家庭计划指导促进模式,落实国家保障义务,建立健全失独抚慰补助制度,是解决此类问题的有效途径,亦符合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要求。     

新人口政策下应对“教师生育性缺员”困难

<正>【提案背景】随着新人口政策的实施,给工作具有独立性和短期不可替代性的学校,尤其是女教师占比大的学校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和挑战。这种压力和挑战具体表现在:一方面是师资力量的整体短缺,部分女教师集中的学校,学科缺员现象更加突出,导致学校教学工作无法正常运转;另一方面是二孩生育延长了教师特别是女教师的成长周期,教师精力投入和专业提升受限,隐形加剧了师资力量的紧张局面。     

全面两孩政策下失独者扶助金制度的调整

我国于2016年1月1日起实施全面二孩政策,但失独现象和失独者面临的经济困境仍将长期存在,国家应继续给予经济上的补偿。但应基于生育政策的重大调整对失独者扶助金制度的影响和现有规定的不足,提出新的制度设计,将对失独者的经济扶助分为三种:一、一般扶助金,即对失独后未再生育或收养子女的夫妻的经济扶助;二、对失独后再生育或收养子女的夫妻的经济扶助,可称为再生育或收养扶助金;三、一次性扶助金,即对失独夫妻失独后的一次性经济扶助。     

家庭照料视角下家庭生育决策影响因素研究

根据北京市人口研究所2013年东城区居民生育意愿调查数据研究发现：家庭照料对家庭生育决策的影响因家庭所处生命周期的不同而有所差异，老年人能否为子女下一代提供足够的照料资源，是子女生育决策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目前北京市育龄人群大部分处在照料孩子的单压力下，当生育第二个孩子时，老年人照料和儿童照料双重照料重叠交叉的可能性更大，儿童照料资源的供给将越来越成为制约生育决策的关键因素。家庭如何寻找新的替代性儿童照料资源或者国家和社会能够为儿童照料提供何种帮助是决定未来家庭生育决策选择的关键，因此要构建家庭友好型政策以积极应对。     

当代大学生生育意愿、伦理现状研究

采用自编问卷对931名大学生进行调查,并对调查结果进行数据分析。得出当代大学生在生育孩子性别上没有明显偏好,计划初育年龄大部分在25岁以后,并表现出比较强烈的生育二胎意愿;大学生对同性恋家庭模式持包容态度,对丁克家庭模式也未有明显反对倾向,大学生在"借腹生子"问题上普遍持反对态度,在人工流产和大学生捐献精子问题上则持保守态度。结论当代大学生在生育意愿上表现较为理性、客观,大学生更加以个体为本位,在生育行为上,个人利益权重正在增加。大学生受传统生育观念影响正在减小,在生育伦理上持更为开放态度,但仍然具有一定的传统延续,所以,当代大学生在生育伦理观念上传统与开放并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