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标准上调与扶贫开发思路调整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扶贫开发需要面对的新挑战是:农村贫困人口与其他人群的收入差距继续扩大,相对贫困问题日益严峻;农村贫困人口的发展成本迅速增加,发展贫困问题日益突出等;为应对这些挑战,2008年底国家上调了贫困标准。农村贫困标准的上调要求扶贫开发思路实现重大转变:从扶贫出发点看,不仅要保障贫困人口的生存问题,更重要的是赋予他们公平的发展机会;从扶贫任务看,首要任务已从解决绝对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转向实现脱贫致富等。贫困标准上调后,扶贫开发应采取的措施是:准确识别扶贫对象,做到应扶尽扶、科学分类;拓宽扶贫资金投入渠道,构建多元化的扶贫格局等。     

农村扶贫攻坚情况调查研究——基于贵州扶贫对象视角的调查报告

贵州是贫困问题最突出的欠发达省份。调查贵州贫困群体对农村扶贫政策及相关扶贫服务项目的具体评价,以及帮助贫困受助方摆脱贫困所产生的因素等,对从扶贫受助方的视角来考察农村扶贫攻坚工作成效有着典型意义。在此基础上,完善扶贫工作制度建设、建立行为约束机制,使受助方参与扶贫项目过程,均可获得更加开阔的理性认知空间。     

贫困农户的教育人力资本投资问题分析——基于精准扶贫视角

在精准扶贫的进程中,贫困农户由于受教育程度低,人力资本存量不足,减贫可行能力欠缺,成为脱贫攻坚亟待解决的难题。"扶贫先扶智",要充分发挥教育扶贫的作用,构建合理有效的成本补偿机制,减少贫困农户教育投资的支出,降低农户教育投资的风险;要提升贫困地区教育质量,补齐教育资源的短板,满足贫困农户高度异质性的教育投资需求,改变贫困文化的影响;要鼓励引导贫困农户增加教育投资,累积人力资本存量,提高劳动生产率,获得更多劳动报酬,同时通过教育机制阻断代际贫困传递,提升贫困农户的减贫能力与脱贫质量。     

山东省选派“第一书记”基层扶贫的经验与启示——以菏泽市郓城县为例

2012年4月,山东省省委组织部从省直机关单位和企事业单位中选派582名优秀党员干部作为"第一书记"到贫困农村抓党建促脱贫。这是山东省省委省政府对农村扶贫攻坚工作的创造性尝试,是"行业扶贫""单位包村""干部下乡"三者的有机结合,该政策极大的提高了政府扶贫的"瞄准精确度",是对新时期我国农村扶贫工作的一次有益的探索和尝试。自"第一书记"政策实施以来,该政策为贫困农村带来了重大的变化,极大地改善了贫困农村的经济发展条件,推动了贫困农村的基层党组建设,赢得了当地村民的一致认可。     

贫困人口分布、构成变化视阈下农村扶贫政策探析——以湘西八个贫困县及其下辖乡、村为例

基于对湘西八个贫困县及其下辖乡、村的扶贫开发调查和定点贫困调研,从我国农村剩余贫困人口分布的地缘性特征以及贫困群体构成以劳动力人口为主的视角梳理和分析了1986年以来的农村扶贫开发政策,重点分析了扶贫资源瞄准和使用偏离扶贫目标群体、扶贫工作重点集中于就地开发建设物质资本以及就业援助政策缺失的问题及其后果,进而结合可持续生计理论框架探寻了扶贫政策取向,提出国家的扶贫资源和项目必须瞄准地缘性分布的有劳动能力的贫困群体,把能力建设置于新扶贫开发战略的优先地位,把就业援助政策作为扶贫政策体系建设的重点.     

“四联”并举，教育帮扶“花开有声”

<正>近年来,民进宁波市委会围绕教育扶贫开展了一系列扎实行动。从贫困乡村到偏远海岛,从革命老区到西南山区,市委会通过全链联动、校校联结、产学联通、广泛联谊"四联"并举,切实为山乡学子搭建了一座连接优质教育资源的彩虹桥。     

抓县域经济实施产业扶贫

不断完善政策条件,依靠全民创业,推动贫困县打造优势产业,使贫困群众成为扶贫开发的主体我国的扶贫成就为全世界所瞩目。近几年以推动县域经济发展为目标的产业扶贫开发模式正在显示成效,并成为大多数贫困地区的选择。     

精准扶贫中的社会扶贫析论

改善民生、消灭贫困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消灭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要求。我国精准扶贫进入攻坚期,要实现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农村全部贫困人口脱贫的目标,必须通过动员社会力量走中国特色社会扶贫道路,促进脱贫攻坚。     

借开发改造“西部穷县”

集中扶贫资金,加大扶贫力度,扶持西部县域经济,推动西部穷县尽快摆脱贫困面貌受特殊的地理位置、经济发展水平与基础设施,以及行政、财政、金融及整个宏观管理体制的制约,西部地区县域经济的发展远远落后于东部地区。记者在宁夏、青海、甘肃等国家级贫困县采访发现,县政府的主要工作都是围绕扶贫开发开展的,但由于当地自我发展能力十分低下,     

县域视角下西部地区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研究

我国易地扶贫搬迁有效解决了“山水难育人”的深度贫困问题。“十四五”时期，易地扶贫搬迁进入以后续扶持工作为重心的阶段，西部地区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工作直接关系到我国脱贫攻坚事业的巩固和乡村振兴事业的开局。本文在县域视角下，观察西部地区易地扶贫搬迁的产业转化、身份转化、文化转化，在三种转化之下研究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面临的问题，并据此探索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的发展策略。     

我国扶贫工作取得成效

经过几年连续不断地努力,我国的扶贫工作已经取得明显效益。据有关部门统计,全国累计扶贫一千万户,目前已有一半,即五百万户摆脱了贫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农村改革的不断深入,商品经济的发展,广大农村经济繁荣,农民生活迅速得到改善。但是,由于自然条件太差等原因,我国农村尚有一部分地区或农户仍处于贫困境地。开展扶贫工作,是促进农村经济全面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一项重要工作。党中央和国务院把千方百计帮助     

新型城镇化下农村基础教育问题探析

近些年来,随着国家各项改革措施的出台,我国农村城镇化进程逐步加快。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村基础教育改革是城镇化的一个核心议题。从我国农村基础教育发展现状来看,仍存在留守儿童群体、隔代教育、教育资源紧缺等问题。为了切实提高农村基础教育水平以加快农村城镇化步伐和推动农村基础教育又好又快发展,我们必须切实解决好现今农村基础教育存在的问题。为此专家学者们对于农村基础教育改革的呼声也愈来愈高,越来越多的农村中小学开始重新布局调整,政府也开始加大对农村基础教育的经费和人力投入,从而促进农村基础教育的健康发展。     

发展型社会政策视角下农村反贫困问题研究

贫困问题一直是中国面临的重要社会问题,目前,中国农村已经进入到反贫困的紧要关头。农村的贫困具有多样性、复杂性等特点。要使农村贫困居民真正摆脱贫困,就必须在扶贫政策中贯彻发展的理念。笔者发现农村的反贫困主要存在贫困人口脱贫能力不足、贫困文化的影响以及社会福利体系不完善等问题,所以,我们有必要发挥发展型社会政策的上游干预原则,削弱贫困文化的影响力,增强贫困人口的可行能力,建立完善的社会福利体系,阻断贫困"蔓延"。     

志愿服务参与扶贫工作:风险与防范路径

贫困是我国一直以来根深蒂固的重大问题,解决贫困问题亟须从政府单中心扶贫模式向以政府为主导的多元中心模式转变,其中志愿服务在满足贫困户的基本需求和帮助贫困户脱离贫苦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综合运用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进行分析,认为当前志愿参与扶贫中存在志愿者安全意识不强和风险防范机制不够健全等现象,提出了建立和完善我国志愿服务参与扶贫的保障机制路径,以多维度优化志愿服务参与扶贫机制,落实志愿服务参与扶贫工作的志愿者和农村贫困群体的权益保障,促进社会公平和稳定发展。     

优势视角下农村精准扶贫模式创新路径探索

精准扶贫是我国当前扶贫攻坚战的战略导向。社会工作的优势视角关注个体及社区的内在力量和优势资源,注重激发案主的主体能动性和抗逆力,与精准扶贫强调参与各方的能动性、注重脱贫效果的持续性等理念具有内在的契合性。优势视角具有降低负面标签效应、避免扶贫对象被客体化、充分利用有效资源等优点。通过对扶贫对象个体开展"优势视角"教育进行精神扶贫,并依据各自优势进行分类技能培训提升其人力资本;挖掘社区资源与优势,推动社区资产建设;链接社会资源,促进多方合作等路径,将优势视角融入农村扶贫工作,能够使贫困群体更快更彻底地摆脱贫困,推动精准扶贫模式的创新发展。     

后扶贫时代的贫困问题及治理

2020年是国家实施扶贫战略的一个分界点。2020年我国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消除区域性整体贫困。然而,后扶贫时代并不意味着彻底消除了贫困。即便在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依然会有贫困人口的存在,后扶贫时代仍会存在相对性、结构性、集中性的贫困问题。针对后扶贫时代的贫困特点,防止贫困人口返贫,应转变减贫思路,将扶贫为主的治理机制转向防贫为主的针对相对贫困的治理机制;加大政策支持,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监督机制;建立分级预警监测机制,实行动态管理;强化综合社会保障措施,做到应保尽保;加强减贫工作人才队伍建设,为长效减贫提供强有力人才支撑。     

“后扶贫时代”相对贫困治理与乡村振兴的协同逻辑及政策选择

2020年脱贫攻坚取得胜利以后，我国治贫阶段进入“后扶贫时代”,扶贫工作重心也由消除绝对贫困进而转向相对贫困治理。当下，乡村振兴仍然聚焦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总目标，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最突出最首要的问题便是相对贫困治理。从政策协同理论的视角看，相对贫困治理与乡村振兴在协同主体、协同内容与协同机制三个维度具有内在逻辑关联。为此，可通过主体协同共治、内容衔接共通和机制协同互促的方法来促进其有效协同，并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多维识别标准、统筹城乡相对贫困治理、转换“输血”扶贫模式等四个层面的政策选择来提升贫困治理效能，实现乡村全面振兴。     

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精准扶贫模式研究——基于精英主义的视角

随着我国扶贫工作进入攻坚期,精准扶贫成为扶贫治理创新转变的新思路。由于扶贫工作的主战场是组织性较差、自主性较低的贫困农村场域,因此农村精英人物在整合地方力量和进行资源生产中起到了重要的主导和推动作用。从精英主义的视角对梧州市精准扶贫模式进行审视,可以发现,梧州市农村精英人物通过动员普通村民、增值社会资本、依托组织载体、创新精英管理等方式形成的"精英主导—农民参与"的扶贫路径有效地将扶贫力量进行了整合,形成了扶贫合力。在推动地方引进科学技术、构建农村金融体系、拓宽销售渠道、完善基础设施的资源生产过程中,农村精英人物也发挥了关键性力量。"梧州模式"形成了精准扶贫的成功范本,诠释了精准扶贫因贫施策、因村制宜的精髓。     

文化扶贫:贫困文化视域下扶贫开发的新审思

为了积极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扶贫开发成为了当下贫困地区的重点工作。助推扶贫开发工作深入开展,路径选择可谓具有多样性。而文化扶贫就是在这一背景下的一种选择。立足贫困文化理论的学术视角来解读贫困地区的贫困状况,思想观念滞后、受教育程度较低和价值观念消极等因素严重地制约着当地民众的脱贫致富。因此,当地的文化扶贫工作需要从制度的建构、民众观念的改变、文化产业的开发以及教育资源的供给等方面进行理性审思,方能有助于整体扶贫开发终极目标的实现。     

对扶贫目标偏离与转换的分析与思考——政府主导型扶贫模式中的制度及行动调整

由政府组织系统对扶贫资源进行分配、管理和运作,是中国解决农村贫困人口贫困问题的一大特点.然而实践说明,政府主导的扶贫行动目标经常发生偏离和转换.由于实际参与扶贫的政府组织系统、扶贫项目及资源流向的操作设计、扶贫对象等方面存在问题,导致扶贫资源经常流向非目标群体或领域.为提高扶贫效果,减少扶贫目标的偏离与转换,我国政府已对农村扶贫政策与制度进行了创新性调整,本文提出,还需要对扶贫具体行动作出对应性调整,包括更新扶贫资源的承接载体、实现扶贫行动主体的多元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