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组织环境的组织模式重建

从既有的组织来看,都受到环境因素的影响,组织的建构本身就是为了在具体的环境之中去开展集体行动,环境决定了组织的形式以及性质,反过来,组织的职能也体现在环境控制方面。迄今为止的所有组织都是在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建立起来的,其环境控制之所以可能,也是由组织环境的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所决定的。然而,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我们的社会呈现出了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特征,既有的组织在这一条件下已经无法实现环境控制,以至于我们的社会呈现出危机事件频发的态势。在风险社会中,在危机事件频发的情况下,我们需要谋求组织模式的根本性变革。所以,从官僚制组织向合作制组织的转变将是历史的必然。合作制组织拥有面对环境的充分开放性,特别是因为其开放性而获得的流动性,将使组织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显示出超强的能力,而且,也是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下开展集体行动的最佳途径。     

在风险社会中看任务承担方式

组织的动态表现形式就是承担任务,但以什么方式承担任务,则是由组织的性质决定的。或者说,以什么方式承担任务反过来决定了组织的性质。工业社会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官僚制组织是以分工-协作的方式承担任务的,而在人类走进了风险社会,面对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时,这种任务承担方式陷入了失灵状态。我们所谈论的风险社会亦如贝克说的是"全球风险社会",它把人类转变成了命运共同体。在这个社会中,行动的任务就是人的共生共在,所采取的方式是合作而不再是分工-协作。合作是自由的和自主的,合作制组织是开放的和具有流动性的,我们也将这种组织形态说成"液态化"。合作制组织是适宜于在风险社会及其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承担任务的组织。     

论合作行动的条件:历史背景与人的追求

在工业社会的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人的共同行动所采取的是协作行动模式,当我们的社会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呈现出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时,协作已经不再能够成为共同行动的有效模式,而是需要去建构起一种合作行动模式。特别是面对频发的危机事件和在风险社会中去开展行动时,共同行动中的随机性行为选择和灵活性的反应机制都要求人的共同行动必须是合作行动,而不能恪守协作行动的模式。在此情况下,作为行动者的人需要重新定义。虽然语言、劳动依然是人作为人的必要条件,但更需要从人的行动的角度去定义人。合作行动中的人是有道德的人,反映在人际关系上,表现为信任。正是信任,构成了合作的前提。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合作行动是服务和从属于人的共生共在的,每一个行动者的每一项行动都必须指向人的共生共在,也只有以人的共生共在为目标的行动才是真正的合作行动。     

全球化、后工业化背景下的组织研究

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伴随着社会的组织化。在农业社会,自然经济本身就意味着它是非组织性的,事实上,在这一时期,人在不参与到任何组织之中的情况下也照样可以生存,甚至避世隐居是一种带有诗意的生活方式。然而,在工业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必须参与到组织之中才能开展社会生活,整个社会就是由组织编织起来的。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社会组织化的进程不可能发生逆转,反而会得到增强。这样一来,如果说全球化、后工业化意味着一场伟大的社会转型的话,那么,这种转型则会首先反映在组织模式的变革中。如果说在工业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是官僚制组织,那么,在这次社会转型中将建构起合作制组织。合作制组织是一种全新的组织形式,是适应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社会行动的要求出现的,在所有的方面都将不同于官僚制组织。     

在后工业化进程中看政策终结

人类社会正处在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过渡的关键历史时期,这一时期的基本特征是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该特征使得事物的时间性、周期性日益突出。公共政策系统在受到人类认知能力的客观有限性、政策制定主体的主观意识以及政策环境的复杂多变等因素的影响下,政策终结成为了保持整个系统动态循环的关键节点。高度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条件下,政策终结研究朝着实践层面、个体性层面以及多元化视角层面发展的过程,既体现出公共政策科学的自我完善,同时也是后工业化进程中公共管理实践所带来的现实要求。     

公共组织研究的传统与突破

公共组织研究是在工业社会确立过程中兴起的。传统的公共组织研究集中在以官僚制为基础的常规组织上,这是适应工业社会稳定条件下的机械化大生产的组织形式。任务型组织是一种相对于常规组织的以任务为导向的组织形式,将成为高复杂度、不确定性骤增的后工业社会的主要组织形式,这是公共部门组织研究的新动向。     

论组织模式转型与政策过程的重塑

政策过程是基于组织来开展的,不同组织模式下所开展的政策过程也完全不同。工业社会以官僚制组织作为社会生活的载体,政策过程也是基于官僚制组织的运行来开展。官僚制组织是工具理性的典范,基于官僚制组织所形成的是一种常规决策。但是,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社会越来越多地面临高度复杂性与高度不确定性的政策问题时,官僚制显得缓慢且僵化,常规决策模式受到挑战。社会发展推动官僚制组织逐渐向合作制组织转型,常规决策模式也逐渐向更为灵活的非常规决策模式转变,政策过程得到重构,成为一个合作行动系统。     

公共管理是一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

公共管理是一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它产生于人类社会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中，是出于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社会治理要求而产生的。在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中，曾经出现过两种基本的社会治理模式，农业社会所拥有的是一种统治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工业社会中产生的是一种管理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在后工业化的过程中，出现了公共管理，它是一种服务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公共管理是人类社会治理发展的必然结果，它需要实现对传统的行政管理以及公共行政的继承与超越。     

从组织理论的进路看大部制改革

大部制通过对组织职能领域进行扩展性的重新界定,对组织结构进行合并整合,最大限度地避免政府职能交叉、政出多门、多头管理,以提高行政效率.从理论上看,这是应对组织环境的不确定性而采取的重要措施之一.组织应对环境的不确定性往往还必须转变职能、下放权力.我国当下的行政环境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这一环境也能够支持大部制改革.但是,大部制有其运行的复杂性和自身功能的局限性,必须有相应的措施和综合性的改革,才能实现预期目标.     

论竞争的后果与风险社会

工业社会是竞争的社会,竞争促进了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在工业社会这个历史阶段中,竞争似乎表现为一种终极性的社会发展推动力,推动了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的加速化。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的加速化与社会的复杂化和不确定化是同步的,在20世纪后期,我们的社会呈现出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特征,并以风险社会的形式作用于我们的生活和生存。竞争行为也许有着悠久的历史,但这种行为的模式化是在工业社会中实现的。而且,博弈论的出现也使竞争行为得到了理论证明,并在博弈论反作用于实践的时候,使竞争行为模式获得了理性化的策略。在工业社会中,竞争是理性的人的理性行为,也是在社会规范的框架下展开的,但其结果却是理性不能接受和承认的,是一种非理性的状态。具体地说,竞争行为在其所发生的每一个系统中都可能是理性的,而在溢出到系统之外的时候,就以一种非理性的结果出现了。所以,竞争把人类带入了风险社会中,而在风险社会中,竞争的后果则更加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