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城市社区的民主合作治理

城市社区的民主合作治理,就是将城市社区的"公-私"和"私-私"这两条治理关系结合起来,以居民委员会为中枢机制,将基层政权机关的管理、社区居民的自治和社区利益团体参与治理整合起来,而形成的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城市社区的民主合作治理模型,重视社区主体之间双重三层多向度的合作博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多方面的理论依据.这种民主合作的治理方式,经过学者的归纳和总结,已经获得了各级政权机关的确认和肯定.     

过渡型社区治理的困境及主体分析

过渡型社区是我国快速城市化过程中的一种新型社区形态,是现代城市向乡村扩张的结果。过渡型社区是自上而下方式推动形成的,伴随着利益格局重大调整和居民生产生活方式的变迁。这使得过渡型社区在治理过程中面对社区治理资源不足、社区认同度不高、自治组织不健全等诸多挑战,破解这些难题成为亟须解决的现实问题。本文通过对过渡型社区各利益主体的分析,探讨在新的利益机制下重建组织行动的契约,以达到共同利益的最大化,实现过渡型社区的良好治理。     

地方政府创新行为的制度分析

本文运用诺斯关于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 ,考察了具有独立利益目标与拥有资源配置权的地方政府在我国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中的影响专用性 ,论证了地方政府制度创新活动曾经有着合理的存在理由。同时 ,随着市场经济制度发展到较高水平 ,地方政府创新行为将逐渐偏向于可能无效率 ,中国的制度变迁则会通过一个博弈过程或强迫执行过程而退出锁定 ,向其他制度变迁方式转变     

多元主体参与社区场域中的协同治理实践——基于四种典型的社区治理创新模式的比较研究北大核心

社区生活本质上是各利益相关主体之间的互动和博弈。在此过程中,地方政府、社区自组织、各类社会组织和社区居民之间以社区场域为互动平台,实现着各自的目标取向和价值追求,也形塑着不同的社区治理实践模式。不管是调整改革中的上海、沈阳模式,还是正在兴起实践中的北京、广州模式,都反映着社区治理微观场域中,多元治理主体的关系建构和合作互助状态。真正契合当前我国社区治理创新的可行性模式选择,应该是通过明确边界、积极引导、培育赋权、参与共享,以实现社区治理实践中多主体参与的协同式治理实践。     

利益视角下的地方政府非理性行为分析

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客观存在的地方利益是指以地方经济利益为基础的一种以地方政府、地方企业以及地方居民等为主体形成的共生型集团利益,具有客观合理性、从属性、双重性、隐蔽性以及共生性等几个方面的特性.地方利益的现实存在,往往会诱使地方政府在进行地方事务治理的过程中罔顾全社会的公共利益,通过一系列非理性行为,来追逐本地方利益的实现.地方政府恶性扩张、地方保护主义、地方政府制度伪创新以及在利益航向标指导下执行公共政策等这些地方政府非理性行为,无一不与地方利益存在着直接的因果联系.因此,我们要治理地方政府非理性行为,就必须合理引导地方利益的实现.     

强制性制度变迁中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博弈分析

制度的形成是一个博弈的过程,是包括制度的设计者、执行者在内的博弈均衡。在强制性制度变迁中,制度的设计者是中央,执行者是地方政府。由于中央与地方是独立的经济利益主体,双方利益和偏好不一致,就会导致中央提出的政策与地方实际执行的政策不一致,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因此,中央政府在制定政策制度时,应充分考虑地方政府的反应,与地方政府重复博弈,诱使地方选择有利于中央政府的行为方式,只有这样中央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才能顺利、彻底地实施。     

我国台湾地区社区治理的体制、机制探析

在政府职能转型和公民参与治理意识提升的背景下,我国大陆的社区治理模式正面临发展困境,社区治理模式亟待创新。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中,我国台湾地区在城市社区建设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以台北市文山区忠顺里社区治理为例,分析研究发现,我国台湾地区城市社区虽然力推民主自治,但并未完全脱离政府组织的影响,而只有后者的扶持,才能将自治推向深远;在社区自治的过程中,治理的效果和发展方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有"精英式"的"领头羊"及其领头的能力;在处理社区矛盾过程中,社区同时拥有制度性和非制度性两种不同的冲突协调机制。     

村社区干部贪腐现象及其预防对策——以M市城乡结合部为例

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出现了大量的城乡结合部地带,受特殊的历史、社会、经济等因素影响,这一区域矛盾非常复杂,治理难度较大。尤其是在土地征迁、经合社10%留用地项目建设、"三资"管理等方面频频发生的基层干部贪腐现象,不仅直接损害了村民(社区居民)的利益,而且严重影响了党群关系和政治信任,成为城乡结合部稳定和发展的一大障碍。预防村(社区)基层干部的腐败,一要强化村(社区)务公开,对"三资"管理实行"钱账双代理"制度;二要加强村民(社区居民)的监督权、罢免权,让群众积极参与到村级(社区)公共事务管理当中来;三要规范程序标准,营造公开透明拆迁环境;四要加大查处力度,发挥惩戒威慑功能。     

城郊土地管理困境:中央与地方的“土地博弈”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土地博弈"在城郊土地管理中表现得最为突出,造成城郊土地管理困境的原因主要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主要目标存在差异,分税制的不完善,以及我国现行的农村集体土地制度尚不完善等。而化解"土地博弈"的困境在于将农民纳入博弈之中,完善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分配制度,建立土地配额转让流通机制。     

我国农地管理的主体行为与博弈分析

我国现行的农地管理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其核心原因在于宏观政策缺乏微观执行基础.基于此,分析了农地管理主体(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村集体)的行为,并探讨了农地管理中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博弈、不同管理主体的行为变化对各主体利益的影响以及由此引发的农民的利益变化.利用博弈论分析方法建立了三个主体的博弈分析模型.首先从子博弈分析出发,分析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农地管理中的博弈过程,其次分析地方政府与农民集体利益的代表——村集体的博弈分析,最后建立三个主体的主博弈模型.研究发现:在农地管理过程中,地方政府间联合与中央政府博弈的可能性不大,因而通过自上而下的政府规制,白下而上做实农地管理的微观主体——包括明确农民的使用权益、提高农民的市场地位,有利于消除农地管理中的寻租行为,提高农地管理的效率.     

制度能力与治理绩效——以上海社区为例

本文考察了社区治理绩效的影响因素.通过对上海45个小区调查数据的统计分析,文章发现居委会的制度能力与社区治理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关系.居委会动员社区外资源的能力有助于提高其服务效率、居委会直选投票率,居委会与物业之间的合作关系也有助于提高直选投票率.该研究发现意味着,随着住房市场化和封闭式小区的出现,传统的基于楼组长动员网络的社区治理技术面临挑战,居委会有必要采取新的社区治理实践和技术来强化其制度能力的建设,从而更好地服务、管理社区.本文将制度能力作为一种分析工具引入城市社区治理的研究,丰富了社区治理研究的理论视角.同时,本文认为今后的研究需要进一步完善居委会制度能力的测量指标,并进一步阐明制度能力影响治理绩效的作用机制.     

社区股份公司的发展困境:逆向嵌入与信任消解——基于深圳市L区的实证研究

社区股份公司是城市集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城市的经济发展与空间拓展具有重要意义。面对现阶段我国多样的市场机会,社区股份公司却长期固守低端物业和租赁经济,经济发展模式单一,发展处于停滞状态。基于深圳市L区31家社区股份公司的实证研究,发现股民通过“出身”股权和宗族网络逆向嵌入社区股份公司,严重束缚了社区股份公司管理层的自主性。由于社区股份公司与地方政府缺乏有效的正式沟通渠道,以及过往合作质量较低等因素,极大地消解了双方的信任,社区股份公司不能很好地回应地方政府的扶持政策。未来需要从做实集体股份、完善公司治理、调整股权结构、重建信任机制以及提高政府服务质量等方面入手,破解社区股份公司的发展困境。     

社区治理与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基于宁波市社区案例研究

当前我国的社区治理,不仅要求政府更有效地履行职能转型,而且要求公民社会积极成长并与政府合作共治。政府职能转型和公民社会成长是关系到社区得以有效治理和长足发展的重大问题,也是当今社会管理与社会体制研究的热点问题。本文采用案例分析的方法,基于宁波市的社区案例,分别从以需求为导向、以项目为载体的服务供给模式,多元合作治理．社会组织在公共服务的介入等三个方面进行实证研究。宁波市的社区治理实践既表明政府与社会合作共治的可能性和可能方式,又反映出在合作治理中政府的定位和行为方式,以及社会（主要指社会组织、个体群众等）参与社会管理的途径与方法。社区治理从微观层面对于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具有积极意义,它体现出政府与社会的新型关系模式。社区治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应以转变政府职能和培育公民社会为前提,使政府与社会都成为社会管理的重要主体,并以政府与社会合作共治为核心。     

社区心理现状与建设思路：基于对北京市G街道的调研

当前的社区治理很少考虑社区共同心理的建设,而且缺乏针对社区心理特点的调研资料。我们在北京市 G 街道五个社区开展的居民社区心理调查表明,虽然总体而言人们内心对社区的认同感较高,但是在社区行为层面,如邻里交往和社区参与的得分并不高;此外,不同群体这些变量上的得分有所差异。基于此,建议在北京市率先开展社区心理建设,通过设立社区标志物、开展社区间竞赛、组织社区虚拟论坛、开展党员和工作人群“回社区报到”活动等增强居民社区认同,促进邻里交往和社区参与,培育社区共同心理。     

两级财政博弈下地方政府举债行为分析

中央和地方财政博弈随着财政制度调整一直存在。在两级财政博弈下，地方政府在财政包干制度下存在“经营企业”行为，在分税制制度下存在“经营城市”行为。地方政府“经营城市”行为结合土地制度最终导致地方政府大举借债行为的发生。     

旧乡村里的新城区：城市“新增空间”的社区风险治理

伴随城镇化建设的迅速推进，我国城市群和中心城市周边出现了大面积“新增空间”。由于地处城乡结合带，人口结构复杂、城乡文明交融，城市“新增空间”很容易成为“风险集中带”，大量风险矛盾向社区层面挤压。调研发现：生长于旧乡村的新城区，面临城镇新市民融城之难、治理主体权利互损之险、社区治理滞后之乱等风险。引入无缝隙政府和整体性治理的视角后分析得出：城市新增空间的社区风险是上游政府职责缺失问题在下游社区的集中爆发，社区治理面临“政府职责脱嵌”与“政府社会失联”的“双重缝隙”。为推进社区治理，应当构建“前期土地审批规划—中期质量监管—后期社区管理和自治”的无缝隙职责体系，强化政府社会之间的整体性治理。     

大城市空间结构演变与治理研究——对上海的调查与思考

城市空间结构是城市科学研究的热点问题。通过对人口、房地产、城市规划等经济社会数据的分析可知,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上海等沿海大城市已出现了经济、社会和人口等空间结构演变趋势。大城市空间结构的演变使得居住分异现象日益显现,社会公平性问题开始突出,加大城市空间资源整合日益重要。维持经济发展、社会秩序与空间匹配之间的有效平衡,需要从更高的社会经济制度层面上思考城市如何治理。因此,建立法治社会,规范政府行为,加强房地产投资的引导与控制,推进市民利益维护机制建设,制定合理的人口战略等城市空间调控政策迫切需要出台。在"和谐社会"治国理念下,城市空间治理将日益重要,因此,需通过对大量城市的实证研究,总结中国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特征、机制、趋势、效应,并对比中外城市空间演化的差异,反思传统的城市治理模式,构建新型的城市治理架构,并以此规范人口流动、提高城市化质量、消除城市社区隔离、规范住宅房地产发展、保障弱势群体空间公平分配。     

Social Value and the Management of Community Infrastructure*

The management of community infrastructure by local governments has emerged as a significant policy issue in Australia as evidence mounts of a funding shortfall to maintain ageing physical assets. In 2003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introduced a new infrastructure management policy to focus local government decision‐making on service potential and financial sustainability rather than political interests or community preference. However, the policy relies on a model of local government as a service provider that is inattentive to new interests in community building and governance and takes limited account of the wider social value of community facilities. This article backgrounds debates over infrastructure, particularly at local level, and critically analyses the new policy direction set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构建多元协作性社区治理机制解决集体行动困境——一个“产品-制度”分析（PIA）框架

在重新分析有关集体行动的各种经典描述和简化模型的基础上,首先从资源/资本、人性、产品和组织四个角度分别探讨了为当前学界研究所忽视的导致集体行动困境的各种深层原因;进而,在抽象社区和五个基本社会行动者的简单理论假设的前提下,从"产品-制度"分析(PIA)的角度系统探讨了解决集体行动的各种理想模型--四种自主治理模式(社区治理模型、俱乐部治理模型、优势群体治理模型和私有化治理模型)和四种他助治理模式(政府治理模型、企业治理模型、学者型治理模型和伦理道德型治理模型),描述了集体行动的社区治理类型树,主张在各种理想或元模型的基础上通过构建多元协作性社区治理机制来解决社区集体行动困境;最后,通过对社区内外因素、社区内部机制、"产品-行动"框、行动者在特定外部影响因素下的选择机制,以及产品性质和其他特征如何影响博弈理论分析框架的诸种变量的逐一分析,发展了不同治理模式选择的规范模型(同时可以看作是一个基本的政策或决策分析框架),并进行了简单的例证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