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问题研究

我国于2009年3月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七）》虽然确立了全面保护公民个人信息的立法精神,然而,在司法实践中还存在着很多争议,在理论的具体刑法保护方面也仍有着较大的改进和完善空间,如对公民个人信息范围的认定、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主观罪过等问题都需要深入地探究与明确。本文主要从相关的立法评价、司法认定、立法改进三个方面,对公民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问题进行详细的探讨,并结合我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在相关方面较为成熟的立法及适用经验,提出适当的建议,以期对我国大陆相关的刑事立法及其完善尽一份微薄之力。     

浅论我国公民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

《刑法修正案(七)》增加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法律属性决定了公民个人信息的不容侵犯性,是刑法保护公民个人信息的前提。我国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罪名的设置有待商榷、"情节严重"标准模糊和相关附属刑法有待完善。我国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完善也需要从前述的三个方面着手。     

刍议我国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立法完善

《刑法修正案（七）》的出台使我国在刑法层面确立了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然而由于该修正案规定的模糊、概括,又没有相关司法解释予以完善,致使司法适用中存在诸多困境。本文就该修正案在立法上存在的不足进行了分析,同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与思路。     

浅谈我国公民个人信息的立法保护

信息时代,公民的个人信息也逐步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源,我国在有关公民个人信息保护方面的立法还存在很大的法律空白。本文将从个人信息的内涵、泄露的现状和原因、立法的现状与缺陷以及如何完善四个方面,来对公民个人信息保护问题作以浅要分析,以期对公民个人信息保护有所裨益。     

公民个人信息的刑事法律保护思考

随着信息时代的发展,公民个人信息的重要性日益体现.<刑法修正案(七)>通过设立非法出售、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与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希望进一步保护公民个人信息.然而纵观该条文出台之后的司法实践环节,却发现诸多疑问.本文以浙江省首起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判例为切入点,由现实问题引申至司法实践环节,再进一步追溯到立法层面,...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司法适用规则的完善

网络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前置法颁行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司法适用规则与前置法之间的不协调、不统一及滞后于司法实践等问题开始凸显。首先，分类分级保护机制存在结构性问题，不能适应社会发展和司法实践的客观需求，表现为高度敏感个人信息的范围过于封闭，未对生物识别信息等个人信息体现出特殊保护的立场；相对敏感个人信息的认定标准限定过窄，对与公民人格尊严高度相关的私密信息的保护力度不够；普通个人信息的规定存在衔接漏洞，造成法网不够严密。其次，情节严重的认定规则存在缺陷，表现为预防要素在定罪中的权重过高；单一违法所得标准对情节严重的评价不充分；不同类型个人信息的比例折算方法不合理。为使刑法与前置法保持协调，消除矛盾，应对现有分类分级保护机制予以系统性优化，对情节严重的认定要素进行整合。     

论《网络安全法》对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新启示——以两高最新司法解释为视角

《网络安全法》的出台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实体规范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和影响,引发了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新问题,如刑法能否为匿名个人信息提供保护;刑法应否将非法收集、使用个人信息行为入罪化;刑法应否为个人关键信息提供特殊保护等,2017年5月8日两高发布的《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这些问题作出了不同程度的回应.同时,《网络安全法》与该《解释》的出台也使刑法对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传统问题变得更加突出,主要是罚金与罚款衔接不顺以及相似罪名的司法解释矛盾突出.《网络安全法》不是针对个人信息保护的专门立法,我国对个人信息保护的立法还是一项未竟的事业.刑法在应对网络信息数据犯罪的过程中,还要不断完善和解释刑法规范的自有规定.     

论“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司法认定——基于190件案例样本的分析

"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的设立虽然表明了我国在打击信息犯罪、维护公民个人信息权益上的立法决心,但立法语言的模糊性却引发了理论界与实务界的诸多论争。其中争议的焦点在于如何界定"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以及"非法获取"这三个概念。通过对190件案例样本的微观分析发现,理论界与实务界、立法机关与司法机关在上述问题上存在着不小的分歧,司法认定标准的不统一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同案不同判"。为此,我国司法机关应当分析借鉴样本判决与理论成果,提炼出具有指导意义的司法认定标准,并在实践中进行检验、完善。     

完善刑事立法强化公民的正当防卫权

完善刑事立法强化公民的正当防卫权沈德咏戴长林我国现行刑法对公民的正当防卫权规定得比较原则和严格，导致理论和实践中对这类问题争议较大，有些正当防卫行为得不到司法肯定。为了完善这方面的立法，鼓励公民自觉地运用正当防卫武器来保护公共利益、本人或他人的合法权...     

论公民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

公民个人信息关系到公民个人人格、财产等诸多权益,现实中,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日益频繁和严重。公民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一直以来就是社会关注的焦点。本文较为全面的阐述了《刑法修正案（七）》中保护公民个人信息的条款,指出其中存在的问题和缺陷,并提出建议,以期完善公民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制度。     

评说速览

1保护公民个人信息要整合法律保护公民个人信息,靠公安部门严厉打击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依法治理。从我国的立法情况来看,针对个人信息这样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一方面,作为基本法的刑法,其规定过于单薄,概括性过强,而且只局限于国家机关或者金融、电信、交通、教育等单位的工作人员,对其他领域的个人信息犯罪行为没有涉及。另一方面,其他具体的规定又大都散见于工信部、银行、电信等各部门、各行业的规范性文件中,力量分散,且标准不一,既难以形成合力,而且在实践中也很难成为司法审判的依据,很多个人     

个人信息保护立法问题探讨

5月9日,"两高"发布了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刑法第253条的实际适用提供了明确依据.但由于个人信息保护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法律问题,还涉及诸如公众的知情权、舆论监督等诸多因素,同时也与信息技术密切相关.因此,包括刑法在内的立法以及司法解释等都应该存在进一步改进和完善的地方.     

论我国个人信息法律保护体系的构建

在信息化高度发展的今天,随着电子商务和电子政务的发展,个人信息已经不仅是公民人格利益的体现,其身上还承载着工具价值甚至是商业价值,个人信息的不当使用势必会给公民个人带来不同程度的侵害,这不仅侵犯了公民的人格利益、基本人权,也违背了我国向信息社会迈进的伟大进程,因此对个人信息的保护刻不容缓。然而,在我国这样一个法治社会,个人信息保护的立法现状不容乐观,仍旧以间接保护的方式对个人信息予以勉强的保护,没有专门的《个人信息保护法》,仅有的＂侵犯个人信息犯罪＂的刑法规定也是作用有限。在这样一种立法现状下,本文倡议通过建立以基本法、专门性法律、刑事法律为构架,通过不同层次和功能的法律对个人信息予以不同方位的保护,以期形成系统性的个人信息法律保护体系,完善地保护公民个人信息。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中个人信息的界定与法益侵害分析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中个人信息的内涵应当与个人信息保护法中个人信息的内涵保持一致。刑法及其司法解释对个人信息的界定存在一定偏差，应予以调整。刑法对个人信息的分类应参考个人信息保护法中的二分法，在具体规定中采取“概括+列举”的方式对个人信息予以规定。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所侵害的法益不是公共信息安全，而是与公民人格权、财产权紧密关联的个人信息自决权。将个人信息自决权认定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侵害法益符合该罪的立法目的。     

论个人信息的法律保护

在信息社会中,个人信息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源,由于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的监督机制存在缺陷,公民个人信息被泄露和滥用时,大都投诉无门。由此可见,个人信息安全保护缺乏有效的法律救助机制,使个人信息更易受到侵害,因此完善个人信息法律保护制度是个人信息保护的重要环节。目前,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已被纳入立法日程,也是今年两会代表热议的焦点问题之一。本文就个人信息的基本理论以及如何构建我国的个人信息保护制度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相关的立法建议。     

论滥用媒体自由行为的刑法规制——立足于新媒体时代的解读与反思

在我国传统的“公民有自由、媒体归国家”传播管理机制之下,“体制外”的自媒体比较能够获得民众认可,这是形成“网络大V”被视为“意见领袖”的深层根源,也是我国对新媒体行为缺乏规制并引发较多问题的重要原因。目前我国刑法体系对于滥用媒体自由行为的规制具有明显不足,司法适用中对滥用媒体自由行为的入罪解释也存在不当扩张的问题,因而立法与司法两个方面均需要完善。在适当保持对媒体自由行为予以宽容的前提下,应同时加强对严重滥用媒体自由行为的处罚制裁,但不能主要依赖于刑法,而应通过加强和完善包括刑法和行政法等在内的法律体系的全面完善,当前宜将行政法的立法完善和刑法司法的审慎克制作为重点．以恰当权衡保护公民言论自由与维护网络秩序之间的关系。     

网络言论自由的刑罚限度——兼论言论自由与名誉权保护的衡平

诽谤罪的研究应立足现有立法规定,基于刑法理论和生活事实展开。我国诽谤罪的刑事立法、司法现状和理论研究差强人意,应站在民主宪政的高度,衡平名誉权保护与言论自由的紧张关系,侧重保护宪法上最基本的公民言论自由,从诽谤的对象、诽谤行为以及诽谤的主观恶性等方面合理认定诽谤罪的成立条件和适用范围。     

敏感个人信息保护的特殊制度逻辑及其规制策略

敏感个人信息因其对个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具有极端重要性,需要特别的法律保护。我国现行立法对敏感个人信息的特别保护存在制度供给不足。《个人信息保护法》虽秉持对一般个人信息和敏感个人信息区别规制的立法思路,但有关敏感个人信息特别保护的规范较为简略。从我国敏感个人信息保护的实践需求及域外立法经验来看,敏感个人信息保护在"知情同意"的适用、法定处理事由的明确、技术治理的实现、损害认定的完善等方面应有区别于一般个人信息保护的特殊制度逻辑。相应地,敏感个人信息保护也应有区别于一般个人信息保护的特殊规制策略。     

大数据时代我国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从特点分析到完善建议

大数据时代,社会数字化转型使得个人信息的外延与内涵呈现多元化扩张的态势,在信息安全、个人隐私和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出现了新问题。作为狭义的、纯正的网络犯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在司法实践中面临着行为方式、犯罪对象及网络黑产的认定障碍,导致犯罪治理的效果不佳。前置性行政标准模糊、司法解释周延性不足、个人维权机制无力是削弱当前犯罪治理效果的主要原因。针对当前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呈现的有组织化、集团化和产业化特征,传统的刑事对策不能应对大数据时代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需求,亟须严密法网,进一步类型化侵害行为,完善相关行政前置标准与司法认定规则。并建议引入刑事合规计划,更好地实现个人信息保护和企业发展并行,实现法律规制与行业自律之间的积极良性互动。     

关于侵害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问题

《刑法修正案七》新增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条文,对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进行了规定,司法实践中对该罪名的应用还相对较少,不利于对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的打击。本文结合《关于依法惩处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活动的通知》的内容规定,对公民个人信息的概念、两罪的犯罪构成和常见的部分问题进行了分析,以便在今后的司法具体应用中更清晰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