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终结的风险辨识

公共政策终结既是公共政策的结束,也是公共政策的开始。政策终结有利于促进政策的发展与更新、提高政策绩效及质量、缓解政策冲突和矛盾,从而有效解决公共政策问题。然而,公共政策终结的过程会遭遇政策资源风险,衍生一些新的公共政策问题。因此,重视公共政策终结的成本与绩效的关系、协调政策稳定和政策发展的关系、调整旧政策与其它相关政策的关系,是公共政策终结过程需要考量的因素。     

西方公共政策终结理论研究综述

政策终结是20世纪70年代末西方公共政策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公共政策终结是公共政策过程的一个重要阶段,对政策终结的研究不仅有利于促进政策资源的合理配置,更有利于提高政府的政策绩效。本文简要回顾了公共政策终结研究的缘起、内涵、影响因素、促成策略以及发展方向等内容,并对前人的研究进行了简单的评述。     

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公民参与问题

公共政策执行是整个公共政策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环,而公民的参与是这一重要一环中的重要组成因素。公民参与公共政策执行的过程可以促进公民对公共政策的理解,有效监督政策的执行情况,提高公共政策执行的绩效,进而让政策最大化地维护和实现公众的利益。然而,在当今社会,存在着公民参与公共政策执行积极性不足、参与渠道不完备、公众人员缺乏政治素养等阻碍公民参与政策执行的现象。我们应该加大参与建设政治文明的宣传,健全公众参与政策执行通道,建立起公众与政府间的有效沟通渠道,让公共政策执行真正落实到实现和维护公民的利益上去。     

公共政策公共性的影响因素实证分析——一个Haque理论的解构尝试

鉴于Haque公共性理论的抽象模糊特性,本研究采用文献研究法对其进行了解构,并提出了公共政策公共性的影响因素模型。对模型的实证检验表明: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受公共监督的有效性、决策参与的有效性、政策相关服务的质量、公共服务与公共期望的契合度、政策受惠者结构的合理性、与政策对象的互动程度和政策绩效七个变量的影响。研究结果可用于明示决定公共政策公共性强弱的关键因素,有助于识别提高公共性的最佳途径和关键路线。     

治理取向还是管理取向?——中国公共政策绩效研究的进路与趋势

中国民主政治的深入发展以及复杂社会下公共政策风险增加,使得学界和实务界对公共政策绩效的关注日益提高。从公共政策绩效研究角度来说,对公共政策绩效研究整体进路的梳理与把握是公共政策绩效知识创新与知识增量的内在要求。文章运用批判理论的方法,对当前中国公共政策绩效研究的背景、前提、焦点等内容进行了梳理。研究发现:公共政策绩效研究有两种取向,即管理主义取向和治理取向。两种取向都是以结果导向,但两者所秉持的进路不同。管理取向的进路秉持工具主义导向,研究焦点侧重于"如何实现对政策结果的客观评价以及绩效结果如何使用";而治理取向的进路则试图超越工具主义导向,认为绩效实质上是社会建构,其研究焦点侧重于"绩效评价的合法性以及绩效生产过程"。就中国实践需要而言,两种取向的研究都有其重要的价值,需要在实践中整合两种取向的研究,而基于公共价值的政府绩效治理理论将为公共政策绩效研究提供有益的指导。     

公共政策制定的影响因素分析——以“孙志刚事件”为例

公共政策制定是公共政策过程的第一阶段,包括政策议程、方案规划、政策合法化等几个环节。民意和专家的参与、以及媒体的作用是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不可忽视的影响因素,对于推进公共政策制定的民主化、科学化有着重要的意义。孙志刚事件作为一个典型的引起公共政策修改制定的案例,对公共政策的制定有着重要的分析价值。     

农村公共政策的悖论与绩效分析

悖论现象充斥于农村公共政策过程的各个环节,并极大地影响了其政策绩效。这些悖论既包括政策决策的国家视角与政策执行的社会路径之间的矛盾、体制性冲突引发的政策梗阻现象,也有政策执行主体自身目标与价值观的冲突。农村公共政策悖论的存在,本质上是利益和文化多元性的客观反映。因此,减少政府层级、合理界定多元主体的利益边界,同时构建社会主义包容性文化,是有效缓解农村公共政策悖论的重要路径。     

基于社会资本构建灾害防救多元参与机制

悖论现象充斥于农村公共政策过程的各个环节,并极大地影响了其政策绩效。这些悖论既包括政策决策的国家视角与政策执行的社会路径之间的矛盾、体制性冲突引发的政策梗阻现象,也有政策执行主体自身目标与价值观的冲突。农村公共政策悖论的存在,本质上是利益和文化多元性的客观反映。因此,减少政府层级、合理界定多元主体的利益边界,同时构建社会主义包容性文化,是有效缓解农村公共政策悖论的重要路径。     

公共政策执行障碍的原因探究与策略选择——从执行主体视角

公共政策执行是政策执行主体为了实现既定的政策目标而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公共政策目标的达成取决于一系列因素的相互影响。其中,政策执行主体是公共政策得到正确有效执行的关键性因素。从政策执行主体的角度探讨在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的一些障碍因素,并研究相应的应对策略,对实现公共政策的目标有重要意义。     

西方公共政策合法性危机及消解对策

由于国家主义、绩效困境以及多元主义等缘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公共政策合法性呈现出政策参与、政策有效性和政策认同三重危机。面对诸种危机,西方国家开出了"治理—善治"、"第三条道路"、竞争性政策机制以及政治社会化和整体主义等药方来医治其公共政策合法性危机。     

我国公共政策终结的现状、障碍及其对策分析

公共政策终结是政策过程的一个中间环节 ,其涵义有两层 :一是指政策的功能、计划、政策本身和组织机构的结束 ;二是指政策的法律化。我国公共政策终结的现状中的主要问题是认识不够 ,力度不够 ,程序不合法。政策终结的障碍因素主要有四点 :利益因素 ,组织因素 ,程序因素 ,成本因素。因此 ,针对障碍因素采取合适的对策来推动政策终结就显得十分重要     

房屋拆迁制度变迁历程——多源流理论的路径解释

多源流分析模型作为一种重要的公共政策分析工具,可用来解构影响公共政策设置及调整的因素,从而有助于透视公共政策输入和输出的过程。本文通过运用多源流理论对我国房屋拆迁制度的问题源流、政策源流和政治源流进行剖析,透视我国房屋拆迁制度的政策变迁历程。     

我国公共政策执行的现状分析

公共政策执行是政策过程的重要部分,也是政策目标得以实现的关键所在。在我国,政策执行关系到党和国家的政策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的运用和实现。本文研究了我国公共政策执行中的因素,然后描述了政策执行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剖析,给出一些提高公共政策执行水平的建议。     

公共政策执行的机制创新研究

公共政策执行是政策过程的重要环节,是实现政策目标和解决政策问题的中间途径。但公共政策在执行过程中会遇到方方面面因素的干扰,进而出现政策执行失范。政策执行失范可以划分为符合、创新、形式主义、隐退主义和反抗五种类型。从机制视角,政策执行失范归结为制度、权力和利益三重因素,而机制的完善对于改善政策执行失范具有重要意义。     

浅谈公共政策执行偏差的原因及对策

公共政策在执行过程中,政策问题、政策本身、人的因素及政策以外因素都会对政策的执行造成影响,导致政策执行出现偏差。为此,必须对复杂政策问题进行分解,分步实施;科学合理制定公共政策;加强对公共政策执行的监管;提高政策执行水平等。     

公共政策合法性及其危机

公共政策的合法性是政治系统输出的合法性,也是一个政权或政府赢得长久稳定与执政的基础,其合法性是实质合法性和形式合法性的统一。宪政制度和政策的绩效是公共政策合法性的基础与源泉,丧失了基础就意味着合法性受到了侵蚀,引发公共政策合法性危机,公共政策危机往往存在着主体、内容、过程三重表象。     

略论珠三角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绩效评估体系

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是珠三角区域一体化的重要内容。顺利推进珠三角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必须构建科学的绩效评估体系。这一体系主要包括评估组织体系、评估技术体系和评估结果的应用,其核心问题在于赋予责任主体明晰的权责,评估政策实施绩效,强化问责制度,以督促政府树立正确的绩效观念,切实提高公共政策效能。     

公共政策绩效评估体系建构初探

公共政策绩效评估研究是公共政策学和政府绩效管理两门学科的分支领域。公共政策绩效评估既要遵循公共政策本身的规律,体现公共性这一本质特征,也要运用绩效评估最新的研究成果,抓住实现政府责任和公民满意两大核心问题。可以预见,作为新兴领域的公共政策绩效评估的组织评估权将由监察部门执掌。公共政策绩效评估指标体系建构思路是将过程控制融合进评估指标中,指标维度主要强化结果导向(公民满意),理顺评估权责(政府责任),注重公共政策本质(公共性)。     

2011年中国公共政策学研究新进展

2011年是公共政策学本土化研究和学术发展的重要一年。在借鉴国外学者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中国学者在分析框架层面提出的政策过程新模型、建构主义政策研究纲领、制度理性选择框架、政策创新和扩散的政策网络视角等都有显著的学术创新;在研究主题层面,他们立足我国重大经济社会政策问题,重点关注政策制定、政策执行、政策评估、政策信息、公众参与公共政策过程、公共政策民主化与法制化等重大问题。在学科前沿层面,公共政策协同性研究、公共政策比较研究、公共政策工具研究、公共政策伦理研究将成为公共政策学新的学术生长点。     

浅论公共政策绩效评估的新取向

公共政策绩效评估,是一件极其敏感而又困难的工作,种种理由,都可能成为抵制、阻挠乃至反对进行公共政策绩效评估的借口。因此,为了保证公共政策绩效评估能够顺利开展,积极推进公共政策绩效评估的新取向就成为必然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