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诉讼法目的初探

法的目的是立法者期望通过法的实施而实现的预期结果。行政诉讼法平行表述的立法目的是行政权力与相对人权利妥协的产物。司法权力对于行政权力而言,其作用或功能更倾向于监督和制约,而不是雏护。行政诉讼法对于行政相对人而言则是不可替代的司法救济制度。司法权力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是在救济相对人的过程中实现的,其结果是使然而不是应然。对权利的保护应是行政诉讼法满足社会主体需要的不可替代的目的。     

论我国刑事司法裁判权的监督机制

刑事司法裁判权是司法权的核心,提高对刑事司法裁判权监督的效率是司法改革成败的关键一步。建立刑事司法裁判权的监督机制,必须明确刑事司法裁判权监督机制的必要性,把握好刑事司法裁判权特有监督方式和监督内容,并结合我国司法改革的需要,设计出相应的法内监督机制和法外监督机制。     

批捕司法化改革之探讨——正当程序的缺失与弥补

逮捕权是程序性裁判权,国外由法院行使,逮捕疑犯必须经过正当程序,而我国是检察机关以行政决定机制行使逮捕权,不符合逮捕权司法属性,改革的关键是由中立机构以司法审查方式行使逮捕权。改革现有工作机制,推行批捕听证程序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佳途径,既能实现刑事诉讼目的,又能实现权力制衡的宪法功能,在应然上具有合理性,在实然上具有可行性。     

刑事司法权力优化配置：权力运行类型学视阈

根据刑事诉讼中权力运行特征,可将刑事司法归结为权力放纵型和权力抑制型两种类型。权力放纵型司法强调权力集中、注重权力协作、权力不受限制、程序工具化;权力抑制性型司法强调权力分立、注重制衡、权力严格限制、程序实质化。我国刑事司法权力运行倾向于权力放纵型,需要通过限权、权力/权利制衡和程序的实质化,以实现权力抑制型司法。     

社会治理创新中的能动司法：实践与规制

能动司法与欧美的司法能动主义有一定的渊源，但在我国更多反映的是一政治愿景。在社会管理创新背景下，能动司法意指司法机关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主动地为大局服务，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可是，能动司法在各地的实践中存在着过度能动的问题，司法权力有侵越行政、立法、社会等权力领域倾向。这不仅背离了司法应有的审判功能定位，还带来权力重叠和社会自治权利被侵蚀的新问题。需要对能动司法进行反思，对其权力要通过职能、原则与方法进行规制。     

论我国行政司法判例制度的建构

司法现代化要求我国对行政司法制度予以重构 ,WTO框架下以保障私权、限制公权为基础的司法理念将主导我国行政司法制度改革的方向。先行建构行政司法判例制度 ,使行政司法判例具有法源性 ,将能不断发展法律 ,有效弥补成文法的不足与僵化 ,促进行政法制的发展 ,实现立法、司法与行政权力的合理分工 ,也将有力地推动我国司法改革的进程。该文从不同角度论证分析创制行政司法判例应遵循的原则 ,并提出在我国法律体制框架内先行建构行政司法判例制度的具体设想。     

兼顾行政权与公民权的相对平衡

正确处理行政权与公民权的相互关系，兼顾两者的相对平衡，是依法治国、构建我国行政法律体系、实现我国行政法制建设现代化的基本要求和关键所在。然而，我国现行行政立法偏重于行政权力的行使，缺乏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的力度；在行政执法中存在着行政权力得不到有效行使的情况，也存在着不依法行政和侵犯公民权利的情况。因此，实现行政权与公民权的相对平衡，需要完善行政立法，公平分配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方的权利义务；需要规范执行程序，控制行政权力又保障行政效率；需要健全行政、司法救济制度，切实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     

浅析立法模式下的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历来受到权力部门的高度关注。以立法者的视角来看,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历史变迁既是法律迎合司法现实的客观表现,又是维护私权的必经阶段。我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虽历经修改,但由于立法模式混乱,立法技术需提升,导致可诉行政行为范围、行政诉讼权利保护范围等始终无实质变化。文章拟从研究完善立法模式入手,扩宽可诉行政行为的范围,从而在司法实践中平衡、监督和制约权力部门之间的权力划分,最终实现充分、全面地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的目的。     

司法的角色——再思“北京二商集团诉对外经贸部”案

如何在个案中实现公正,将立法的倾向灵活及时地适用于私人与行政权力发生冲突的领域里,这就有赖于司法机构在个案的实践中裁定纷争、配置权利,从而实现对公共福利、弱势群体、私人权利的保护。司法的裁决可以起到监控行政权力的积极作用,司法尽可能地促使行政权的行使纳入法治轨道约束内,减少其运行的不确定性,以促使其走上规范化、公开化的道路。鉴于中国司法的国情,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微妙关系,在审理案件中掣肘的因素复杂多变,因此,欲实现理想中的司法独立审判,以及对行政权的制衡,还需相关各方的更多努力。     

略论我国行政立法监督之完善

行政立法的产生和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然而，行政权力通过行政立法不断膨胀，若行使不当，便会对人民权利造成侵害。有鉴于此，可从理顺监督体系、明确监督职责；重视行政公开；拓展司法监督等方面完善我国行政立法的监督，以期行政立法活动得以实现良性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