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和解契约理论及其机制构建

刑事和解是以契约为载体,通过加害人和被害人之间的合意来解决刑事纠纷的活动.试图分析刑事和解传统理论与契约的关系以及我国契约观念背景和契约理论,从而以契约为机理构建我国刑事和解机制.     

行政执法和解的制度建构:价值导向、基本原则及具体路径

目前行政执法和解面临的问题主要是执法和解立法上规制的缺失、执法观念上转变的长期性、具体程序设计上的技术要求较高等。行政执法和解必须以秩序、效率、正义为价值导向,遵循合法原则、正当程序原则、比例原则和相对人权利保护原则。和解的制度设计涉及行政执法和解的一般构成要件、适用范围、适用前提、具体运行设计及程序保障等,静态层面上,是要在整体上系统地建立执法和解制度,动态上是提出——协商——和解达成——和解协议履行的执法全过程。在具体制度建构中,应该注意如何保证和解协议效力与和解协议的有效履行、警惕执法和解适用错误倾向以及执法和解监督机制完善问题。     

浅析民事执行和解制度

民事执行和解制度在我国司法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执行和解使得当事人的处分权在执行程序中得到充分的尊重，其实质就是当事人通过协商变更了原生效的法律文书的内容，自行解决他们之间的纠纷，从而使法院免于依职权采取各种强制执行措施来实现执行终结，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从民事执行和解的理论基础、和解协议的性质和效力以及救济程序等几个方面对民事执行和解制度进行深入分析，对司法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论我国和解协议的效力重构

近年来,和解在司法实践中的实际应用越来越广泛,逐渐发挥了重要的患诉功能,已凸显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下极为重要的纠纷解决方式,但由于和解协议的效力法律规定不明确、不完善,导致其定纷止争功能并不能充分、有效发挥,故主要探讨如何通过重构和解协议的效力,进一步凸显其纠纷解决功能,使其成为便捷、高效、规范、彻底的纠纷解决方式.     

论罗马法买卖契约的构成要件

罗马法是当时罗马发达的商品经济的产物,而在其商品经济关系中,其中居于很重要的地位的是买卖关系,当然买卖契约便成了罗马法基本的进行经济贸易的契约。在当时,罗马法买卖契约理论是非常系统的、具体的。其中罗马法买卖契约理论中的构成要件内容博大精深,如果对其进行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系统地了解罗马法买卖契约的精神,而且对我们后世的买卖契约丰富、发展会产生深远的影响。所以通过对罗马法买卖契约的构成要件进行简要分析,希望对其有初步的了解。     

行政调解协议的合同效力探析

行政调解协议作为调解协议的一种,与和解协议一样,应当具有合同效力,这是法理推导的必然结论,同时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浅论罗马法契约自由精神的形成及影响

罗马法中契约制度的发展经历过四个不同的阶段,最终以诺成合同为载体形成了契约自由精神,后世不同国家的契约立法在不同程度上都体现了对罗马契约立法的借鉴。罗马法契约自由精神对民法法系和普通法系的契约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在实体法上得到了继承和发展。     

"刑事和解":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有效方式

运用"刑事和解"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不仅必要,而且可能:我国刑事立法一贯坚持以挽救为目的,为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提供了前提;一些地区将"刑事和解"运用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效果显著,起到了示范作用.运用"刑事和解"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既能保护耒成年犯罪镲人的权益,又能保护被害人的权益.运用"刑事和解"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需注意的问题是:区分刑事案件的性质,确立社会参与原则,明确"刑事和解"适用的阶段及"刑事和解"的内容,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     

刑事和解制度的价值——略论刑事和解制度的构建

刑事和解制度因具有提高司法效率、节约司法资源、抚慰被害人心理、促进社会和谐之独特价值而大受理论界和实务界"追捧";刑事和解适用引起的个人利益价值观与社会公共利益价值观的冲突、报应正义与恢复正义的冲突以及刑事和解的公正性受到质疑也成为刑事和解制度发展遇到的障碍。通过对刑事和解制度存在之合理性进行分析,论证刑事和解制度合理性,并结合我国当前刑事和解现状,略论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构建。     

刑事和解扩大化应该缓行

中国社会几千年沿袭一元统治体制,刑事和解扩大化破坏了这种统治的基石,无奈的"被和解"人群势必转而寻求政府外的强权保护。刑事和解扩大化强化了本就权力过剩的法官的自由栽量权,导致司法权乱用。无论从哪个角度考量,"刑事和解"制度都仅仅适用于那些没有危害到社会的根本秩序、不至于危害到众多不特定人的轻微刑事犯罪。     

创新社会管理下的刑事和解理论价值新探

中央为适应社会新形势的发展,提出了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刑事和解制度的法律化是完善刑事司法制度,加强社会管理法制建设的重要内容.针对当前对刑事和解的质疑,应在充分理解刑事和解的要素与理论价值的基础上,使刑事和解制度在及时化解社会矛盾,最大限度解决社会纠纷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论检察机关在刑事和解程序中的功能定位

近年来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的刑事司法实践中悄然兴起,越来越多的地方检察机关对于那些加害方与被害方达成和解的轻微刑事案件者作出不起诉、撤销案件等放弃追究刑事责任的决定。建立刑事和解检察监督制度有利于切实保障被害人的权益得以实现,有利于监察和督促刑事和解的统一适用,维护司法公正,也有利于提高刑事和解处理刑事案件的效率。     

构建和谐社会视野下的刑事和解制度

刑事和解制度体现了加害者和被害者权利保障相平衡的精神,有利于化解加害者与被害者之间的矛盾,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有利于促进社会安定和谐。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确立刑事和解制度符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理念。我们应从创建和谐社会的现实需要出发,积极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刑事和解制度。     

浅析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构建与完善

刑事和解与我国固有的刑事司法制度存在很大的差异,前者主要以补偿机制为核心来维护和保障刑事案件中被害人的利益,主要运用协商和解的模式来让被害人所受损害得到弥补、加害人得到悔过自新回归社会的机会,更重要的是使受损的社会关系得到全面的修复,社会重归和谐,这亦是法律之本质属性。     

论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的本土化实践

刑事和解制度起源于外国,但是我国自从新刑法制定以来,随着建立和谐社会的口号在司法界和理论界的喊响,我国已经慢慢开始尝试运用刑事和解制度来更好地解决刑事纠纷。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的运用既有值得肯定的地方,也有亟待改进的地方。应当理性化地看待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的建立,通过司法实践中的反馈来不断完善刑事和解制度。     

行政和解的正当性质疑及其消解——公众参与视角下的行政争议化解

历史上,我国一直存有行政和解的正当性质疑,其最终被确立在1989年的《行政诉讼法》中。从逻辑上而言,"行政权不可处分"是质疑行政和解正当性的根本原因,它也是传统理论的基本依据。但是,这种看法在"服务行政"的全新理念和"解决纠纷"的行政诉讼目的之下,开始发生变更,并在新近的一系列司法解释之中予以了否认。从二十世纪末期开始,行政和解的正当性开始为人们所认可,并可以从公众参与的角度获得新的诠释。     

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刑事实体法内的理论辨析

伴随公众权利意识不断提高,公民权益保障越来越成为各界共同关注的热点话题,这在刑事司法领域内也尤为突出。刑事和解制度正在我国各地的司法实践中呈现一种日趋兴旺的势态,然而我国关于刑事和解的立法却尤显迟缓,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我国的立法者,包括社会公众对于刑事和解是否与我国的刑事实体法,尤其是与刑法基本原则和刑事责任是否存在冲突留有疑惑,为此,笔者将在综合现有学术观点的基础上进行分析并提出一些浅薄看法。     

重罪刑事案件的和解刍议

重罪案件刑事和解的适用不仅在理论层面观点各异、争议很大,而且在实践层面也因为缺乏操作规范和裁量标准而引发"花钱买刑"、"同罪异罚"的质疑。重罪案件中适用刑事和解不是为了在定罪、量刑上消灭加害人的刑事责任或者减轻、免除处罚,而是定位于作为量刑时从轻考虑的情节。因此,重罪案件刑事和解不是代替国家对犯罪的追诉,更不是对国家适用刑罚权的漠视。重罪案件(包括死刑案件)引入刑事和解,既要充分体现刑事和解所具有的广泛社会价值与法律价值,又要对其范围进行限制性适用,应根据案件的具体情节和侵犯法益综合衡量。这既是罪刑相适应与刑罚个别化的统一,也是一般正义下实现个别正义的需要。     

刑事和解的功能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赞同刑事和解者认为,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语境下,刑事和解可以发挥缓解矛盾、减少犯罪、维护被害方权利的作用;反对者则认为,刑事和解混淆了刑事案件与民事案件的区别,其实质是花钱赎罪、以钱买刑,违背了最基本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最终将会变成富人的游戏。为此,我们有必要对刑事和解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在就其基本内涵、价值取向研究的基础上,考量其在我国法治社会、和谐社会建设中所具有的现实意义和作用。     

略论马克思恩格斯"两个和解"思想

两个和解即人与自然的和解及人同其本身的和解.马克思恩格斯站在实践唯物主义的立场,把实践理解为人与自然同一性的基础,从生产和交往相互作用的角度,系统分析了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从分裂到统一的历史必然性,论证了通过自由联合共同占有物质生活条件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两个和解的真正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