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模拟法庭课程的设置与实施

法律教育史上的两种典型的课程模式，即大陆法系的“学科中心课程模式”与英美法系的“活动中心课程模式”，大致对应于教育学史上所形成的“学科中心课程论”和“实践中心课程论”。模拟法庭课程的设置，可以借鉴布鲁纳的结构主义教育理论，结合两种传统法律课程模式的优点，科学规划该课程设置的主体、原则和步骤，拟定合理的课程实施方案，争取为中国的法治建设培养出更多、更优秀的法律人才。     

论维护封建主义国家的学说体系

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尽管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学说昙花一现，但围绕着“皇权至上”、“华夏中心”的价值核体而精心构筑的、维护封建主义国家的学说体系并没动摇过，相反在兼收并蓄、自我丰腴的同时走向严整，“君权神授”的帝王论、“礼法合流”的政治论、“君依于国，国依于民”的民本论、“用夏变夷”的征服论以及“忠君报国”的道德论，分别从辩护、治道、君道、臣道与内外关系的角度，论证了以华夏文明为中心的封建国家体制的合理性与永恒性。     

全球文明倡议的内涵意蕴、生成逻辑及世界意义

全球文明倡议作为中国向国际社会提供的重要公共产品，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有机结合，生成于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对文明交流互鉴的实践探索，顺应于“和平、发展、公正、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全球文明倡议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时代潮流的洞悉把握中应运而生，是对西方渲染的“文明冲突论”和“文明优越论”的正本清源。全球文明倡议意涵丰富深远，为人类文明交流互鉴和持续发展提供了全新理论范式和实践范式，彰显了负责任大国担当和深厚的天下情怀，为推动人类现代化进程注入强大正能量。     

实证主义的刑法范式及其克服——由“许霆案”引发的思考

“许霆案”的深层问题是刑法范式问题。要避免类似司法乱象，必须超越实证主义的刑法范式。刑法观必须立足于内容与形式、正义与政策、目的与手段、公平与宽容的统一，才能实现对法律实证主义的超越，才能克服目前实体意义上的刑事司法过程的不完整性。犯罪成立理论应当从以事实为中心转向以规范为中心，从以形式为中心转向以实质为中心。立足于此，许霆的行为应当被认为无罪。     

论中国社会主体对法律的依赖性

论中国社会主体对法律的依赖性汪太贤＊在一个法治国家，法律应该是至高无上的，是社会主体的“护身符”和“航标灯”，它应深入人心，备受人们的信仰和依赖。然而，稍做过调查研究的人，都会发现这样的事实：中国社会主体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法律意识，但与一些资本主...     

法律资源不必“本土化”

一关于法律资源本土化的命题“法律资源本土化”（以下简称“本土化”）是在关于法制现代化的讨论中提出的与“移植论”相反的命题。当“移植论”者主张通过移植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法律制度以规范我国的各经济活动主体所从事的市场经济交往活动、实现市场经济领域的法制现代化时，“本土化”主张“中国的法治之路必须注重利用中国的本土资源，注重中国法律文化的传统和实际。”①“本土化”的理由如下：反论：“移植论”以法是国家统治阶级的意志为理论基础，③有明显的“唯意志论”的倾向；实践证明移植不可能成功；③“移植”导致中国民…     

近代司法研究的个案方法及其运用

个案研究具有整体性、深入性、综合性和双重性等特征。如何面对个案研究的 “代表性”困境，学界存在着无涉论、分类论和超越论三种观点。侯欣一教授在对民国时期西安地方法院的个案研究中，通过对典型性条件的相对满足，以及关系视角下“开放的司法” 特征的捕捉，较好地实现了对个案研究局限性的超越。个案研究方法的科学运用，不仅对近代司法研究具有范式意义，而且为法律史研究中科学方法的探索积累了有益的经验。     

一个崭新的维度——评《当代中国法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

《当代中国法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一文，把库恩的“范式”理论引入法哲学研究领域，为当代中国法哲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维度。法哲学研究“范式”与社会形态、经济时代、所有制、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公法与私法、权利与义务等因素有着广泛的对应与契合关系。法哲学研究“范式”大致应按照“义务本位范式”——“权利本位范式”——“自由本位范式”的逻辑开口走向发展。     

浅议市场经济条件下法律和道德的关系

如何认识和处理德治与法治的关系，一直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中的重大课题。学术界对此也颇有争论。本文在对“法律道德同一论”、“法律万能论”、“道德至上论”、“道德法律均衡论”等观点进行评析的基础上，提出了“辩证法律道德论”，相信会对我们进一步思考这个问题有促进作用。     

政道论与大一统国家的治理

从中西文明比较的视野来看，“政道论”是一种与西方“政体论”迥然不同且极具中华文明特质的政治思想类型。先秦时期产生的以道家为代表的帝道、儒家为代表的王道、法家为代表的霸道，构成了中国传统时代最主要的三种政道。秦汉以来，大一统国家的治理呈现一个“政制”与“政道”的二重结构，在大一统的政治制度下，通过帝道、王道、霸道在不同时期、领域、阶段的混合运用来治理国家。这种二重结构下的“混合政道”范式也是一个理解当代中国治理过程和效能优势的历史视角，对我们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不乏启示意义。     

法律多元格局中的国家法与非国家法

国家法与非国家法是两种不同的知识传统,国家法是社会进步的产物,也可以说是弥补民间法调 整方法的不足而出现的规则。非国家法属于人类学家所讲的"小传统",属于大众文化;而国家法则属于相对应 的"大传统",属于精英文化。国家法是民间法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从这一点上看,二者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 融合的。在建设法治国家的背景下,还是要以国家制定法为价值主导,但绝不是将其强行推进到民间社会,而是 强调二者的互动,即相互融合、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关系,既以非国家法补充国家法,又用国家法整合非国家法, 二者共同起作用,致力于现代化法制建设实践。     

西部开发法治与少数民族习惯法文化

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顺利实施,西部法治环境问题成为我国实施依法治国战略的重点和难点所在。探讨西部大开发法治,应当在“法律多元”的名义下进行讨论,详细分析国家法缺失与少数民族习惯法文化意识的价值。     

国内法与国际商法的渊源关系

国际商法是国际法的一个分支学科,一般认为其渊源是国际商事条约和国际商事惯例。对国内法是否为国际商法的渊源问题,理论界的论著不多,且存在分歧。     

全球化与"中国法治的民间化障碍"

当今世界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并存,两者虽有矛盾,但在法律领域则意味着不同法系、不同国家的法律制度不同程度的融合,全球法治化与法律全球化的趋势俨然存在.在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实因素交替作用下形成的"中国法治的民间化障碍"正成为对抗"法治全球化"的巨大阻力.调和这种矛盾的最佳选择是运用"和"的哲学思维和方法论构建强调"和谐"的现代化法治社会,这既是中国文化的传统价值理念在当代的回归,也是融合异种文化后的创新,为中国的法治化建设提供了方向和途径.     

国家与社会:民间法的研究范式——基于问题的中国性

国家与社会作为一种研究范式具有西方意义上的历史基础、学术传承和分析向度,这一研究范式存在市民社会和乡土社会两种不同的语用形态,这两种不同的语用形态实际上都体现了理论产生的具体的社会文化特质.将国家与社会作为一种分析框架来研究中国民间法问题,不能忽略中国社会文化情境的独特性而丧失分析范式的规范性,所以基于问题的中国性,必须确定国家与社会范式的适用限度,这一范式对民间法研究的描述性意义在于确定国家之下的广大日常生活世界作为研究视野,规范性意义在于确立民间法的契约向度作为法治本土资源的选取标准.     

私人主体参与全球行政法

在全球化环境下,除了国家、正在争取独立的民族以及国家间的国际组织,越来越多的私人主体直接参与到超国家行政关系中来,成为全球行政法的主体。"全球行政法"被定义为包括那些促进或以其他方式影响全球行政机构问责性,特别是确保其达到透明度、参与性、合理决策和合法性方面的充分标准以及对其形成的规则和决定提供有效审查的机制、原则、惯例和支持性的社会认同。从全球行政法形成的三个阶段可以清晰看出,传统二元性法律理论与全球行政法发展之间的联系,进而明晰私人主体是如何一步步迈向全球行政法,成为全球行政法主体。在当前的环境下,私人主体参与全球行政法也面临一些困境,需要逐步解决。     

论商法的统一

商法的统一重在交易规则的统一。统一有时间、空间的定位,时间上从历史的探求,定位于现代商法的统一;空间上鉴于现代市场是无边界的,商法全球统一是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但当今仍然是主权国家组成的世界,定位本国商法的统一显然是全球商法统一的基础。     

法治：一种形式的事业——国家利益至上的法治观

本文从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阐述了国家利益和公民权利、国家利益和国家权力、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的关系,在此基础上,论述法的规范价值.法治实现的核心,是认可法的规范价值.法治的终极目的,是维护国家利益.为维护整体的国家利益,法的约束力,针对公民自由,也针对具体的国家权力.     

“巴楚民族文化圈”的演变与现代化论纲——从民族法文化的视角

从法律文化的视角,构建“巴楚民族文化圈”,将其作为中国区域文化的一个独特类型进行多学科综合研究,是扩展中国传统民族法文化研究领域的一种尝试。本文拟通过巴楚民族文化圈的演变、特点、民族法文化转型与现代化诸问题的初步构想,阐明此课题研究的主旨和目标,及其现实价值追求。     

行政法上的利害关系人新探

从大陆法系国家公权利和反射性利益相区分的角度看,与行政主体相对的私人可以分成行政相对人、利害关系人和一般公众,他们是行政法"人像"的具体展开。从本质上看,利害关系人是由反射性利益人转化而来的一类公权利人,这类行政法上私人的确立必将改变行政过程中的利益结构,推动行政过程的民主化,促使行政法重心的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