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推动“五眼联盟”转型的表现、动因与前景

作为“五眼联盟”的创始国之一和老牌欧洲大国，英国积极推动联盟转型。一方面，英国加强与美国的战略互动，积极参与美国发起的机制整合行动；另一方面，英国尝试更主动地影响转型的方向与内容，利用自身的传统优势推动相关议题发展。英国意欲借助“五眼联盟”转型将“全球英国”战略构想落地印太地区，拉拢更多有利于实现英国利益的地区合作伙伴。但如何在配合美国与实行自身战略之间统筹用好实力与资源，以及在这一过程中稳妥处理中英关系，对于目前国内政局动荡、经济萧条的英国来说是一个难题。     

美国楔子战略与亚太联盟预阻

冷战结束以来,联盟与分化联盟的思维始终贯穿于美国历任政府的国家安全政策之中。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之后,其外交安全战略虽尚未定型,但在国际安全层面仍然延续了联盟思维。本文认为,楔子战略是美国目前亚太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战略目标是在亚太地区实现联盟预阻,即致力于预先阻止亚太地区形成任何反对美国的潜在安全联盟或联合。楔子战略的具体运行机制主要依靠"选择性调适"型楔子战略的"认可"及"补偿"两种手段,对目标行为体施加分化压力,在利诱一方的同时施压另一方,并利用美国在特定国际政治议题上的立场,撬开并扩大目标行为体与相关国家之间的罅隙,从而获取战略利益。尽管中国奉行"结伴而不结盟"的外交政策,但美国基于威胁制衡理论及联盟预阻思维,仍然寻求在中国与其他亚太国家之间打入楔子,以谋求其自身在亚太地区地缘政治格局中的利益。对此,中国必须保持战略定力并有效应对。     

冷战时期的美日韩安全三角--准联盟理论与联盟困境的视角

本文试图借助准联盟理论与联盟困境理论对冷战时期美日韩三角间的安全关系作出新的解析。日韩两国的联盟行为及其相互关系受到冷战结构和美国东亚战略的极大制约和规定。通常只有当美国在亚洲的力量相对削弱时,日韩之间才会在美国的诱压和撮合下出现某种互助性的合作行为;而当日韩被美国抛弃的可能性较小时,两国便会努力寻求自身政治、经济和安全利益的最大化,其时历史和情感因素将迅速主导两国关系,从而使双边的合作性行为明显减少,甚至出现相互敌对。     

中国特色的国际合作观——毛泽东时期中国准联盟外交战略探析

本文基于中国外交部解密档案和其他资料,考察了毛泽东时期中国特色的国际安全合作模式——准联盟外交。受统一战线思想、中国国家利益、安全威胁认知及美苏对抗态势的共同影响,中国的准联盟外交战略旨在获取外部战略资源,可大致分为与亚欧中小社会主义国家的准联盟外交、与民族独立国家的准联盟外交和与西方国家的准联盟外交三个阶段。经济和军事援助是中国开展准联盟外交的主要手段,首脑外交是辅助手段。中国的准联盟外交战略巩固了新中国政权,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但由于其忽视合作机制的作用,当中国和准盟友国内、国际形势发生变化时,准联盟外交往往随领导人意志的变化而出现波动并最终走向消亡。另外,中国领导人对国家安全威胁与利益的判断常常受意识形态的影响,且过于强调经济援助而不是互利合作,导致建立在经济援助之上的准联盟外交所获取的战略收益常被支付的高额援助所抵消。     

"9·11之后的美俄中三边关系

"9·11"之后的中美俄三边关系,总体保持了此前的格局,但出现了较大调整.就美国而言,一方面显现了强劲的进攻现实主义和帝国态势,另一方面基于国家利益而调整了对俄和对华政策,对俄关系出现了较大进展,对华关系则渐趋常态.就俄罗斯而言,一方面通过"西进",与美国和北约建立了新型战略关系,另一方面基于国家利益而继续开展全方位外交,保持并发展了传统的对外关系.就中国而言,一方面坚持和平外交,发展中俄关系,改善中美关系,同时坚持自己的国家利益,强调多极化,坚持同美国的霸权主义进行斗争.     

日本对外经济援助政策新动向与中日“一带一路”合作

在安倍"积极和平主义"外交理念的指导下,日本对外援助政策由"政府开发援助"向"开发合作援助"转型,援助目标突出对外交、安保的支持,并与国家利益及援助规范紧密联系。在新的对外援助政策作用下,日本对华"一带一路"合作呈现以理念和价值观为前提,突出有限度接触和多层次制衡的政策特点,不但增加了中国在周边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的竞争压力,而且使中日"一带一路"合作复杂多变。中日双方应通过顶层设计与战略沟通,尽快构建双边合作机制与对接平台,创立中日第三方合作示范项目,树立项目品牌形象,实现合作共赢。     

特朗普执政以来美欧关系的变化、动因及影响

特朗普执政后以"美国优先"为原则调整对外战略,对美欧关系造成巨大冲击。美国在贸易、安全、外交等各领域背离对欧政策传统,不顾欧洲利益、不听欧洲劝说、不屑与欧洲协调,对欧洲国家外交政策形成挑战。面对这一形势,欧洲已掀起一轮关于美欧关系前景的大辩论,跨大西洋主义的可持续性受到质疑。同时,欧洲对美"双重切割"政策初步成型。这一轮美欧关系变动是历史和现实政治作用的结果,是以杰克逊主义为底色的"特朗普主义"主导下的外交政策调整,是冷战后美欧世界观、权力观渐行渐远的结果,也是美国战略重心东移背景下欧洲对美战略价值下降的表现。此轮关系调整涉及美欧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发展方向的分歧,触及美欧关系底线,影响深远。美欧关系的不确定性也给正处在十字路口的欧洲一体化进程带来更多挑战。美欧关系的变动将加剧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危机。在继续积极引导美国、稳固中美关系的同时,中国应对欧洲外交的两面性和灵活性保持清醒认识,在当前国际秩序面临压力的背景下,继续做现行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和改良者。     

从欧盟、欧亚联盟到泛欧亚合作——俄罗斯外交社会化路径分析

外交社会化是俄罗斯在欧洲摆脱地缘安全困境的重要途径。然而,俄罗斯拥有庞大的国家规模而经济实力欠缺,与欧洲多国之间尚存历史包袱和现实冲突。在可预见的将来,欧盟很难接纳俄罗斯。与此同时,俄罗斯主导的欧亚联盟很难成为可与欧盟并驾齐驱的区域合作机制,欧亚联盟作为俄罗斯外交社会化路径难胜重任。相比之下,鉴于俄罗斯横跨欧亚大陆却又非欧非亚的特点,以"一带一路"为载体的泛欧亚合作不仅不受上述因素的负面影响,反而为俄罗斯外交社会化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和现实路径。     

关于英国对华外交的几点思考

英国外交素来讲究"现实主义",追求利益目标。二战后英国奉行了较为务实的对华政策,采取了意识形态分歧下经济利益优先的外交策略,并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美国因素的干扰和制约,从而较好地维护和发展了其在华利益,同时也促进了中英双边关系相对稳定的发展。今后英国仍会坚持基于利益目标的务实对华外交路线。     

试论中国伙伴关系网络的政治安全效应

传统观点普遍认为,伙伴关系外交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作用有限。但笔者依据实证研究发现,目前基本成型的中国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具有重要且广泛的政治安全效应。作为外交实践发展的产物,中国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既是双边关系的集合,有类别之分但无等级差异,也能在多边舞台促进各类合作机制和合作阵线的形成。其具体的政治安全效应包括:中国的主张和诉求获得有效传播和各国认同,一个尊重中国政治安全利益的全球共识网络初具规模;中俄的"网状伙伴外交"蓬勃发展,吸纳更多国家一道维护世界与区域的政治安全;加快"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推动发展伙伴与安全伙伴的并进;向美国传递出一系列清晰信息,促使其更加理性客观地看待中国的战略意图。笔者最后提出,中国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有望在国际安全领域衍生出更多共识网络、机制网络和支点国家网络。     

拜登政府国家安全战略的基本方针与发展方向

拜登政府推出的《临时国家安全战略方针》作为临时方针以及未来制定正式国家安全战略的基本原则,体现了其国家安全战略的大致发展方向.拜登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延续了以实力为原则的战略传统:建立强大的美国经济,从更强势的地位迎接新挑战;希望重返特朗普政府退出的国际组织和多边协定,重新领导世界,并以美国的价值观和原则主导全球治理体系;根据国际格局的变化组建模块化联盟体系,借助盟友的力量应对不同领域的挑战;强调与中国的大国竞争,将中国视为唯一能对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提出严峻挑战的国家.尽管不排除在一些全球和地区事务上与中国进行合作,但战略竞争甚至对抗将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主轴.     

试析中国海外利益维护的战略框架构建

全球化时代,海外利益维护既是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也是关涉中国和平崛起的战略议题。作为一个被西方视作"异质文明"的新兴大国,中国的海外利益维护问题尤为紧要,但其战略重心与核心任务显然不是遵循西方式的外交、法律或军事等路径,而应从观念、路径、模式等层面构建有中国特色的海外利益维护的战略框架。在观念层面,中国应力避纯粹的物质利益观、狭隘的民族主义、褊狭的零和思维,树立正确的综合利益观、共同利益观、合作利益观;在路径层面,中国应力避偏重双边外交的传统机制,从推进经济外交、增进政治互信、促进文化交流、加强军事合作等层面着力,拓展海外利益维护的多元路径;在模式层面,中国应力避以单边主义、黩武主义为主导的零和模式,构建以共同利益为基础、以国际制度为依托的和合模式。     

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和调整因素初探——基于20世纪上半叶美国对华政策的若干案例分析

美国对华政策是在利益和原则之间进行权衡的产物。基于20世纪上半叶美国对华政策的若干案例分析,在制定和调整对华政策时,美国通常以现有中国国内秩序的状态作为权衡利益和原则的指标:当现有中国国内秩序相对稳定时,美国的对华政策更倚重原则,支持民国时期在野群体行使民主权利;当现有中国国内秩序受到严重威胁时,美国的对华政策更倚重利益,支持中国执政当局维护国内秩序;当现有中国国内秩序完全失控时,美国通常会选择"等待尘埃落定"的政策。     

拜登政府对华战略竞争的前景分析

拜登政府对华政策可概括为一个战略和四个支撑点,即印太战略和多边外交、同盟外交、价值观外交及"规则"外交.从路径上看,拜登政府继续调整全球部署,全面展开对华战略竞争,以期压垮中国,维护美国全球霸权地位.这种政策选择影响中美两国各领域合作及双边关系稳定.但要看到,拜登政府仍面临诸多棘手的内政和外交问题,其对华政策仍处在调整期.     

英国“脱欧”与中英关系的未来

2020年初,英国正式"脱欧",英国外交由此正经历自二战结束以来最重要的转型。"后脱欧时代",英国秉持"全球英国"理念,以更加独立的姿态参与全球事务。英国外交战略调整,使得中英两国在战略协调、务实合作和人文交流等领域面临新的发展机遇。但与此同时,英国对华政策的"两面性"、美国因素的干扰、民粹主义的影响,也会对中英关系的深入发展形成制约。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英两国能否更好地抓住机遇、摆脱各种制约因素,展现出新思维具有特殊意义。     

联盟政治影响强制外交的效果——评《比铁板一块更糟糕:亚洲的联盟政治与强制外交问题》

联盟政治是当前国际安全领域的研究焦点,近年来国际关系研究者从联盟维持的动力、内部凝聚力、制度化程度、联盟内部管理等视角提供了许多新的见解,提升了联盟政治研究领域的理论化水平和现实相关性。在《比铁板一块更糟糕:亚洲的联盟政治与强制外交问题》一书中,柯庆生以联盟内部凝聚力为核心解释变量,探讨了联盟的内部关系对强制外交效果的影响,指出联盟内部缺乏团结和不协调会增加地区冲突发生的可能性以及导致现有冲突的升级和延续。借助大量的原始档案和相关研究,作者利用冷战时期的中苏同盟与美国主导的东亚联盟之间的互动来验证这一有悖常识的论断。尽管该书的案例分析侧重于冷战初期,但是为我们审视冷战时期的东亚国际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同时该书的研究问题和理论解释对理解当今东亚地区的国家关系特别是中国与美国主导的联盟体系之间的互动也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全球贸易治理视角下世贸组织改革问题

自2017年美国特朗普政府强推单边主义和霸凌主义以来,以世贸组织为中心的全球多边贸易体制受到了严重冲击.2021年初拜登入主白宫后,美其名为"回归多边",实则纠集"五眼联盟"国家、欧盟以及日本,组成所谓"共同价值观国家"的小圈子,以多边主义之名,行单边主义之实,持续冲击多边主义和多边贸易体制.2021年6月,美国主导发表的七国集团(G7)联合声明和欧美峰会声明,宣布将成立"跨大西洋技术与贸易理事会",构筑将中国排除在外的半导体和其他高科技产业链,宣布对冲"一带一路"倡议的美版全球基础设施建设方案,明确由欧美少数国家主导规则和制定标准;提出以遏阻中国为中心,进行世贸组织改革.     

二战后初期苏联对华政策探析

通过1945年雅尔塔会议关于远东问题的"秘密协定"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斯大林确立了苏联对华政策。他既没有重视国民政府统治下中国的作用,也没有认真关注战后初期远东地区与中国国内出现的新形势,而是采取了同美国协调支配远东国际秩序重建的策略,最终实现了美苏在远东的均势。在许多具体安排上,斯大林受到沙俄外交传统的深刻影响,由此形成的苏联对华政策受美苏关系与中国形势的影响甚大。本文利用多国档案文献,重新揭示战后初期苏联对华政策的形成过程,探讨该政策在形成后数年即发生重大转变的根源。     

德国对华政策中的美国因素

由于历史和现实原因,美国长期以来一直是影响德国对外政策的重要因素。特朗普执政后将中国确定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要求盟国配合其对华战略,德国对华政策中来自美国的负面因素陡然上升,不得不在美国的巨大压力下调整对华关系。但德国并未完全妥协,而是分领域采取配合、部分配合、不配合的政策,德国对华政策呈现对美一定的独立性和对华两面性的特点。在美、中两大国竞争中寻求自身定位的主要原因来自德国对自身利益和力量的评估,来自德美和德中两组关系的双重特征及其限定下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的较量。德国虽认可自己是西方的一部分,认可美国在跨大西洋联盟中的领导作用,但也表示世界分裂为中美对抗的两极不符合德国利益,不愿按照美国要求选边站队。建设独立而强大的欧洲,在中美角逐中捍卫欧洲利益,推动形成欧盟统一的对华立场成为德国的战略选择。德国是欧盟具有领导力的国家之一,其对华政策选择不仅对中德双边关系,而且对中欧关系等都将产生重大影响。鉴于美国对华政策已发生重大战略性变化,从中长期看,美国因素将持续成为影响德国对华政策的重要因素。在此背景下,中国采取积极有效的对德外交政策是缓解美国因素压力、保障中德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因素。     

特朗普执政以来美日同盟的演变、矛盾及影响

特朗普执政以来,面对国际权力格局的剧烈变动,沿袭传统同盟战略,将美日同盟视为实现地区战略目标的主要路径,美日同盟处于总体强化进程之中。但是,特朗普政府以"美国优先"、实用主义为原则,奉行单边主义、"交易主义"外交政策,甚至通过牺牲对方利益来争取自身利益最大化,激化了同盟内部矛盾,导致美日在各领域的利益冲突与政策分歧加重。总体来看,美日同盟的强化将固化亚太国际关系的"二元结构"趋向,即经济纽带与安全联系的相互背离,这明显不利于地区融合发展、安全环境优化及长远秩序重构。在此背景下,中国应以经济合作为基本路径,综合外交、安全等多种手段,持续增进与周边国家(包括日本)的共同利益,缓解自身崛起所面临的美日同盟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