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违法与犯罪衔接问题研究

行政违法与犯罪分属不同的法律部门,其法律后果分别是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二者属于社会危害程度不同的违法行为。行政违法与犯罪的衔接在实践中存在诸多问题,如以罚代刑现象严重,多次行政违法与犯罪的衔接缺乏理论依据,行政违法案件移送司法机关缺少相应的程序规定等。针对上述问题,应当从行政违法案件移送司法机关、行政处罚与刑法的折抵、多次行政违法向犯罪转化、增加刑法罪名等方面完善现有法律规定。     

俄罗斯洗钱犯罪的刑法规制及其启示

俄罗斯洗钱犯罪具有潜伏性、有组织性、高技术性的特点。俄罗斯刑法第174条和174-1条对洗钱犯罪进行了全面完善的规制。我国刑法可借鉴俄罗斯刑法规定,扩大洗钱罪上游犯罪的范围,在立法上对自洗钱行为进行入罪处理。     

从尴尬、颠覆走向新生：劳动教养改造为社区矫正之分析

由劳动教养依据问题引发的劳动教养制度存废争议,将劳动教养制度置于法律上的尴尬境地.颠覆劳动教养制度成为多数人的共识.我国应变更狭义刑法结构为广义刑法结构,在此基础上,将劳动教养制度进行分解,一部分行政处罚化,另一部分刑罚化,实施社区矫正.将劳教所的人员、经费和设施分别转化为社区矫正官、社区矫正工作经费和矫正中途训练中心,是劳动教养走向新生的合理途径.     

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立法缺陷及对策

食品安全的极大社会危害性相比其对经济的危害性,更适宜归入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的范畴。我国刑法中没有规制持有不安全食品的相关规定,虽然持有不安全食品暂时不会发生危害后果,但一旦这种食品进行社会流通,为人食用,必然产生不可逆转的危害后果,故持有不安全食品的行为应在刑法中加以规制。我国刑法和《食品安全法》相关规定,完全有可能导致刑事处罚的罚金远低于行政处罚的罚款。建议对食品安全犯罪应以"货值金额"为标准,设定较高的罚金刑限额。     

商标反向假冒行为的刑法规制

商标的反向假冒应涵盖隐性反向假冒行为.商标的反向假冒是侵犯商标专用权的行为.在我国现行法律体系和框架内,应由<商标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共同规制.为适应加入WTO和社会发展需要,对情节严重的商标反向假冒行为应予以犯罪化.在设立反向假冒商标罪之前,可通过司法解释对现行<刑法>第213条进行扩充解释,将商标反向假冒行为纳入刑法规制.     

论金融犯罪的立法及完善

我国金融犯罪立法采取刑法典、单行刑法与附属刑法相结合的立法模式,规制范围较广,涉及罪名较多。《刑法修正案(八)》和《刑法修正案(九)》废除了金融犯罪中的死刑规定,但主刑设置仍较为严厉。完善金融犯罪立法的重点是:将非法经营证券、期货、保险业务,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行为规定在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中;完善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的法定刑设置,增加单位犯罪主体;对逃汇罪增加自然人犯罪主体;对贷款诈骗罪增加单位犯罪主体。     

恐怖主义犯罪前置化处置研究

刑法对恐怖主义犯罪进行前置化处置的做法引发了传统刑法与预防刑法、保护法益与尊重人权、公共秩序与个人自由的二元博弈。在反思恐怖主义犯罪前置化处置引发的二元博弈的同时,应当承认恐怖主义犯罪前置化处置立法的正当性。司法实践表明,刑法关于恐怖主义犯罪前置化处置的条款存在立法与司法间的严重断裂,法律规定在司法实践中被扭曲,应当对这些条款的司法适用加以限制。     

论非法使用毒品行为的刑法规制

在新近颁布的《禁毒法》以及现行《刑法典》中都未对非法使用毒品行为作犯罪化处理,笔者认为这是我国禁毒立法体系的重大缺陷,因此,通过论述在我国将非法使用毒品行为犯罪化的必要性,进而对于反对将非法使用毒品行为犯罪化的观点进行评价,并具体探讨罪名的设置、构成要件及量刑的规定。     

论贿赂犯罪特别自首制度的废止及证人作证豁免制度的构建

贿赂犯罪特别自首制度的设置是基于兼顾司法成本与效率的考虑,但在司法实践中这一制度并未发挥立法的预期作用,因而针对这一问题我国刑法学界出现了完善论与废止论两种不同观点。完善论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贿赂犯罪特别自首制度所存在的问题,不论是从立法理由与司法实践情况来看,还是从"破窗理论"来看,特别自首制度都不应继续存在。当我国刑法中的贿赂犯罪特别自首制度被彻底废止之后,可以在刑事诉讼法中设置证人作证豁免制度。证人作证豁免制度相对于贿赂犯罪特别自首制度而言存在诸多优势,它能够更好地解决贿赂案件办理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     

我国刑法中“行凶”含义探析

自我国刑法颁布实施以来,围绕着"行凶"一词的确切含义,刑法学界一直争论不休,直至今日,也尚未有定论。所以,本文以列举对"行凶"概念的不同观点入手,对各种观点进行客观表述并进行综合比较和简要评析。以刑法条文的体系结构和立法目的,对"行凶"所包含的刑法学含义做了全新的剖析,以试图找到完善认定"行凶"犯罪的司法标准。尽管对"行凶"的特别防卫权规定一直以来都存在很大的争议,但是我们还是要以历史的眼光看到对"行凶"的特别防卫权规定有其独特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它不但丰富了特别防卫制度,而且符合当下严厉打击严重暴力犯罪的社会需求,具有积极的立法意义。今天我们的讨论,乃是期许特别防卫权制度能够越来越向科学化的方向发展,更加符合我国社会发展的实际,更加符合打击严重暴力犯罪的法律需要。     

我国家庭暴力犯罪及其法律规制

家庭暴力犯罪是我国社会所面临的最普遍、最复杂,冲突最激烈,同时也是最为隐蔽的一个社会问题。遗憾的是,我国不仅缺乏规制家庭暴力犯罪的专门立法,而且现有的诸如《婚姻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民法通则》、《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这些相关法律条款对家庭暴力犯罪规定得也比较笼统、模糊,缺乏可操作性,无法为反家庭暴力提供有效的法律支持。因此,应当制定打击、防范家庭暴力犯罪的综合性法律——《家庭暴力防治法》,设立"家庭暴力罪",规定罪责刑相适应的家庭暴力犯罪的法定刑,采取优势证据原则,引进外国的保护令制度,切实加强对处于暴力威胁状态下的妇女的保护,实施夫妻财产共有关系强制中止制度,使对受暴妇女的救济落到实处。     

不作为犯罪若干问题探析

所谓不作为犯罪,是指行为人负有刑法上规定的特定义务,能够履行而没有履行,造成刑法上规定了法定刑后果的犯罪形态。通过对比国内外立法规定以及我国的国情,认为重大道德义务应当作为不作为犯罪的来源之一;通过案例分析,认为不作为犯罪的认定过程中存在"紧急情况无法律"的情形。     

非法集资犯罪的再思考

近年来我国非法集资案件频发,非法集资犯罪的刑法规制及完善已经成为一个重要课题。从非法集资犯罪的现有立法规定入手分析立法缺陷,详细阐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和"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罪"这三个主要罪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立法完善的两点建议:区分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完善犯罪构成要件。     

食品安全犯罪的立法分析

在法定犯即将到来的时代,食品安全犯罪应适时地调整为刑法典与附属刑法相结合的立法模式。当前刑法对食品安全犯罪的立法调控范围过于狭窄,应拓宽食品安全犯罪的犯罪对象和行为方式。食品安全犯罪在法定刑设置上存在法定刑过于宽泛、非监禁刑与资格刑的阙失等诸多问题;在当前不能完全取消经济性、非暴力性犯罪死刑的情势下,将食品安全犯罪的死刑适用主体限定于"产品的生产者"较为妥当,以彰显严格限制、减少死刑适用的刑事政策。     

关于单位犯罪若干问题的思考

单位犯罪作为近年来刑法学界所关注的焦点,同样也是刑法修订过程中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修订后的１９９７年新刑法在总则第二章设专节对单位犯罪主体的范围及单位犯罪的处罚原则作了总括性规定的同时,又在分则的有关章节里规定了具体的单位犯罪的构成法定刑,从而构筑起了一个集自然人刑事责任与单位刑事责任一体化的刑法新体系。这既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也是我国立法界、刑法理论界对传统刑法理论的一个重大突破。一、单位犯罪的主体资格根据新刑法第３０条的规定和立法精神,所谓单位犯罪,是指公司、企业、事…     

刑事司法中刑罚轻缓化探讨——以未成年人犯罪为视角

刑罚轻缓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潮流,是我国立法和司法都需要遵循的规律。刑罚轻缓化在未成年人犯罪上更应予以凸显。未成年人因心智的特殊性,在法律上对其犯罪应与成年人犯罪区分对待。在刑法修正案(八)颁布施行前,我国刑法已然对未成年人有着特殊的保护,虽然不够完善和全面。在刑法修正案八中,对于对未成年人的刑罚轻缓化有了更多的制度设计。     

行政犯概念初探——以我国法律为依据

随着社会的发展,政府行政职能范围日益扩大,刑事法律规范将越来越多的行政违法行为纳入其中予以刑罚惩罚,是为行政犯罪。本文通过对刑事犯与行政犯之区别观点的介绍,以我国刑法对犯罪概念的一般规定和刑法分则的具体规定为依据,从质和量两个方面对定义行政犯进行了初步探析,揭示了行政犯的二重属性,行政犯的成立与行政法律规范和刑法分则罪刑规范的关系。     

欠缺书面合同的劳动关系法律补正——以“用工”为研究基点展开

《劳动合同法》试图将用工全过程书面化、证据化的强制性立法违反了制度的数理逻辑,带来了诸多理论困惑。通过挖掘劳动关系确立之"用工论"的内涵和法律意义,可对劳动合同与劳动关系之间的法律功能、合同书面形式的效力、事实劳动关系的内涵、劳动合同变更的原则以及目前书面强制规定中的诸多细节问题进行理论解蔽和补正,并可由此优化劳动合同书面强制立法的制度体系。     

我国劳动教养制度的重构

近10年来,劳动教养制度受到的批判越来越强烈,问题日益凸显。基于劳动教养制度存在的问题,对于劳动教养制度的态度,国内一直存在两种观点:一种是废除说;另一种是改造说。重构劳动教养制度需要考虑国外类似制度的借鉴、相关法律的衔接问题,新的立法重点在于明确劳动教养的名称、性质、适用机关、对象、程序等问题上。     

论行贿罪的犯罪目的

我国现行刑法关于行贿罪规定了明确的犯罪目的:"谋取不正当利益"。但是未把"谋取正当利益"纳入刑法惩处的范围,这是不妥当的。这样的规定有很大的不合理性:不利于处理受贿罪的关系,不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并将对社会将产生不利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