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模式创新及实现条件

我国的公共行政模式,正经历由单向管理模式向参与治理模式的创新转变：社会治理主体由单中心向多中心转变,社会治理的手段由平面化向网络化转变,社会治理的目的由工具化向价值化转变.在我国目前的行政生态下,构建这一模式,必须以政府职能的合理定位、社会公共治理机制的建立、基层社区的健全发展作为支撑条件.     

国家与社会关系视阈下的“治理社会”与“社会治理”——兼论国家治理的最终归宿

社会存在决定治理,有什么样的社会就有什么样的治理。中国社会治理的目的不在于对社会管理技术名词上的革新,即"统治""管理"向"治理"的飞跃,而在于努力实现中国社会稳健发展,维护人民和国家的最根本的利益。在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现阶段和全球化情境下,谋求做到国家、政府"治理社会"向国家、政府和社会共同治理、相互治理转变,将社会治理社会成为国家治理的最终归宿。     

实现社会治理模式转换的现实路径

当前,以政府作为唯一主体的社会治理模式,已经陷入了明显的治理困境,因而迫切需要实现社会治理的模式转换,即从政府行政管控走向多元合作治理,以促进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然而目前实现这一模式转换尚存在诸多障碍:政府管控思维难以转变,公众诉求表达渠道不畅,社会组织发育不良,公民参与水平较低等。因此,必须尽快转变政府治理思维方式,畅通公众诉求表达渠道,拓宽社会组织自治空间,加快公民社会建设步伐。     

新时期政府职能转变的价值取向与目标模式

当今世界范围内,治理和善治理论已成为行政改革的全球性、国际性话语语境和分析背景,其在中国的迅速发展,正在成为中国行政改革的前导性话语和有效的分析范式.着眼于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的新要求,在治理理论的语境和分析范式的解读下,新时期我国政府职能转变应以社会公平正义为价值取向,以公共性与治理性有机统一的公共治理型职能模式为目标模式.     

从外压式稳定到内生性秩序:维稳治理模式的限度与转变路径

为社会提供良好的公共秩序与和谐稳定的社会关系是国家的基本职能,现代国家都有实现和维护社会政治稳定的义务。"维稳"治理模式是现代化转型期中国"稳定压倒一切"治理理念下的时代产物,它一方面有效实现了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的社会政治稳定,但另一方面其限度和弊病也显而易见,造成了一系列社会问题,陷入"越维稳越不稳"的怪圈之中。寻求社会稳定治理模式的转变,已成为中国未来通往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和路径选择。     

互联网的社会属性及其治理

互联网具有“媒体”和“社会”双重属性.自互联网进入中国20多年来,我国互联网治理在实践中一直以“媒介思维”为出发点.但随着互联网日益彰显社会属性,以“媒介思维”管网的模式使政府工作陷入瓶颈.要解决这些治理问题,需将互联网从“工具性”定位转变为“空间性”定位,从“政府管理”转变为“社会治理”.     

观点

张维为：“中国之治”凸显制度优势在全球化持续深化的大背景下,为什么西方出现了混乱停滞,而中国实现了稳定发展？诸多原因中,中国的制度优势尤为值得关注。政治制度上,中国有一个代表人民整体利益的政治力量,中国共产党已成为当今世界上战略规划与执行能力、社会整合能力、改革创新能力最强的政党。经济制度上,新自由主义政策导致西方国家陷入危机,而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有机结合、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新模式。社会治理模式方面,中国建立了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形成以党政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为主要特征的社会治理模式。     

走向公共治理:网络反腐的实践与启示

随着信息社会的发展,网络反腐已经成为广受关注的社会运动.从历史实践的角度来看.网络反腐起源于公众舆论活动;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网络反腐由公众单向表达逐渐转变为政府与公众之间的双向互动,并逐渐朝着合作共治腐败的方向发展.作为公共治理的运动过程,网络反腐解决了中国公共治理的工具困境,在共同聚焦于腐败这一议题后,基于对善治目标的追求,各参与主体正在努力实现行为模式的转变,共同促进网络反腐的发展.网络反腐是中国公共治理的成功实践,实现社会的共治与善治,需要政府与社会公众分析所处的历史境遇,把握时代发展方向,不断深化对公共治理实践逻辑的认识与运用.     

网络化治理: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的新路径

"治理"概念的出现,意味着政府部门从事公共服务供给思维的转变。随着治理理论的实践,提供公共服务无疑成为社会治理活动的"终端"。与传统公共服务供给碎片化的逻辑格相对应的公共服务供给模式陷入服务供给的政府失灵、市场失灵、社会失灵的历史怪圈。作为社会治理理论发展的新形态,网络治理理论在批判继承传统治理理论的基础上,将分析的重点放在政府、市场、社会这些不同工具和机制的相互协作上,并将"场域"和"资本"引入公共服务供给的治理网络中加以考察,以此探索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的新路径。     

从社政式治理到社团式治理——乡村公民社会成长的60年

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国乡村先后实行了社政式治理和社团式治理两种模式，形成了独具东方特色的中国式的乡村公民社会。社政式治理和社团式治理虽然存在于建国后的前后两个30年，但民间取向的这一脉络连续无间。社团式治理模式适合中国的乡村实际，而公民社会则是中国乡村社会发展形态的可能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