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交通肇事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界定

发生重大交通事故后，要客观分析肇事者的主观心态。如果对危害不特定多数人及财产的主观心态为过失则构成交通肇事罪，为间接故意则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没有认识到会发生社会危害结果或者认识到发生的可能性比较小而实施其行为的，说明其疏忽大意或过于自信，主观心态属于过失：为了实现其他某种目的，明知会发生车祸仍然实施的，说明其对发生这种危害结果持放任态度，应为间接故意。     

不得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指故意以放火、决水、爆炸、投毒以外的并与之相当的危险方法，足以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是一个独立的罪名，以放火、决水、爆炸、投毒以外的各种不常见的危险方法实施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     

交通肇事罪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辨析——兼评“杭州胡斌案”和“成都孙伟铭案”

杭州胡斌案和成都孙伟铭案是反响较大的道路交通事故案件,两个案件分别被判处了交通肇事罪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两罪的区别主要体现在行为人主观构成要件上的不同,交通肇事罪是一个典型的过失犯罪,主观上不能是故意,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主观上只能是故意,不能为过失。     

危害公共安全罪同其他刑事犯罪的区别

危害公共安全罪虽然也造成公私财产的损失和公民人身权利的损害,但它同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罪是不同的。危害公共安全罪比其他一般刑事犯罪具有更大的社会危害性,它是一般刑事犯罪中危险性最大的一类犯罪。因为这类犯罪侵犯的客体是公共安全。所谓公共安全,是指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正常的生活、生产、工作的安全和重大公私财产的安全,而不是特定的人或者个别人的人身或财产的安全。危害公共安全罪,就是故意或过失地实施危害或足以危害不特定多数人的人身和重大公私财产安全的行为。危害公共安全是本罪的一个本质特征,是区别危害公共安全罪同其他刑事犯罪的根本依据。     

隐瞒接触史、症状进入公共场所定罪研究

由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之间存在竞合关系,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存在“口袋罪”的嫌疑,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疫情下隐瞒接触史、症状进入公共场所的定罪变得尤为复杂。借助基于2010—2019年中级以上法院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决建构的定罪模型,可更具有操作性地预测隐瞒接触史、症状进入公共场所的定罪。经“危害公共安全”回归模型的预测可知,行为客观上危害了公共安全,不涉嫌适用“口袋罪”;经定罪模型预测,若存在危害公共安全的故意或过失,行为可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或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据此,隐瞒接触史、症状进入公共场所的定罪取决于如何界定罪过形式。隐瞒接触史、症状或拒不执行防控措施的故意不等于危害公共安全之故意,应根据客观方面类型化罪过形式。由于行为客观上危害了公共安全,应先判断有无危害公共安全故意或过失,进而考虑能否认定(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若无危害公共安全的罪过,再考虑评价为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由于交叉竞合的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法定刑大体一致,使妨害传染病防治罪适用的可能性更大。     

浅议危害公共安全罪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指使用与放火、决水、爆炸、投毒等危险性相当的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本文以案例为基础,将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分为先行行为和基于先行行为产生的作为义务两部分,讨论危害公共安全罪的主观形态。     

浅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中公共安全的界定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规定于我国刑法分则的第二章，是一类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犯罪行为，其犯罪客体是“公共安全”，然而，对于何为公共安全，学界存在不同观点。本文旨在对公共安全这一犯罪客体的界定进行探讨，并结合四个案例进行具体分析。     

论危险驾驶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竞合

危险驾驶罪是以采取措施避免具体危险状态和实害结果发生为前提实施的犯罪,一般情况下,该罪的客观危害性和主观恶性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完全不同,两罪不发生竞合。只有当危险驾驶行为相当严重,采取避让措施对阻止实害结果的发生没有意义或意义很小时,该危险驾驶行为才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犯罪行为具有相同的客观危害性;只有当危险驾驶行为造成致人重伤、死亡的实害结果,且行为人对该实害结果具有故意时,危险驾驶行为人才具有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主观故意和主观恶性;只有上述两方面同时具备,两罪才发生竞合,才能将危险驾驶行为定性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对危害公共安全罪中“公共安全”的界定

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侵害的法益是社会的公共安全,侵害行为与危害结果是否危害到公共安全是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关键。然而目前我国刑法学界对＂公共安全＂的理解还有诸多不足,不同学者之间的分歧甚大,我国刑法规定公共安全的内涵可简单概括为＂不特定或多数人的生命、健康或重大公私财产的安全＂。     

拒绝新冠病毒防控措施的行为定性

从体系解释、目的解释以及文理解释的角度来看,新冠肺炎作为采取《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甲类传染病防控措施的乙类传染病,属于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甲类传染病范围。故意传播新冠病毒,危害公共安全的情形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新冠病毒意见》对故意传播新冠病毒情形的罗列是可反驳的推定。在拒绝新冠病毒防控措施而过失引起新冠病毒传播,造成严重后果的场合,属于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和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想象竞合犯,应择一重处断。妨害传染病防治罪是重罪,应优先适用。但是,不能完全忽略相关行为构成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事实。     

浅析孙伟铭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案

当交通工具演变为杀人机器时，“交通肇事”即发生质变成为了其他危险方法；当法律拟制的过失被证据推翻时，间接故意自然同时被证明成立；当犯罪未遂中的间接故意难以证明时，司法实践往往选择了结果发生后的犯罪既遂提起诉讼。     

浅析以危险的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在刑法分则之危害公共安全罪一章中,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具有补充性的兜底性质的罪名。因为该罪具有开放性的犯罪构成,是故在认定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时,必须对其进行严格把握,既不能肆意扩大解释,也不能任意缩小解释。文章以从本罪口袋罪倾向进行分析,通过比较等方式,以期明确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犯罪构成和适用范围。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何以成为口袋罪

从道路交通秩序领域到市场经济秩序领域、公民个人权利领域、社会管理秩序领域,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触角已经越伸越长。从交通肇事到生产经营非食品原料、"碰瓷"、偷窨井盖,危险方法行为犯罪行为方式可谓五花八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越来越显示出口袋罪的特征。产生这一结果固然有罪名本身的因素,但根本原因在于三个方面:一是对于刑事政策的不合理解读,二是对于社会效果内容的片面阐释,三是无视罪名的确定性内容。其实质是忽视了政策与规范之间的关系,过分关注结果的危害性而淡化了行为规范内容和主观心态。只有在司法中切实坚持罪刑法定原则,才不致使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成为口袋罪。     

被围殴驾车逃跑致人轻伤的司法定性

正本文案例启示:行为人被围殴,为跳离现场驾车逃跑过程中致人轻伤的,由于行为人主观上不具有危害公共安全或伤害的故意,因此不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和故意伤害罪。对行为性质的判定,若行为人出于过于自信的过失,则不构成犯罪;若出于间接故意,则属紧急避险,不负刑事责任。     

论刑法中危害行为的有意性特征

刑法中危害行为的概念应舍弃意思要素，是近年来部分学者提出的一种颇有影响的观点。本文对该观点所依据的几点理由进行了分析，认为有意性仍然是刑法中危害行为的必然要素，并将刑法中危害行为的有意性与作为犯罪构成主观要件的故意与过失区别开来，认为危害行为的有意性是指行为人对其行为本身所持有的心理态度，而作为犯罪构成主观要件的故意与过失是指行为人对其行为引起的危害结果所持有的心理态度，二者在内容、性质、功能以及法律后果等四方面存有显著的区别。此外，本文还对二者在司法实践中的表现形式进行了归纳分类。     

如何认定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我国刑法第114条规定拟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鉴于该罪在立法上并无明确的构成要件，因此，有必要时该罪的构成特征及司法认定进行分析探讨，以有助于司法机关正确运用本罪。     

浅议交通肇事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近几年来,酒驾、超速等恶性交通事故频发,如何认定交通肇事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直接关系到被告人的量刑,同时也是罪刑相适应原则的基本要求。本文将通过具体案例对交通肇事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加以区分。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特大碰瓷团伙成员撞法网

2007年9月27日，涉案人员31人的特大“碰瓷”团伙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案，在北京市朝阳区法院公开宣判。被告人顾荣玉等31人因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分别被判处刑罚，其中27人被判处实刑，另外4人被判处缓刑。同时，法院判决责令31名被告人依法退赔被害人经济损失总计511030元。在碰瓷类案件中，此案是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第一案。     

抢夺民警配枪未危害公共安全的定罪量刑

【裁判要旨】以抢夺枪支的方式阻碍公安民警依法执行职务,行为人的行为在特定的时空环境下未侵害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财产安全或公共生活利益,且主观上没有危害公共安全故意的,应当以妨害公务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在对被告人量刑时应根据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和案件具体情况进行裁量,以实现司法公正。     

略论危害公共安全罪侵犯对象的不特定性

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本质特征在于侵犯对象的不特定性。但对这种不特定性的含义,却存在不同的认识。笔者试图结合司法实践,谈谈自己粗浅的看法。 危害公共安全罪侵犯对象的不特定性,是指行为人主观上意图侵害的对象不特定,还是指客观上侵害的对象不特定?这一问题中,关于“行为人主观上侵害的对象不特定”的提法,仅对于故意的危害公共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