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社会语境下的政府危机公关探析

全球进入风险社会已经成为共识,风险管理包括政府危机公关成了政府管理的一个核心使命。政府危机公关的途径主要包括参与政府危机管理、跟踪危机进程、把握舆论导向和搭建社会平台。政府危机公关的逻辑起点在于人的矛盾的化解,本质在于信息的传播沟通。对于我国目前社会转型期带来的孽生风险,政府危机公关的意义可以从行为层面、性质层面和价值层面得到显现。     

新媒体视域下我国政府公共危机管理探究

当前,中国社会处在转型期,各种社会矛盾开始暴露出来,我国也进入了一个公共危机高发期。近些年来,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技术得到快速发展,这也带来了新媒体技术的全面发展。新媒体技术的发展给中国的公共危机管理改革带来了机遇,但也给政府的公共危机管理带来了挑战。     

新媒体时代政府危机中信息管理的困境与对策

新媒体时代政府危机信息管理具有重要意义。新媒体同传统媒体相比,具有传播快速便捷、信息公开透明度高等特点,政府在新媒体时代的危机信息管理困境包括危机事件发生前的政府信息公开不到位导致政府公信力不高;危机事件处理过程中舆论引导不当导致危机事件的处置不力;危机事件后政府信息缺失错位导致危机事件的警示作用发挥不完全等。主要对策有: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提高政府公信力,建立危机事件处置的舆论引导预案,注重危机事件恢复期信息管理加强其警示作用等。     

社会危机事件各阶段的网络应对之策

现代社会发展中蕴含的风险与网络传播效应叠加,对当前政府的危机事件防控能力提出了严峻考验。从社会危机事件发生的四个阶段入手,政府对社会危机事件的防控可采取以下对策:在潜伏期,要充分发挥网络的危机预警功能,降低危机发生机率及其潜在的负面影响;在突发期,要充分利用网络的信息传播优势,保障公众对社会危机事件的知情权;在持续期,要充分尊重网络舆论传播规律,引导网络舆论的良性发展;在衰减期,要全面公开并科学评估社会危机事件,健全应对社会危机事件的长效机制。     

政府、社会与市场的风险责任共担——政府危机管理财力保障机制初探

现代社会，频频爆发的各种自然灾难、事故灾难、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等凸显了政府承担公共风险、应对公共危机的重要性。为保证政府在危机预警、准备、应对及善後处理等各个阶段有充足的财力可供调用，必须建立完善的危机管理财力保障机制。本文将主要介绍政府危机管理领域中对财力保障机制的研究现状，并以SARS危机为例，剖析其中暴露出的现行政府危机管理财力保障方面的缺陷，并在借鉴国外发达国家经验的基础上，从风险管理的视角构建由政府、市场及社会其他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的风险分担的危机管理财力保障机制，力争为政府危机管理体系的完善初步提供相关政策建议。     

我国政务新媒体应用的发展与公共信息治理转型

在Web2.0时代,社会化网络(SNS)和自媒体等新传播形式快速发展,促使社会组织的公共服务体系发生较大变化。在这一背景下,如何认真分析我国政务新媒体的特征与价值,提高其舆论调控、信息传播与社会公共管理能力,是当前社会公共治理研究与社会组织共同面临的一个严肃的课题和挑战。目前,我国政务新媒体应用是各级党政组织利用新媒体进行服务型政府建设的一个有益探索,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政府公共信息治理的转型;同时,各级政务新媒体应用应该及时总结实践经验,不断优化自身的信息传播、舆论引导和公共信息治理的能力。     

风险社会视域中当代中国政治信任构建的环境分析

在社会风险中,因全球化的冲击,经济发展状况的国际比较消解了构建政治信任的经济资源,西方民主政治诱导战略消解了构建政治信任的政治资源,西方文化渗透消解了构建政治信任的主流意识形态资源.而来自网络社会的考验主要体现为:网络民意的兴起考验政府回应民意能力,公共舆论事件的频发考验政府应对危机能力,信息传播模式的改变考验政府阳光执政能力.社会转型的挑战带来的社会风险对当代中国政治信任构建影响尤为突出,即因社会信任缺失而导致失信文化弥散,因公民意识觉醒而引发维权事件增多,因社会阶层分化而导致利益冲突加剧.作为执政党和政府,只有在清醒地认识到社会风险所产生的重大影响的基础上,不断提高自身依法执政、民主执政与科学执政的能力,才能在化解种种社会风险中巩固和提高公众对执政党和政府的政治信任水平.     

风险社会语境下的农业产业危机与政府干预——以海南“香蕉危机”为个案

在风险社会语境下,中国农业除要面对自然和市场的双重风险,还要面对科学技术和政策变递等带来的振荡。对农业风险的预防和治理需要政府发挥主导作用,而政府干预不当却可能诱发或加剧农业风险。海南爆发的“香蕉危机”作为中国现代农业产业危机的缩影再次暴露出在农业生产经营和农业风险管理方面政府干预存在的严重问题,文章试图通过对海南“香蕉危机”事件的分析,剖析政府干预在农业产业危机的形成与治理中的作用,并进而提出政府适度干预以应对农业产业危机的对策与建议。     

新媒体与知识、信息的悖论问题——以关于维基百科的争论为例

编者按：作为一种新生事物，新媒体是指应用计算机技术、数字技术和现代通信技术，对传统媒体进行改造或者更新换代，在传播理念、传播技术和消费方式等方面发生了质的飞跃而形成的新兴媒介或媒体。新媒体的发展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如新媒体与知识、信息的悖论问题，新媒体对表达自由的影响、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影响，以及网络舆论对外交政策的影响等等。本刊特邀四位专家从不同角度对新媒体所带来的上述问题进行深入解读，以飨读者。     

危机情境建构与社会管理创新——基于流言谣言的传播机理分析

流言谣言的存在警示着社会过程的种种风险,也提供了社会预应的重要信息。社会管理中需要立足文化心理,把握流言谣言特点和传播规律,实现信息公开和危机预应。特别需要完善政府服务功能,提高应急和济护能力,培育社会责任,进而有效避免社会震荡,促进和谐发展。     

论灾难性突发事件中的政府危机沟通

在诸如地震、SARS等灾难性突发事件中，各种流言的扩散以及民众对政府态度的变化所造成的危机，要求我们更加注重灾难性突发事件的传播特征，并通过发挥媒体的宣传作用克服民众社会认知与态度的障碍，发挥政府在危机沟通过程中的信息公开者、沟通引导者以及危机管理者的积极角色。政府在选择灾难性突发事件危机沟通的策略方面，可以充分借鉴台湾地区在9·21地震中政府危机沟通策略的经验。     

政府网络回应的改进策略

正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广泛应用,网络民意的社会影响力日趋增强。为顺应该趋势,政府开始尝试运用新媒体技术,通过网络沟通平台回应民意诉求。但是新媒体技术对政府而言是把"双刃剑",一旦网民的意见和诉求缺乏政府回应或政府回应不足、不当,极易激起民众在网络上宣泄自己的不满情绪,不满情绪在"意见     

新媒体时代文化生态的嬗变与社会核心价值观传播策略

新媒体时代技术进步和文化传播方式的变化带来了文化生态的嬗变,信息的海量增长和信息污染的并存、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与多元文化的冲击并在、技术进步与技术威胁并随等构成了新媒体时代文化生态的重要特征,这些特征必将带来社会核心价值观传播方式的改变。因而,充分利用新媒体时代的技术和信息传播优势,改变社会核心价值观的传播策略势在必行。     

政策谣言的生发与治理

政策谣言即未经证实合乎政策事实的民间政策传言;只有那些完全缺乏政策事实的政策传言才是真正的政策谣言,其他的属于准政策谣言。政策谣言的生发诱因主要包括政策价值的重要性、政策信息的模糊性、社会环境和个体心理、政府公信力缺失等多个方面。互联网和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助推了政策谣言的传播;政策谣言的典型传播机制主要有社会流瀑、群体极化和偏颇吸收等。政府应从五个方面提升政府的政策谣言治理能力和水平:增强政府公信力;强化政策的宣传、解读与回应;提升政务信息公开水平;建立健全辟谣工作系统,分类治理政策谣言;加强对新媒体信息传播的监管。     

政府在处置突发事件中运用和治理新媒体的思考

正以网络媒体为代表的新兴媒体受到全社会前所未有的关注,尤其在突发事件面前,新媒体发挥着巨大作用。然而,新媒体犹如一把"双刃剑",在极大地满足社会公众信息需求的同时,也给政府的危机管理能力和应急能力提出了严峻考验。今天的新兴媒体不再是政府的"解释者"和"鼓吹者",更不是政府独掌的"传播者",它有自己的政治目标和客观立场。本文对新媒体时代政府正确处理突发事件提出几点建议措施,并试图在两者之间构建良性互动关系,使两者更好地应对各类突发事件和危机问题。     

论“互联网+”时代政治类学术期刊的政治社会化功能

"互联网+"时代我国的政治社会化面临着越来越复杂的社会环境,新媒体对公民政治社会化的影响越来越大,也出现了不容忽视的负效应。作为政治学学术交流和传播的重要平台和阵地,政治类学术期刊必须根据时代要求和新媒体技术发展提供的机遇,在充分发挥学术功能的基础上,更好地发挥在政治社会化方面的社会功能,抢占互联网和新媒体的舆论新高地,为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治稳定奠定坚实基础。这就需要政治类学术期刊加强与新媒体的融合,把政治类学术期刊的内容优势和新媒体平台在技术和市场上的优势相结合,树立以读者为中心的服务理念,运用多种媒体手段,构建权威的政治学传播平台和政治知识服务平台。     

从风险社会到和谐社会:寻求危机治理的善治

风险社会时代危机事件的频发要求我国公共危机治理改革。变革政府管理思维,构建电子政务,与社会各组织进行合作,构建多主体协调的危机治理体系是必由之路。由此才能实现从风险社会向和谐社会的转变,走向危机治理的善治。     

消解政府危机管理失灵的路径

正现行政府管理理念、管理体制和管理方式的"合力",构成了政府危机管理失灵的内在机理,因此,必须系统化地建构消解政府危机管理失灵的路径。换言之,要灵敏并有效应对风险社会的"现代性"公共危机,就必须实现政府公共危机管理理念、管理体制和管理方式的相应转变。     

风险差异、空间基础与社会反应：特大城市的风险放大路径——基于43个案例的定性比较分析

特大城市不但存在各类风险隐患，还面临风险放大的挑战。既有研究从“社会主体、文化情感与媒介传播”等方面分析了风险社会放大过程，但忽略了风险的内源特征与空间基础，缺乏全链条的过程化探讨。本研究引入风险“内源性、空间性与社会性因素”的三维分析框架，采用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分析特大城市的风险放大现象。研究发现，特大城市发生风险放大的可能性排序为“社会安全>公共卫生>事故灾难>自然灾害”,存在“社会助推、响应失灵、空间脆弱与外力塑造”四种路径。风险放大以内源性和空间性因素为充分条件，以社会化过程为必要条件。初始风险越严重、社会反应越强烈、空间基础越薄弱，风险的放大概率越高。“媒体报道、公众关注和人口集聚”是风险放大的三个促进变量，“政府响应”与“物质基础”则可能发挥阻抑作用，政府响应差未必直接导致风险放大，但有效的政府响应能阻抑风险放大。建议特大城市政府重点预防社会安全和公共卫生风险的放大，关注风险严重性、媒体关注度与公众注意力等因素，提升政府响应效率与基础防御能力，实行差异化防控政策。     

挑战与应对：人工智能背景下如何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

推动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离不开政府对新兴技术的运用。当前人工智能技术蓬勃发展并广泛应用于社会生产生活中，重塑了社会的面貌。人工智能技术的普及也使得对智能技术的应用成为社会治理体系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构建数字智能的治理体系是实现现代化社会治理的必要手段。以人工智能技术为代表的信息技术产业为当代社会带来诸多危机与隐患，资本扩张、行业冲突、技术异化以及数据安全都成为了政府进行社会治理面临的挑战。面对人工智能技术在社会应用过程中表现出的一系列治理矛盾，政府需要寻化解矛盾的路径，构建强大的公权力技术体系优化人工智能背景下的社会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