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性治理制度化策略研究

整体性治理理论有望成为继传统官僚制、新公共管理后的第三代公共行政理论典型范式。本文结合我国实际是OECD国家整体性治理的实践,从五个维度对构建整体性制度化实施体系进行了探索,认为内部构建大部制,外部倡导理性的公私合作,纵向构建部省合作新型关系,横向上建设电子化无缝隙政府,动态上从价值与伦理文化角度构建主动性公务员体系是整体性治理制度化的重要途径．     

企业社会责任的制度化

面对后金融危机时代以来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强风险导向,现代产业网络核心的企业,已经越来越难以离开与利益相关方涉及经济、环境和社会等不同要素层面的交互和嵌入。更多地承担企业社会责任,不仅成为现代企业融入产业网络的标签,而且越来越借助制度的约束力,以保证切实践行。本研究在完成专门指向"制度性要素"的国内外文献和经验整理的基础上,归纳CSR责任制度化的世界理论共识和中国难题,藉此分析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制度化的现状、问题和矛盾,在此基础上,以作为中国经济发展引擎的上海地区近200家产业和信息化领域企业为调研样本,甄别和发现责任制度化的关键议题和优先顺位,进而提出当下中国企业责任制度化的多元路径实现方案。     

权力制度化的难点及法律思考

权力制度化的问题是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治国理政大局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是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全面依法治国、全面深化改革及加快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需要.权力制度化的场域由三个层次组成,即法律体系、权力结构和民族性格.这三个层次在现实中呈现出非常复杂的情况,给实现权力制度化造成困难.应通过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普遍守法以及法律监督等法律途径,保证权力制度化的实现.     

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制度化分析

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内在要求。本文以制度为分析视角,在对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制度化做出界定的基础上,着力分析了在我国实现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制度化的意义和现实路径。     

试论高校学生管理工作的制度化

新时期高校的学生工作逐渐出现一些新变化、新情况,需要我们完善相关制度进行不断规范,以提高学生管理工作的实际效果。本文从经济学的现实性和功能性等方面浅析了高校学生管理工作制度化的重要性、可行性和有效性。     

协商民主视角下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探析

由于受到宗族势力、经济环境以及农民个人素质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农民在政治参与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的非制度化的政治参的情况。如何从协商民主的视角规避农民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促进农民政治参与的有序性,对当前维护农村社会稳定仍然有着重要的作用。     

推动行政问责规范化制度化的建议

目前,我国行政问责已经开始从＂运动式＂问责向＂制度化＂问责转变,在一些部门和地方政府的工作中取得了良好效果。但是也应当认识到,我国的行政问责仍处于摸索阶段,相应的配套措施还不健全,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推动行政问责走上规范化、制度化轨道,需要从几个方面做好工作。     

土地征收环境下公关利益的制度化探析

公共利益应当是一种制度化的利益,对公共利益进行制度化的构建,以期在征收权行使中对其进行直观而规范化的认定,从而完善现存征收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与矛盾。本文通过对公共利益的不确定性进行分析,进一步从社会存在的现实、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取舍以及司法实践中对其进行制度化构建的必要性,最后从实体和程序两方面对其制度化构建提出初步的思路。     

立法技术制度化浅论

本文阐述了立法技术、立法技术制度化的概念,并对立法技术制度化的现状作了一定分析,在此基础上对立法技术制度化建设提出了一些见解。     

制度化视角下基层社会协商治理实证研究——基于夏履程序的分析

现代乡村社会治理的实质是立足于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具体情况，由一种传统的非程序化治理方式向现代的制度化治理模式转变的过程。而协商治理则是实现这种制度化的重要途径。本文以协商治理制度化为研究视角，以夏履程序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制度化理念、机制和绩效衡量的分析，探索新型的乡村社会协商治理途径。     

制度化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制度化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进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必然选择。本文分析了制度化的涵义和基本特征,它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及历史必然性,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和需要完成的任务。从理论到实践进行了一些初步的分析和探索。     

后脱贫时代专项治理“常规化”的运作逻辑

专项治理转向“常规化”的制度性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结果。在后脱贫时代，脱贫攻坚专项治理在治理效果内卷化和治理目标改变的劣态倒逼下转向常规化治理形式。既有的理论研究依续这一思路构拟出数种专项治理“常规化”的运行路径，但多囿于自上而下单向度“常规化”治理形式探究，并且这种“常规化”模式已出现明显“负效应”。基于对安镇脱贫攻坚行动的实证考察，发现专项治理“常规化”的单向治理形式并不是基层治理的最优选择，而需在现有基础上发掘和能动地运用基层社会内在的社会资本因素，使基层社会的内在力量与制度化、法治化的制度设施相结合，以期推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依法执政与宪法序言中的“党的领导”制度化

现行中国宪法文本的序言中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表述，我们也常常简称为“党的领导”。“党的领导”需要制度化，因为作为基本原则的党的领导需要具体化，重大领导行为需要制度化。制度化中，又包括对部分重要执政行为法制化。序言中的“党的领导”是原则性规定，不是具体的操作，依法执政的提出客观上要求将“党的领导”具体化、制度化。在制度建设中，需要将理念上的“党的领导”转化为更为具体的“依法执政”，需要借助于宪政理论，加强对“领导权”与“执政权”及其相互转化的研究。此外，需要强化对执政行为的研究。在法治建设领域，需要构建执政权、执政行为的法律理论，通过制定《党与国家机关关系法》，规范执政行为，促进执政行为科学化、民主化、法律化。     

加强公务员培训制度化建设

国家公务员制度全面实施十多年以来,公务员培训工作一直作为人事部门的头等大事,虽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本文通过对目前我国公务员培训工作存在的问题分析,以寻求公务员培训走向制度化、科学化和法制化的道路。     

刑事诉讼法修改与职务犯罪初查的制度化

随着《刑事诉讼法》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的修改和正式实施,在新形势下,刑事诉讼法对人民检察院职务犯罪侦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挑战,导致了办案工作重心的转移,使得初查工作在今后的职务犯罪侦查中扮演越来越重搞的角色。为了使初查工作能够更好地服务于今后的职务犯罪侦查工作,为立案侦查提供充足的证据准备,于法有据,需要职务犯罪初查制度化、法律化,有更加明确、完善的法律规定。     

WTO体系中的双边主义路径评析

世界贸易的自由化,一直存在着多边主义和双边主义路径的争论。WTO作为全球最大和最重要的国际贸易组织,一直以来被认为是典型的多边性合作机制。但作为国际合作的高级形式,WTO体系仍然保留了双边主义合作的特性。区域性贸易协定、互惠性原则、相互认可制度以及争端解决机制等制度都充分说明了在推进全球贸易自由化的进程中,作为多边主义合作组织的WTO并不排斥双边主义的路径,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对双边主义存在着强烈的路径依赖。因此,就目前陷于僵局的多边贸易谈判而言,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多边主义和双边主义的相互替代或位序选择,而在于如何促进二者在WTO体系内外的协调与统一。     

合作式应急治理机制的构建：香港模式的启示

中国正处于急遽而深刻的社会转型期,各种风险大量出现,突发性公共事件频频发生,给政府的公共危机管理带来了极大挑战。如何应对各种风险与突发性公共事件是我国政府和社会亟需解决的重大治理问题。由于政府失灵和志愿失灵的存在,对于“风险社会”和各类突发性公共事件的挑战,无论是政府还是非政府组织都无法单独应对,因而合作式治理成为一个普遍的选择。在合作式治理中,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不再是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而是“合作伙伴”的关系,共同成为风险社会的治理主体。近年来,我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就共同应对风险进行了一些有益尝试,但合作中也存在不少问题。香港在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合作式治理模式,可以为我国内地探索应急管理领域的合作式治理提供重要的借鉴。     

运动式治理悖论:常态治理的非常规化——基于网络“扫黄打非”运动分析

"运动式治理"已经成为一种广泛的国家治理模式,其悖论内涵是以非常规方式开展常态化的治理行动。建国以来的运动式治理经历了从群众运动到严打运动再到专项治理的三大转变。聚焦专项治理时期的运动式治理,文章选取网络"扫黄打非"运动,即2007—2014年"整治互联网和手机传播淫秽色情及低俗信息专项行动"作为典型,从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网络"扫黄打非"运动的兴起及其工作机制、专项行动的个案成效四个方面加以考察,指出运动式治理悖论存在"决策经验主义"和"结果不确定性"两大基本内涵,具有四个基本特征:领导小组行使的政治权力凌驾于政府行政权力之上且常常混合不分;政治主体权力扩张与政治基体需求自主之间存在不同的运行轨迹;多部门协同联动工作机制需要通过长时间的磨合才能产生整体共赢的效果;以数据展示行动的有效性和常态化并不意味着一种可持续的常态治理机制的建立。改革的时代需要改革的理论指导改革的实践,面对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新型常态治理而非一种已有的常态治理行动被设为改革目标,运动式治理转型的关键是要在多元冲突中建立一个满足规范和共识的制度化过程。     

大众麦克风时代:现实阻碍及制度化建设

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引起政治体制和政治环境的一系列变革.“大众麦克风”作为一种制度之外的公民参与形式具有极高的时效性和可参与度,在政府之外形成了强大的“压力集团”,因而从客观上对于我国的制度化建设起到了外部促推的作用.     

当前我国存在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原因及对策分析

由于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原因,部分公民常常诉诸于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以实现自身利益。随着社会的发展,公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形式和内容也呈现出新的特点,对和谐社会建设造成一定的影响。通过加快经济建设、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完善政治制度和提高广大民众政治素养等途径可以有效减少公民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行为,从而促进和谐社会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