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与东亚地区秩序演变

冷战结束后,东亚地区秩序的变化显而易见,但如何界定当今的东亚地区秩序却一直存有争论。本文试图从地区秩序的界定和分类入手,结合冷战后有关东亚地区秩序的争论,分析中国崛起对东亚地区秩序的影响,以辨析和把握东亚地区秩序的发展方向。作者发现,冷战后有关东亚秩序的争论说明,东亚地区尚未形成得到普遍认可的秩序安排,但决定其未来发展走向的两个核心因素已愈发明确,即美国的东亚同盟体系的延续和中国经济实力的崛起。东亚地区秩序演变趋势是,美国依托其东亚同盟体系与经济崛起的中国协调,共同塑造地区规则,维护地区稳定安全。其具体特征是:美国依靠其地区同盟发挥作用;中国与美国及其盟国通过多边或双边协调解决地区安全问题;中国自我克制缓解地区安全问题。决定东亚地区秩序未来的关键是既有的美国东亚同盟体系如何应对中国崛起。要巩固、深化地区协调共治秩序,需要美国及其东亚同盟体系对中国的自我克制政策做出善意的战略回应。     

东亚经济结构的"和谐"内涵及缺陷调整

东亚具有比较和谐的基本经济结构,但也存在较严重的缺陷,中国目前正处于这一缺陷的关键位置上.中国既有可能也有需要对地区结构进行调整,逐步克服地区结构缺陷的负面影响.从中国已选择的调整方向和调整进程看,首先开展与东盟的合作不仅对中国具有重要利益,而且有可能借此调整东亚地区经济结构,使其向有利而和谐的方向进一步发展.     

东亚经济地区主义的终结?——制度过剩与经济整合的困境

冷战结束以来,东亚的经济地区主义虽然取得了一些进展,但至今仍然没有发展出一个成熟稳定的区域制度框架来推动区域经济进行深度整合。该地区多重制度框架相互竞争,造成了一种"制度过剩"的特殊格局。这导致东亚地区在经济整合的过程中,缺乏有力的制度推动和有效的区域治理,具体表现为该地区至今仍难以建立有助于提高经济绩效的经济要素完全自由流动的统一经济区;难以采取集体行动,共同应对来自外部的各种经济风险和冲击。本文认为,东亚地区多重制度竞争的背后,是由于与该区域相关的主要行为体对塑造东亚经济秩序有着不同的利益偏好和战略诉求,他们各自极力推动对自身有利的区域机制,从而形成"制度过剩"。主要行为体在东亚的主导权竞争以区域制度竞争的形式展开。随着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的加速崛起以及美国决心重返东亚,东亚经济整合中制衡与反制衡的矛盾将日益突出,从而带来更加激烈的制度竞争,这是东亚经济地区主义遭遇挫折而非取得成功的标志,东亚地区将因此继续沦为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碎片"。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与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

以双边自由贸易安排为基础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在东亚正获得快速的发展,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ACFTA)的形成进一步加强了东亚地区贸易和投资的内部化趋势.然而从国际政策的最优选择来看,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应当进一步整合,以便有效降低过多的重叠优惠贸易安排所带来的贸易转移效应以及调整成本和行政成本.从产业联系来看,日本的生产优势和ACFTA的市场优势为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提供了可能性.     

从结构现实主义的视角看冷战后东亚地区和平

冷战后东亚地区保持了相对程度的和平,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作为惟一的超级大国,美国依赖其超强的总体实力,加上其在东亚地区的双边军事同盟体系,主导着冷战后东亚地区的和平局面.本文试图从结构现实主义的视角来分析美国霸权在维护东亚和平中的作用.     

欧盟的东亚外交与安全政策:自主抑或追随?

针对欧盟在东亚是非安全行为体和美国的追随者的传统认知,本文从欧盟在东亚的政策目标设定、实现政策目标的资源以及对东亚安全与稳定的贡献出发,论证欧盟在东亚地区是安全行为体并具有政策自主性。欧盟作为非国家行为体,在东亚政策上的自主性是相对于美国而言的,即具有关系性和相对性,并处于不断提升的过程中。与此同时,由于欧盟与美国是"价值观伙伴",在东亚地区的利益具有一致性,欧盟通过政策宣示、政策对话和硬安全领域的政策一致性等保持其自主性和跨大西洋联盟之间的平衡。     

东亚经济合作与区域稳定:中国的视角

当前东亚经济合作呈现出新的特征,其中有两个明显态势对于地区稳定和发展会带来长远影响,一是美国携TPP重返亚洲,试图主导东亚事务；二是东亚各国与中国的经济相互依存越来越深,然而在政治和军事上对中国的疑虑也越来越深.对中国而言,这两大态势涉及了中国对外关系中最重要的中美关系和与周边国家关系,使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更加敏感和复杂,在战略上亦对中国实现和平崛起的总体目标提出了严峻挑战.东亚经济合作中的主导权竞争问题以及区域内部由于利益分歧和战略信任缺失而可能导致的外溢效应给东亚地区的区域稳定带来不确定消极因素.中国必须重新思考其在东亚地区的战略选择.中国在东亚合作事务上的战略选择应当注意,引导中美从“战略竞争”走向“战略协调”；在深化经济领域的功能性合作的同时,注重建立与东亚主要国家的战略对话,提升战略互信.     

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外交与地区安全秩序的重塑

冷战结束后,塑造东亚地区安全秩序的力量来源主要有两个:一是雅尔塔体系的遗产,二是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外交。一方面,中国与俄罗斯通过上海合作组织构建了在安全等领域的合作,而美国在美日同盟的基础上强化了其在东亚的单边及多边同盟体系。因此,雅尔塔体系遗产的组织化程度较以往明显提高。另一方面,东南亚诸国通过在东盟"10+"合作框架、亚太经合组织以及亚欧会议等平台实施经济外交,比较成功地把主要大国及区域集团力量牵绊在东亚地区,并藉此影响了冷战后东亚地区的政治、安全秩序。     

外部约束与东亚经济结构转型

长久以来,东亚经济增长一直是在供求要素结构不完备的经济体系下实现的,这一内在缺陷决定了东亚需要借助外部力量才能实现经济增长。外部力量既是东亚外向型经济增长的结构基础,也是影响或控制东亚经济增长的主要制约因素。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预示着有利于东亚经济增长的外部环境发生逆转,迫使东亚开始新一轮的结构调整与转型。而此次结构调整与转型将主要通过对过去经济运行体系特别是市场要素缺失的矫正来实现,以尽可能减少外部力量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     

安全预期、经济收益与东亚安全秩序

冷战后,东亚地区不仅没有进入一个充满紧张和冲突的时期,反而维持了相对长时间的和平状态。有关东亚安全秩序的既有解释主要强调的是体系结构或过程,但不足以解释东亚安全秩序内部的动力和机制,以及这种秩序蕴含的内在不稳定性的主要原因。本文提出了一种功能论的解释,认为美国和中国分别为东亚地区提供了安全预期和经济收益两项最为重要的公共产品,是维系当前东亚安全秩序的基础。然而,在中国崛起和美国重返东亚带来的冲击下,这两种地区性公共产品的供给脱节和供给矛盾使既有东亚安全秩序面临内在的不稳定性。为了应对这种不确定性,达到稳定周边环境和缓解崛起疑虑的效果,中国在为本地区提供稳定的经济收益的同时也需要在政治和军事方面采取积极的安全保障措施,营造东亚安全秩序的新基础。     

经济危机、社会政策和经济发展:俄罗斯的经验

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的社会政策保持了基本的连续性。尤其是叶利钦之后的俄罗斯,政府对社会保障和改善民生进行了巨大的投入,居民收入的增长和生活的改善非常明显。经济危机爆发之后,俄罗斯反危机政策更是赋予了社会政策以特别的使命,不仅缓解了危机的烈度,也起到了社会稳定器的作用。俄罗斯社会政策解决了国家长期发展需要面对的两个重要问题:一个是国家长期发展的人力资本积累问题,另一个是社会扩大再生产的可持续性问题。     

论"东盟经济共同体": 必然性、可行性与挑战

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对"东盟经济共同体"构想进行分析,认为首先应了解"东盟经济共同体"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和必须的选择;而东盟合作机制的完善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加速则为"东盟经济共同体"提供了可行基础.但同时,东盟各成员国经济发展水平及贸易开放程度的差异、经济上较高的竞争性以及"东盟方式"也对其形成了一些挑战.因此,东盟最终会建成一个经济共同体,只是过程比较曲折.     

全球化时代的海外政治经济风险评估

目前,政治经济风险已成为海外投资和国家经济安全领域中的一个重要因素。由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和拓展,当一国遭遇政治经济风险时,往往产生连锁反应,给其他国家的国家利益带来风险。因此,对海外政治经济风险的评估和预测显得非常重要。国外的一些专门从事风险评估的机构,在这方面有较透彻的、持续的研究成果。本文着重介绍和分析国外一些著名的风险评估公司及其研究评估体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对我国加强海外风险评估的若干看法。     

俄罗斯发展战略演变的理论逻辑

俄罗斯社会经济发展战略演变包括两个内容:调整的历史和内在的逻辑。俄罗斯经济结构的继承性是分析问题的历史起点,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是经济发展战略调整要遵循的理论逻辑。作为经济现代化的基础性制度保障,相对于技术工艺层面的创新,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更加重要,这不仅带来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同时提出了保障市场经济体制有效运行的市场强化型政府的要求,由此更推动了国家的全面现代化。     

印尼盾的汇率走势及成因:2001—2010年

2001年以来,印尼盾兑美元汇率或升或贬,经历了震荡、贬值、平稳、升值四个发展阶段。印尼国内的经济政治发展是这一时期印尼盾汇率变化的内因,美国经济波动、国际油价涨跌是印尼盾汇率走势变动的外因,偶然性因素的突发使印尼盾的运行变得更加复杂。由于印尼强劲的经济发展、稳定的政治环境以及美国经济恢复乏力,"美元趋弱、印尼盾走强"成为印尼盾汇率未来走势的主线。     

越南与欧盟缔结自贸协议的考量和影响

2019年6月30日,《越南与欧盟自由贸易协定》正式签署。本文以越欧批准签署FTA为切入点,首先论述了双方启动FTA谈判的背景,认为双方参与FTA有助于实现各自的全球对外贸易战略目标,近年来越欧日益紧密的经贸关系为双方缔结FTA创造了良好的前提条件;进而从越南视域角度分析双方缔结FTA的动机,认为越南与欧盟缔结FTA是出于对经济、政治和大国关系平衡三方面的综合考虑;最后阐述了该协定的内容及协议生效对越南、WTO多边自由贸易体制、东盟地区经济一体化以及中越经济关系产生的影响。     

孟加拉国参与“一带一路”倡议:利益与问题

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中国和世界经济增长放缓。为此,中国提出了对外开放的宏大战略。这一战略的核心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即后来的"一带一路"倡议。"一带一路"倡议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合作,其影响远远超出了中国的范围。孟加拉国是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一部分,孟中印缅经济走廊被列入"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六大经济走廊之一。从孟加拉国的角度分析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利益所在,并讨论孟加拉国在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的作用,对研究"一带一路"倡议如何影响孟加拉国具有重要意义。另外,也需要从孟加拉国的角度审视"一带一路"倡议中提出的"五通",重点分析"一带一路"倡议可能面临的挑战,从孟加拉国的角度提出中国回应挑战的建议,为推动未来的相关研究提出若干建议。     

东盟特惠贸易安排:回顾与评价

东盟特惠贸易安排是东南亚早期区域经济合作中的一项主要内容。从1977年的《东盟特惠贸易安排协定》开始,东盟各国围绕商品关税减让等主要方法,对增加东盟区内的贸易往来作出了持久的努力。本文回顾了东盟特惠关税安排的缘起与发展,分析了该项目所取得的成就与问题,并从东南亚区域经济合作整个发展史的角度评价了东盟特惠贸易安排的历史地位与意义。     

对外开放与经济增长:中国与印度的比较——后冷战以来绩效与分析框架

本文以对外开放之经济增长效应为主线,从三个视角切入对后冷战以来中国和印度经济进行了比较,以期提出一个比较研究框架。三个视野分别为经济增长绩效视角、对外开放视角,以及开放之增长效应机理视角。分析显示,两国经济在后冷战以来都经历了快速增长,虽然印度经济增速慢于中国,但其稳定性更高,人均国民收入与中国的差距要小于名义经济总量(GDP)的差距。在对外开放方面,中国外贸与引进外资绩效明显,而印度在服务业出口和服务业利用外资方面则略胜于中国。在开放与增长联系及效应机理方面,虽然可以利用主流经济学提出的模型,但具体到中国和印度,应根据各自特点进行具体化修改。     

2007-2008年东盟经济的分析与预测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东盟的经济发展和区域整合发生了一系列变化.2007年,东盟国家经济保持了增长势头,区域经济一体化取得新进展.展望2008年,东盟国家的经济发展与区域合作将呈现新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