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政府与美国贫富差距

美国是当今世界最为发达、富裕的国家,但同时也是贫富两极分化极为严重的国家。历史上,美国政府曾经采取过三次较大规模的行动,缓解日益严峻的贫富分化及"富裕社会的贫困"问题。这些政策举措,虽取得一定成效,但未能从根本上解决贫富两极分化趋势。特朗普上台后,采取了一系列"劫贫济富"政策举措,减少联邦政府福利开支,对公司和富人进行大规模减税,进一步加剧了美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和穷人的贫困问题。     

建国初妇女解放视阈下的政治认同浅析

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新中国建立后,国家通过制定政策和政治动员的方式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了妇女在政治、经济和婚姻家庭层面的解放,使得这一群体对现行的政治模式产生高度认同,新中国妇女解放的过程和程度构成此时期完成政治认同的一个必要条件。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国家认同——基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实证分析

民族政策"去政治化"及"文化化"的争论是近年学界关注的焦点。在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进行问卷调查基础上,论文采用实证方法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国家认同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对学界争论的问题进行了回应。研究发现:人们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评价是肯定的,但该制度必须不断发展和完善;人们的国家认同高于民族认同,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并不相悖;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中,经济因素对国家认同的影响力最大。     

“亨廷顿之忧”发出了一个严重的警示

亨廷顿在其最后著作《我们是谁?》中,看到苏联解体、英国"有了分崩离析之势"时,不禁为美国是否会出现同样的情况而深深地忧虑。这样一个具有特定内涵的"亨廷顿之忧",抓住了民族国家作为一种保障民族认同国家的制度机制的要害——民族国家合法性根本上来自于民族对国家的认同,进而对民族国家发出了一个严重的警示。为保障民族认同国家而构建的制度机制之所以会引出国家认同问题,甚至导致国家认同危机,是因为民族国家在发展中遇到了"多族化"问题。正是这样的"多族化"现象,侵蚀了曾经屡试不爽的那些实现和保障国家认同的制度机制,成为了国家认同危机的温床。苏联从建立到解体的过程,完整地演绎了"多族化"引起国家认同问题,严重的国家认同危机最终导致国家分裂的逻辑,从而触发了"亨廷顿之忧"。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在这样的现实面前也无法置身事外,只有把巩固国家认同的内容纳入到民族政策的政治标的,并以此来对相关政策进行校准和重塑,方能规避"亨廷顿之忧"。     

青少年对我国国家制度的认同情况及对策建议——基于对疫情时期全国1234名青少年调查的实证分析

国家认同是一国公民对国家历史、政治、文化等方面的认知和评价,其中制度认同是国家认同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围绕疫情时期青少年对我国国家制度认同状况及其存在的问题,文章对25省(自治区、直辖市)1234名青少年开展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疫情时期青少年在理论角度、现实角度、国际比较和未来预期"四个方面"呈现出对我国国家制度的高度认同感;家庭教育、朋辈影响、学校教育、团学活动、社会民生、网络媒体和制度对比等"七大因素"显著增强了青少年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显著优势的认同感。但同时也发现,青少年国家制度认同中存在着教育工作机制不健全、历史国情教育存在短板、中小学思政课质量有待提升等问题亟待解决。因此,提出应从深化理想信念教育、完善学校思政教育体系、加强网络思想引领、优化实践育人机制、加强历史国情教育、重视家庭教育等"六大路径"增强青少年国家制度认同。     

香港政治国家认同分析与实现机制研究

政治国家认同是公民对国家政治权利的认可和赞同。它是政治制度获得正当性的前提和基础,是增强国家向心力和凝聚力的核心力量,也是国家统一和稳定的重要条件。其中,政党认同是政治认同的最高层次。目前,由于历史和现实种种因素的共同影响和作用,一些港人对地理的、文化的、民族和历史的中国认同问题不大,却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的作为政治实体的"中国"充满了质疑和排斥,"一国两制"在政治国家认同上遭遇到了瓶颈。深入分析和诊断"一国两制"下政治国家认同的病因和机理,并对症下药探讨与建构适合"一国两制"的政治国家认同的实现机制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和关键。     

俄罗斯与阿塞拜疆之间的跨界民族——列兹金人问题研究北大核心CSSCI

列兹金人是高加索地区的土著居民,具有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苏联解体后,他们成为俄罗斯与阿塞拜疆之间的跨界民族。20世纪90年代初,列兹金人曾建立"统一"组织,为寻求自治而进行抗争。阿塞拜疆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对列兹金人实行限制和同化政策,希望以此来增强列兹金人的国家认同。然而,这些政策非但未能消除列兹金人的离心倾向,反而使阿塞拜疆面临潜在的民族危机。阿塞拜疆应采取柔性的民族政策,促进列兹金人问题的解决。     

香港青年的生活满意度、政治倾向与身份认同

在一定的结构因素基础上,"社会情绪"和"政治态度"建构性因素对香港青年身份认同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社会情绪"而非"政治态度"对香港青年的国民身份认同影响更为明显。表达"社会情绪"的生活满意度对于国民身份认同的正向影响稳定显著。生活满意度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个体的本体性安全感,它对身份认同的影响体现为:个体的本体性安全感越强,更可能建构一种更宽泛层面的身份认同。因此,为增强香港青年对国家的认同感,可在以下方面加以推动:首先,需警惕地方认同与国民身份认同的"相对说"和香港身份认同的"单一归属论"。第二,需关注"生活满意度"对香港青年国民身份认同的影响。第三,有必要在互联网渠道增强正面宣传,提升国家形象,增强香港青年国民身份认同。     

历史记忆、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以云南河口县岔河难民村为例

越南难民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了特殊群体,但在历史、政治和利益因素的影响下,越南难民一直徘徊在难民身份认同、族群认同和国家认同之间,其诉求得不到实现、身份得不到认可,使他们至今难以融入当地社会。以云南河口县岔河难民村为研究对象,分析越南难民的跨国流动经历及其身份认同的建构,并从难民身份认同、族群认同和国家认同三个层面来剖析其身份认同的多重性与困惑性。越南难民只有在淡忘其想象的难民身份,消除有意识筑建的"无形的"族群边界,在国家政策引导下才能更顺利地融入当地社会,消除身份认同的困惑。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党对外资经济的认识及政策

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开始思考如何利用外国资本主义经济来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这表现在对资本主义在华企业采取积极的态度与政策；提出“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重视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资金和技术等方面。但是，“一边倒”的政治体制格局使得这些良好的认识及政策又有举步维艰的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