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效与高效:近些年中国公众利益表达机制分析——以群体性事件为视角

近些年中国公众利益表达机制呈低效状态,其原因与利益表达主体的表达能力、利益表达客体的价值偏向、利益表达渠道功能的发挥和组织化程度密切相关。利益表达机制低效的特点是制度化利益表达渠道低效化,非制度化利益表达方式普遍化,利益表达内容难以形成统一公共问题,利益表达主体缺乏足够的组织压力。利益表达不被整合成为利益要求,就不能通过政策输入途径到达政策制定系统,难以成为政策问题而得到满足。利益表达机制评价体系的设计、运行是否有效,对减少群体性事件发生、促进利益关系和谐至关重要。应畅通利益表达渠道,构建利益表达实现机制;提高组织化程度,构建利益表达主体培育机制;健全评价反馈制度,构建利益表达客体回应机制;强化媒体功能的发挥,构建利益表达规范机制。     

转型期我国农民利益表达中的政府角色分析

转型期,在农民利益表达运行的现实逻辑中,政府肩负着不可推卸的责任,理应扮演起主导性的角色,这是维护农民公民权、促进社会平等和公正诉求的必然要求。当前,政府在农民利益表达权利保障、为农民提供利益表达方式和建立利益表达渠道、程序以及利益协调与利益整合诸方面存在缺位问题。为切实履行责任,政府必须转变理念、建立和完善农民利益表达的权利保障体系、农民利益表达与利益协调机制以及农民利益表达的法律援助机制。     

提升党和政府在基层社会的领导能力

南山区和谐社区的创建工作，在政府和社区之间建立了利益传输的渠道，构建起党和政府主导的群众权益维护机制。总结“南山模式”的基本经验．可以将这一模式的基本内涵概括为：把执政党的组织资源嵌入到社区当中，主动代表民意，整合利益。引领社会；将体制外的利益诉求吸纳到体制内有序释放，实现公民利益表达的制度化；培育社区力量和居民参与精神，推动社区建设的自治化；     

和谐社会建设中的弱势群体利益表达机制

实现社会公正,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之一。当前我国弱势群体利益表达机制存在利益表达主体缺乏利益表达意识,利益表达渠道不健全,利益表达方式不合理等诸多缺陷,弱势群体的利益不能实现很好的表达。构建和完善弱势群体利益表达机制,增强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意识,形成合理化的弱势利益表达渠道和理性化的利益表达方式,有利于实现社会公正、社会稳定,有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构建农民权益维护中心的设想

当代中国处于转型社会时期,利益的分化和多元是转型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建立畅通的利益表达渠道,使多元的利益要求反映到政府系统是人民的利益要求得到满足的前提。本文认为,现在既有的农民利益表达渠道没有切实起到作习,设想通过建立农民权益维护中心的非营利组织,建立农民利益表达的畅通渠道。     

农民政治参与制度化的理性分析与路径选择

在社会转型时期,农民的非制度化参与,往往需付出更大的法律成本、经济成本乃至政治成本。因此,必须建立有序的利益表达机制、开辟农民与政府间平等对话的制度渠道;改革和完善农村治理体制,在村民自治基础上实现乡镇社区自治;调整农村社会利益结构,改变国家政权与农民之间的直接利益冲突。     

农民利益表达机制构建的理性思考

在中国农民问题至关重要。"三农"问题,归根结底仍是农民利益问题。然而由于农民自身原因、结构体制及社会环境等因素,农民仍不能很好地表达自身利益。本文通过对农民利益表达机制运行困境的分析,进行了理性的思考,并提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完善农民利益表达制度和建立农民利益表达组织等,让农民为自己代言,在体制的框架下,制度的保障下,更好的掌握话语权,通过与社会其他利益群体的平等对话和谈判协商来维护自身利益。     

农民利益表达制度化空间的拓展途径

当前，我国正处于“黄金发展期”和“矛盾凸显期”，在乡村急剧变迁的过程中，农民的各种利益需求不断涌现。然而，制度化利益表达渠道的缺失让他们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诉求不得采取非制度化的手段，如越级上访、自杀等。     

人大立法信息公开和利益表达制度研究——以社会管理创新为视角

加强社会建设、创新社会管理离不开法制建设,也离不开社会不同群体利益的制度化表达,其中,立法活动中的利益表达是最根本的一项制度渠道.目前,我国人大立法信息公开和利益表达的法律制度较为缺乏,远落后于丰富多彩的立法实践,也因此导致了我国人大立法信息公开的不规范和立法中各方利益表达的失衡,这种局面如果得不到改变将影响社会关系的正当化、制度化和社会关系的和谐稳定.为此,有必要进一步完善我国人大立法信息公开和利益表达制度,在立法的立项、起草、审议等各个环节中规范立法信息的公开和利益表达机制,推动公众有效参与立法、充分表达利益诉求,进而提高立法质量,实现法律作为制度化配置和协调社会资源和利益的本质功能.     

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现状及其改善

公民政治参与是实现政治民主化、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条件。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是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有机组成部分。目前，新生代农民工关心政治，但制度化参与途径缺失；权利意识增强，但利益表达渠道不畅；政治参与意识增强，但理性参与不足。为了促进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提高其政治参与水平，应改革户籍制度，减少其政治参与的制度性障碍；加强法制建设，完善其政治参与的利益表达渠道；提高其文化与政治素质，引导他们理性参与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