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师傅的“调解经”

我也有一位师傅,不过他念的不是＂紧箍咒＂,而是＂调解经＂,因为他是一名派出所民警——老徐。 《大话西游》里,师傅唐僧的话痨功夫,实在是令人忍俊不止,佩服不已。很荣幸,我也有这么一位师傅,不过他念的不是＂紧箍咒＂,而是＂调解经＂,他是派出所民警老徐。 刚从警时,我对调解那些家庭、邻里、同事之间鸡毛蒜皮的矛盾纠纷很是头疼，一丁点大的事情，没完没了跟你扯．我话说轻了解决不了问题，说重了还被指责态度不好。可许多难题到了老徐那里，却是迎刃而解，化千戈为玉帛。我向师傅取经，他说：“调解纠纷就像医生看病，语言交流是必须的过程，不然你怎么能发现病灶在哪里？不知病灶怎么对症下药呢？”从那以后，我开始密切注意老徐工作时的一言一行。     

浙江黄岩公安机关“阳光调解”体系的调查与思考

台州市公安局黄岩区分局结合社会管理创新工作,对现行调解方法进行清理、整合,在调解主体、场所、流程、言语、突出问题整治等方面建章立制,形成了严密、实用的＂阳光调解＂体系,避免当事人对公安机关产生不信任感,确保治安纠纷调解的公信力与满意率。实践中必须注意与警务信息化建设、与＂阳光执法＂、与创群众满意度工作对接。     

清代乡里调解制度研究——以“黄岩档案”与“巴县档案”为例

中国传统社会的民间调解分为乡里调解、宗族调解和亲邻调解,其中的乡里调解是一种具有＂半官方性质＂的调解制度。从清代巴县档案和黄岩档案中,可以看出,乡里调解有其自身的基本架构,至清代已发展成为由基层社会乡村教化与治安维护机构为主体的稳定的调解模式。     

对“南平解法”的一些思考

福建省首家医患纠纷专业性调解机构——南平市医患纠纷调解处理中心成立近五年来,调解成功率和协议履行率均为100%,最快的3天调结,最长不超过一个月,没有一件反复,做到了＂案结事了人和＂,医患纠纷处置步入了法制化、规范化、常态化轨道。其经验被媒体冠以医患纠纷＂南平解法＂。     

以“疏”代“堵”应对集体冲突

随着我国劳动关系由＂个体＂向＂集体＂的转型,政府和企业的工作重点也应多从＂疏＂的思路考虑问题,围绕制定规则、搭建平台、引导协商、调解争议等方面,多做＂疏＂的工作,促进集体协商制度发挥应有的作用,促进劳动关系和谐稳定。【事件回放】2013年8月19日晨6时许,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十余名保安爬上门诊大楼三楼平台拉起横幅,声称＂誓死维权＂,表达对医院同工不同酬、异地购买社保等行为的不满。     

创新公安调解工作于构建“大调解”工作格局作用之探讨

各级公安机关按照调解优先、预防为主的原则,将公安行政调解与人民调解、司法调解紧密衔接,紧紧依靠基层党政组织、人民团体和其他社会组织,构建矛盾纠纷＂大调解＂工作格局,有利于推进社会和谐、警民和谐和警营和谐;但目前在构建的过程中仍存在认识滞后、能力滞后和机制滞后等方面的缺陷,还需要各级公安机关从创新调解理念、调解模式、调解方法和调解机制等方面入手,加大推进力度。     

当前调解热背景下调判关系的冷思考——以调判关系的历史变迁为视角

法院调解一直被视为我国司法工作的＂传家宝＂,在定纷止争方面发挥着独特的优势,在司法实践中也倍受青睐,＂重调解、轻判决＂倾向一直根深蒂固。2010年6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发《关于进一步贯彻＂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工作原则的若干意见》（法发[2010]16号）后,调解进一步升温。但在当前这种高度的调解热背景下,应当如何看待调解与判决的关系值得反思。本文主要以调判关系的历史变迁为视角,在对调判关系进行历史梳理,探究我国偏重调解历史原因的基础上,进而深入探讨时下应当如何正确处理调判关系,以期在调解问题上对我国制定适当的司法政策有所裨益。     

战地“信使”揭秘“长春起义”始末

发生在1948年的＂长春起义＂是解放战争中我军第一次争取国民党整军起义的光辉战例,对瓦解国民党军、夺取辽沈战役的全面胜利具有重大意义。笔者曾在山东省菏泽市采访了＂长春起义＂的＂信使＂李峥先先生,他在解放后长期工作、生活在菏泽,他向记者详细披露了＂长春起义＂始末。     

筑牢维稳“第一道防线”——我区开展人民调解工作纪实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遇事不如让一让,留有余地好商量＂……这样的温馨劝导语在我区各地的人民调解室里随处可见。在解决矛盾纠纷中,人民调解具有方便快捷、不伤感情等特点,发挥着其他纠纷     

民智在这里迸发

＂组织建设走在工作前,预测工作走在预防前,预防工作走在调解前,调解工作走在激化前＂、＂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这是48年前诸暨枫桥人＂摸着石头过河＂,探索出的基层社会管理秘诀。1963年,毛泽东同志亲笔批示,在全国推广这个依靠群众力量群防群治的典型经验。     

谈做好群众治安调解工作的意义

群众治安调解工作是公安工作的重点,是公安民警实现＂三懂四会＂,即＂懂群众心理、懂群众语言、懂沟通技巧,会化解矛盾、会调处纠纷、会主动服务、会宣传发动＂的工作目标。了解群众治安调解工作现状、懂得群众治安调解工作方法、深刻理解群众治安调解工作意义．对维护社会治安、稳定社会秩序．为人民群众构建一个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南丰县：“四心”换“四情”措施落实处

抚州市南丰县在开展＂三包为民＂活动中，组建172个＂三包＂工作组深入基层，通过在田间地头搭＂办公室＂。在村组农户设＂服务点＂。在纠纷矛盾多发地建＂调解室＂，把亲民、为民、惠民、富民、安民各项措施落到实处。     

黄华利：用心铺就和谐路

＂县南部山区的山山水水我都踏过,大大小小的自然村我都走遍,只要群众有要求,我们的调解就延伸到那里。＂现年46岁的田阳县司法局田州司法所所长黄华利,自1990年参加工作以来,先后在桥业、雷圩、五村、那坡、田州等乡镇从事司法行政工作。20余年来,他自创农村特色调解法,秉承着＂两头多走走,磨破嘴皮子,干戈化玉帛＂的工作原则,用＂先听,再谈,三沟通＂的工作方法,牢记＂人情为水,原则是金,     

谈用“枫桥经验”的基本理念指导公安行政行为

＂枫桥经验＂的基本理念是＂发动和依靠群众,实现专门工作和群众工作相结合,以人为本,维护稳定,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公安行政行为要以＂枫桥经验＂的基本理念为指导,在执法活动中要坚持＂立警为公、执法为民＂,把＂爱群众如父母,视法律为生命,保平安尽天职＂作为执法活动的基本标准;要尽可能增加行政执法的透明度,及时告知行政执法当事人的各项权利,积极宣传公安机关行政执法的做法和程序;要特别注重一些所谓的小案件,包括一些小纠纷、小隐患和小信访的解决,做到矛盾纠纷早排查、早发现和早调解,有效预防这些＂小事＂向＂大事＂的转变。     

“老何说和”促进一方和谐——宁海县探索建立专职人民调解模式

2010年5月底,宁海县第一家专职人民调解室——和解工作室在西店镇成立。之后,力洋、大佳何等4个镇也相继成立专职调解室,＂老娘舅＂们活跃在民间,明法析理,调解民间矛盾纠纷。     

构建“三调联动”机制的实践与思考

＂三调联动＂机制是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条件下应运而生的产物。建立＂三调联动＂机制,整合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的资源是社会发展的形势要求,其核心内容和基本要求是整合力量、整体联动、健全制度、规范运作。如何发挥＂三调联动＂的职能作用,有效化解当前多发多样的社会矛盾纠纷,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成为我们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文章从新形势下＂三调联动＂机制存在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入手,分析了当前＂三调联动＂机制存在的问题与缺失,提出了完善＂三调联动＂机制的基本构想。     

“好人”“好官”崔继军

＂他才42岁,不应该离我们而去,唯一的原由是,他太累了,需要休息＂,这是福建省建阳市的百姓说的。市委书记说：＂如果我们不安排那么多工作给他做,他就不会……＂市长说：＂如果那天我不通知他参加下午项目签约,     

“调审分离”模式探析——基于法官助理为调解主体的分析

诉讼调解,是指双方当事人就争议的实体权利和义务,在人民法院审判组织的主持下,进行协商,达成协议,从而结束诉讼程序,或没有达成协议,使诉讼进入下一程序的活动。现阶段,我国采用的是＂调审合一＂的诉讼调解机制,案件分配给承办法官后,除回避等特殊情由外,主持调解及司法裁判均由承办人负责。然而,这种＂调审合一＂的调解运行模式在司法实践和理论界中备受置疑。     

略论“保密条款”的合法性与合理性——以“彭宇案”和解协议为例

＂：保密＂是商业行为进行知识产权保护所广泛采用的一种措施。在民事调解中,为保护当事人的隐私,＂保密条款＂也被广泛运用。当公众知情权与个人隐私权发生冲突时,保密条款运用不当可能会带来不良社会后果,被社会广泛关注的＂好心救人却要赔偿＂的彭宇案就涉及到个人隐私与公众知情权的矛盾。文中以彭宇案为例,探讨了＂保密条款＂合理运用的司法与社会效果。     

李洪华：伤残军人的名片

36年前,他在一次军事演习中,突遭意外,一枚火箭弹从他的右下肢外侧擦过,致高度重残。从此,他每走一步都离不开拐杖支撑。32年来,他凭着一支拐、一张嘴、一颗心、一片情,奔波于千家万户,成功调解各类矛盾纠纷500余起,调解成功率98%以上,避免诉讼率100%。32年里,他或拄着拐杖,拖着残腿,或单腿蹬着自行车,每天穿梭在崎岖不平的土路上,风吹日晒,不辞辛苦,在默默的奉献中骑坏了三辆自行车,用坏了16支拐杖,穿破了48双特制矫形鞋。他就是被当地誉为＂百姓的操心人＂、＂群众的贴心人＂的山东省定陶县三级伤残军人李洪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