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留守群体的困境、风险与治理

近几年,中国农村留守群体总量在下降,但庞大的留守群体基数及其背后所彰显的乡村治理价值仍具有研究意义。作为乡村传统主体的留守人口在城乡关系的治理博弈中存在资本动力、人际情感、伦理精神、主体理性和价值认同的风险,并在集体行动中得以呈现。而化解留守群体集体行动的风险在于打造全县域治理共同体、完善社会支持帮扶机制、建立村级生态治理体系、锻造基层党组织组织力、重构乡村现代文化体认。     

成就与经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依法治国的探索——以国家治理现代化为分析视角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依法治国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取得了巨大成就,实现了由传统人治到现代法治、由法制建设到法治建设的转变。国家治理体系的理念在依法治国的进程中,催生并发展。随着法治化建设的不断深入,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战略目标。依法治国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相辅相成,依法治国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要途径,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全面推行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角度分析依法治国取得的成就与经验,有利于充分挖掘两者的内在关联,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有序开展和法治中国建设的顺利实现。     

高等教育治理的社会学分析——基于差序格局的视角

差序格局是一种传统深厚的社会结构,表征着中国化的关系秩序,在现代社会中通过与外来文化的碰撞而呈现为新的形式.我国高等教育系统中隐含着一种基于伦理、感情和利益的“差序格局”.利益相关度和等级观,形塑了高等教育治理的“差”格和“序”格.行政地属关系、举办者身份和重点建设政策,建构了中国高校的“金字塔”格局.高等教育治理的差序格局是一种多维结构,映衬了治理结构与秩序层面上的诸多矛盾,其本质是关系秩序与法治之间的矛盾.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及现代化建设需要在日常与公共、关系与法治之间划定一条界线,实现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化.     

以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实现善治

作为一种全新的治理理念与模式，善治可以分为法治型善治与效能型善治两种类型。效能型善治所针对的治理之困正是法律的局限性在治理领域的表现，效能型善治与回应型法具有内在契合性。中国的善治既要实现法治，又要防治过度法治、硬性法治，需以纠纷及纠纷的多元化解决机制为动力、为保障。     

改革、法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现代国家治理相对于传统国家治理具有主体多元化、客体立体化、目标人本化、方式规范化、手段文明化的特征。改革对于国家治理现代化有着决定性的作用,要推进和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就必须进行全方位的深化改革,其中最重要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司法体制改革和社会运行体制改革。在现代国家治理中,法治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法治既是现代国家治理的手段,更是现代国家治理的目标。为了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必须正确处理改革与法治的关系,以法治思维和法治理念指引改革、以法治原则和法律程序规范改革、以法律制度和法律机制制约和保障改革。     

构建和谐社会的法治思考

构建和谐社会是一项系统的社会工程,涉及不同的学科和领域,有着不同的建构方式或实现途径,文章旨在探讨法治对于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追求社会和谐,是人类共同的梦想,如果说西方和谐社会追求的是一条法治之路,那么中国传统文化则主要强调的是道德伦理之径。辉煌的西方工商业文明固然不是和谐社会的全部,但它至少可以证明,和谐社会是不能没有法治的;法治对于构建和谐社会的可能性在于,和谐社会与法治社会追求的秩序井然、公平正义、权利保障的价值追求是一致的。另外,从本质上说,社会主义社会就是法治社会。     

民族伦理视域下社会资本在少数民族乡村治理中的应用——以云南兴蒙蒙古族乡为例

民族伦理中的社会资本能够有效提高民族群体之间的凝聚力和认同感,对于民族村落的治理起到重要作用。以云南兴蒙蒙古族乡为例,探讨民族伦理视域下社会资本在该村中的运用,包括传统社区中的信任、规范和网络关系体现出来的民族美德、民族团结,分析在社会变迁中民族伦理及社会资本的变化与不足,有助于通过提升社区的公民参与及规范的整合、保护优秀传统文化、发挥精英作用、提升村民教育等方面措施,构建社会资本,从而发挥其在农村治理中的作用。     

村规民约与国家法在乡村治理中的路径选择

乡村治理是国家提高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环节和组成部分。现阶段,村规民约和国家法在现代中国乡村社会进行有效治理的同时也出现了各种问题,主要表现在"国家法"与"村规民约"的二元冲突,主要包括:法律与道德的选择冲突性、传统礼俗与现代法律的价值不和谐性、国家权力与乡村治理中二元治理的主体不一致性。现阶段,村规民约与国家法在乡村治理中亟需实现现代化转型,必须要加强顶层设计,吸收村规民约中的法治资源,完善国家法;必须要坚持以民为本,培育村民的法治人格,树立法律意识;必须探索嵌入治理方式,将村规民约与国家法有机结合,合力推动乡村治理。     

推动社会治理走向社会善治的伦理视角

推动社会治理走向社会善治是社会治理发展的必然趋势和终极目标。伦理是推动社会治理走向社会善治的关键要素之一,对于提高社会治理的合法性、责任性、回应性、公平性、廉洁性、法治性、有效性以及稳定性具有重要作用。其作用的发挥主要是通过完善制度保障、道德体系和价值体系建设以及参与社会治理的各方主体的合伦理行为所实现的,也离不开伦理与制度的相互补充和其作用发挥方式的相互凭借。     

中国传统价值观的人治德治礼治法治考论

中国传统价值观最初重视人治和德治,后来有了礼治和法治,传统治理方式是人治、德治、礼治和法治四种治理方式的有机统一。德治、礼治和法治是人治的三种主要方式。在这三种方式之中,德治是根本,礼治是为了实现德治,而法治则是礼治的补充和保障。传统治理方式从作为人治的德治,逐渐走向了作为人治的非德治(礼治)。导致这种境况的根源则在于人治,而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治理方式,必须变"人治"为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形成贯彻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基于"法治"的"法治"和"德治"的良性互动。     

伦理,如何进入“治理”

"伦理治理"有三义,一曰"以伦理治理"和"伦理即治理"属于传统治理范畴,"对伦理进行治理"是现代条件下伦理进入治理的题中应有之义。"伦理治理"的关键是立足于"问题治理"或"难题治理"。核心内容是对伦理与法律、伦理与伦理、伦理与道德、道德与道德、道德与法律这五种相互冲突的伦理问题或难题进行治理。如此,才不会错失"伦理治理"面向难题、求解问题的现代性本义。     

“乡土社会”中的法治行政──对衢县公安局高家派出所推行“三公开、二监督、一明白”制度的调查与思考

我国12亿人口，8亿在农村，没有农村的法治，就没有国家的法治，农村法治建设不仅是整个国家、社会实现法治的主要内容，而且也是促进社会结构的转变，推进乡村地区乃至整个社会的现代化的关键因素。以“现代、都市和个人主义”①为背景的现代法律制度及其规范与具有浓厚的地方     

乡村纠纷解决中的实施教化——以甘肃临夏乡贤宣讲“卧尔兹”解决纠纷为例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对于西北地区而言,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需要各少数民族的传统权威即"乡贤"~([1])发挥积极作用,通过教化解决纠纷以维持当地的社会秩序。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的乡贤通过宣讲"卧尔兹"的教化方式,采取劝导、训诫、教育的宣讲方法解决纠纷,其教化目的实现的基本路径为"理解规范—强化认识—遵守规则",为当地社会秩序的维持做出了一定贡献。乡贤宣讲"卧尔兹"的教化方式必须在法治的框架内,并以中国自生法秩序为基本参照,才能令其在西北地区的乡村治理中继续发挥出应有的积极作用。     

试论德治的政治伦理视角

政治与道德或法律与伦理 ,都是社会的基本价值元素 ,他们共同构成社会和国家生存与生长的规范基础和理想目标。作为社会政治治理的基本规范 ,法治是首要的和最基本的 ,具有作为社会国家治理方式的基础地位 ,而德治是政治的合道德性或伦理合理性 ,这是民主法制基础上的道德正当性诉求。德治与法治的内在价值关系应当是相互配应和相互支持的价值资源互补关系。这种政治伦理理念应当成为现代民主社会条件下的以德治国所追求的基本目标。     

试论依法治国与行政权力制约

依法治国与政府行政权力制约是现代国家治理所需要的彼此依存的两个方面 ,法治下的政府必然是行政权力受到严格制约的政府 ,而政府行政权力的有效制约又是法治得以实现的基本保障。法治的本质是权力的较量 ,其实现的基本途径是通过建立完备的民主监督机制对政府权力进行严格而有效的监督与制约。     

农村群体性事件与社会和谐稳定

农村群体性事件是由三农问题引发的诸多人民内部矛盾激化而成的农民群体抗争表现形式,是社会转型期农民群体利益表达和权利诉求非常化的自力救济方式。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转型期农村人民内部矛盾,通过政策调整、制度安排和法治保障等途径,保障农民群体的合法权益,是有效预防农村群体性事件,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必由之路。农村群体性事件的突发性、群体性、过激性和破坏性,必然对整个社会秩序产生消极影响。一旦处置失当,必将演变为社会治理危机。政府及其有关职能部门必须将其纳入公共危机管理系统,认真防范,依法处置。     

试论法治与现代伦理精神的建构

要建立现代法治国家，必须重视现代伦理精神，因为这两者是互相促进的．现代伦理精神是指符合现代法治的要求，体现了蕴含责任的自由精神、社会整体和谐基础上的个体进取精神、与效率的统一的平等精神、与法治相统一的民主精神。现代伦理精神的形成既有赖于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和民主政治的高度完善，又深刻地影响着它们．因此，我们一方面要加强市场经济法制建设，以促进现代伦理精神的形成；同时又应该积极主动地培育和建构现代伦理精神，以推动现代法治国家的真正建立．     

建设和谐世界的法治途径

实现和谐世界的一个重要途径是法治途径。国际法治在法律层面是当代国际法体系建设;在政治层面主要是国际政治中的“全球治理”;在体制层面则体现于联合国改革。贯穿于这三条国际法治途径中的一个共同的基本原则是坚持国家主权原则。     

农村法治:中国法治的"瓶颈"

实现中国农村的法治是实现整个中国法治的关键。中国农村的法治化存在许多障碍：现有法律、法规的不合理因素、农村落后的经济、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的薄弱、农村家族主义的复苏。农村实现法治化的途径有：依法控制权力、确立权力本位的法制观念、充分尊重传统的人伦道德。最后，作者指出，虽然农村的法治化进程漫长，但是我们充满信心。     

试论德治-法治互动的现实路径

现代文明社会的治理模式,应该是德治与法治的高度协调、高度融洽的互动。在坚持法治的总体框架下坚持德治-法治互动,既是对历史经验的借鉴,又是社会现实的诉求。当今中国,必须通过道德法律化、加强制度伦理建设、抓好公民道德教育和培育公民法律信仰,才能实现德治-法治的良性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