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清洗”、文化亲密性和“有担当的”人类学

"空间清洗"总是伴随着一种永恒的时间观念的想象和建构,同时这也是一种永恒的文化形式和社会结构在物质空间中"绘制"(mapped)的过程。"空间清洗"试图"清洗"的是那些与永恒性(eternity)格格不入的各种生活体验、言辞和社会实践。文化亲密性因为"藏匿"着诸多令人尴尬的文化特质,因此也是永恒的时间和文化形式清洗的主要对象。分析文化亲密性在西方哲学、社会学和人类学领域的理论生成过程,同时需要结合具体案例来呈现文化亲密性层面对于空间绘制和清洗所采取的种种"能动性"策略和实践知识。在"空间清洗"这一高度形式化的地貌绘制过程中,应该给那些鲜活的生活方式留下足够的"文化亲密性"空间,因为后者恰恰是在日常生活的"散漫"和"无序"中体验并感知形式和制度的存在,由此产生的忠诚意识开启了地方社会最为重要的民族国家的共同体想象之旅。     

网络社会中公民意识个体发生机制的归因分析

陈联俊在《理论与改革》2010年第3期撰文认为，网络社会公民意识的个体发生机制主要包括基础条件、个体差异、交往环境、国家建设等四个方面因素。其中基础条件是指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结构的改变；个体差异是指个体个性特征、认知水平、利益诉求、公共意识的差异；交往环境是指交往对象、交往内容、交往方式、交往组织的不同；国家建设是指主体建设、组织建设、制度建设和文化建设等。这四个方面的因素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对个体公民意识的产生起到重要作用。     

个体公共外交研究

公共外交在当代外交活动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从其主体来看，存在着三种形式。一是以政府为主体的政府公共外交；二是以政府主导，由各种社会组织为主体的公共外交；三是以政府为主导，民众个体为主体的公共外交。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为个体公共外交提供了技术基础，而大规模的、不同国家民众间的流动与交流成为个体公共外交的现实基础。个体公共外交是国家整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要让个体公共外交更好地服务于国家的整体利益与外交活动，有必要提高每一个个体的公共外交意识。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的当代论域及其归宿

在哈贝马斯眼中,"公共领域"理论的载体依托于公共利益,通过休闲吧、图书馆、学术沙龙等为载体形式将个体公民聚集在一起,建构一种介于公共权力领域与私人权力领域之间的公共交往与公共舆论空间及话语平台,探究如何维护和实现对公共权力的监督及公共利益的生成。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这当中牵涉到公民社会建构的重大工程,而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所彰显的对公共权力合法性批判的精神特质,为公民社会所需公民精神之涵养以及民主意识之化育提供渠道。基于此,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的当代论域及其归宿进行研究对于我国公民社会发展必将有长远的意义。     

从人治与法治角度比较中西法律文化之差异

人治与法治是两种不同的治国方略,同时也是两种不同的价值观念。人治是指个人或少数人因缘历史原因掌握了社会公共权力,以统治阶级的意志对占社会绝大多数的其他成员进行等级统治的社会体制。法治不仅强调了形式上的"依法治国"、"依法办事"的治国方式、制度及其运行机制,还强调了"法律至上"、"法律主治"、"制约权力"以及"保障权利"的价值、原则和精神。我国和西方在社会形态、经济结构和政权组织形式,传统伦理思想等方面的不同,导致了在法律文化上对人治与法治观念的较大差异。对此,通过分析中西方人治与法治的差异进而对如何构建我国现代化法治进行探讨。     

现代性挑战与犯罪的文化思考

以现代性为标志的社会生活和社会组织方式渐渐确立了跨国界、跨文化的社会联系方式。以"礼俗"为关联纽带的传统共同体已经被以"理法"为纽带的现代社会所替代。对社会生活之中的生命权力的管理和疏导,对跨越民族国家界限的暴力形式的控制和防范,都可能采取与传统社会完全不同的形式。这就为从文化变迁以及文化越界传播角度重新审视犯罪现象及预防和控制犯罪提出了挑战性的课题。在全球性文化背景下,传统犯罪学对新呈现的犯罪现象已无法进行深度阐释,但一旦被纳入到文化视野之中,从生存紧迫性、价值冲突感、社会断裂状态等方面来透视、反思和研究,则会使这些令人困惑的难题柳暗花明。     

重构公共政治文化的治理意义

当今的公共领域,最引人注意的现象是异质性较大且价值较为混乱,这根源于公共政治文化的缺位。传统单位社会治理无法解决现代公共社会治理的价值共享和利益共享问题,也不能在个体与公共组织之间建立新的文化和政治联系。所以,重构一种有序、多元的公共政治文化,对现代公共生活形式的生成和确立,具有社会整合和公共秩序建构的治理意义。     

市民社会是宪政的基石

市民社会是指由各种利益集团以一定形式组成的自主性机构，包括经济组织、政治组织、文化组织、宗教组织、学术组织和科技组织等。作为独立于国家的“私人自治领域”和私人利益的代表和象征，市民社会是宪政的基石。它不仅通过自身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权利要求，为政治国家公共权力的行使指明了方向，而且通过直接和间接方式参政、议政、督政、约束公共权力行使，防止公共权力滥用。     

我国公共意识生成的图式分析

公共意识的现代生成决非易事。而是由经济图式、政治图式和文化图式所构成的一个复杂图式。在不同的历史时空中，公共意识生长的经济图式、政治图式和文化图式会呈现出不同的动态演变。进而造成我国自然社会中公共意识蛰伏与异化的图式；建国后三十年中，公共意识狂热与虚妄的图式；改革开放以后，公共意识渐显理性与本真公共性的图式。     

国外政府数据开放研究综述:公共管理的视角

从公共管理的视角对国际政府数据开放研究的文献进行了梳理和评述。综述表明,目前国际上政府数据开放的研究对象已覆盖不同类型的国家和地区,大多数研究都采用了经验研究方法;在研究内容上,主要聚焦于政府开放数据的标准与原则、意义与价值、面临的挑战以及各种影响因素间的互动等方面。其中,对于"政府数据开放"的意义与价值,国外文献主要强调了开放政府数据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所能创造的公共价值;对于"政府数据开放"所面临的挑战,则主要来自数据层面和管理层面,前者包括数据准确性、数据保密、数据整合、数据背景描述、数据所有权、数据位置、用户对数据的使用和解读能力等,后者包括权力结构、组织架构、部门利益、组织文化和人员意识等,这些影响因素间呈现动态互动关系。     

中国社会公共理性精神缺失原因初探

理性多元化是当今中国社会的一个客观事实,极大地削弱了依靠强力和意识形态的社会整合功能,使具有不同利益诉求和秉持不同价值观的公民之间以及公民与政府之间达成"理性和解",变得愈发困难,影响着社会稳定与和谐。公共理性精神是实现现代社会整合的基石。中国长时期的封建专制所形成的政治文化以及新中国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选择的全能型国家体制的路径依赖效应,影响着中国社会公共理性精神的成长。     

新时代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需问题探析

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和灵魂。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是农村公共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是农村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关系到农村居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能否得到切实满足以及农村社会发展的和谐与稳定。目前,农村公共文化供给作为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短板,供给侧与需求侧相脱节、供给主体与需求结构相背离、供给方式与需求广度相冲突、供给形式与需求方式相矛盾等问题凸显。破解农村公共文化供需矛盾,应以加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作为改革的切入点,构建人民群众真实的文化需求矩阵,对症下药;协调多方供给主体,明确分工;利用大数据思维优化线下供给,创新线上供给;创新供给形式,实现有效供给。     

国家-社会理论视域下的中国非政府组织及其发展

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分析路径越来越多地运用于探析中国非政府组织的特征、结构以及发展状态。在"国家-社会"二元论的影响下,市民社会论和法团主义论都隐含着国家与社会"零和博弈"的色彩,不利于深刻了解国家与非政府组织之间微妙的互动关系。"国家-社会"互动论则把"国家"和"社会"在不同维度进行分解,将国家嵌入社会和非政府组织嵌入国家的部分进行动态的分析,有利于探析非政府组织嵌入于国家与社会中的结构、组织方式、角色策略以及与国家之间的关系。     

先秦儒家“崇公”观念公共性的反思

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主流代表即先秦儒家所力倡的"崇公"观念在规范个体行为、维系良好的社会政治秩序等方面起到过积极的作用。然而,从现代公共性的视角来看,其存在"公而不公"的内在缺陷,其长期流变限制了个体的自由全面发展,对于我国公共领域的形成、民众公共意识的形成和公共精神的培育产生了诸多不利影响。从现代公共性视角对先秦儒家的"崇公"观念进行扬弃,首先要在理念层面进行"私的官"与"公的民"的双重价值调适,其次要在实践层面培育独立、成熟与理性的公共领域。     

“参与式治理”理念嵌入下的公共文化服务走向

公共文化服务是国家履行公共职责,保障民众基本文化权益的重要手段,提供有效的公共文化服务是实现政府存在伦理、价值、方式的必要前提。当前,在民众不在场、非文化部门缺位、社会力量乏力等因素的限制下,公共文化服务在现实运作中出现一些形式化、片面化、局部化等问题,公共文化服务的公共利益保障属性无法得到充分实现,结果则表现为民众利益的受损。参与式治理是一种治理模式,侧重于强调利益相关主体协同参与到公共事务的处理中,生产政策和分配资源。借鉴"参与式治理"思维,当前的公共文化服务应在民意表达与回应、政府内部组织协调机制、公私合作、社会组织参与等方面进行体制完善与模式创新。     

中国保安业的发展与个体安全保障机制的完善

个体安全是构成公共、集体和社会的个人所需要的而且能够由政府的公共物品和市场机制所提供的安全。个体安全是一个多层次、多领域的概念,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满足个体安全有不同途径,形成不同的体制和运行机制。由于个体知识、经验、判断能力、环境等客观条件的影响,导致个体保护自身安全的能力具有差异性。在社会变迁过程中,个体安全的内涵、范围等都在发生变化,保安业无疑是满足个体的安全需求最重要、最灵活的资源。应适应市场的需要,进一步完善个体安全保障机制,使安全服务遍及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侗族合款”研究

"侗族合款"是古代侗族社会独特的社会组织制度和组织形式,是维系侗族社会运转的重要机制,具有规范个体行为、调整社会关系的功能。随着社会的变迁,形式完整的侗款已经消失,但是"款"作为一种"活"的文化,并没有完全消亡,只是其表现形式发生了演变。对侗族款制度的变迁进行合理的分析和揭示,有利于深化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本土治理资源和治理方式的认知,有助于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和维护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     

增强法治意识 提高公共政策制定水平

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2月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和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不断开创依法治国新局面。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对执政党、政府、社会甚至是公民个体都有明确的要求。从公共治理的角度来看,它要求社会各治理主体,特别是组织化的主体,如政党组织、行政机构和社会组织要增强法治意识,运用法治的方式来整合社会、供给政策和反映诉求,唯其如此,才能降低执政成本、行政成本,社会矛盾才能有效化解,     

个体权利与公共权力的关系及其调适

在现代社会,个体权利和公共权力关系主要体现为个体权利、国家权力、社会权力之间的关系,其中,国家权力与个体权利关系是最基本的层次。传统体制下,个体权利和社会权力受到国家权力的控制和挤压;改革开放以来,公民个人权利和社会自治权力不断扩张,国家权力逐步收缩。要使公共权力和个体权利的关系保持和谐,就是要在国家权力的制导下,通过社会自治权力的发展,使国家权力与公共权力本质相一致,实现国家权力向个体权利回归。     

非政府组织在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的作用

在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公共文化机构为主,其他文化机构和社会组织为辅,其中社会组织基本是以非政府组织的形式出现。在西方发达国家,非政府组织是公共文化产品(服务)的主要生产者,在我国目前这一组织群体还处于起步阶段,是公共文化产品(服务)的补充,是公共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