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自治发展困境及突破路径

乡村自治是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和农村改革的重要内容,是我国实现基层民主的手段和途径。随着城乡发展改革日益深化,面对繁杂的乡村事务,乡村自治日益面临"弱治理"的困境。村民自治活动在维护乡村秩序、管理乡村事务以及乡村公共服务过程中的成效并不明显,"三农"问题的长期困扰更是使乡村自治遭受质疑。突破乡村自治的发展困境,才能为建设新农村发挥积极效能,开创良好局面。一是重点加强村民政治教育、培育自治主体;二是保障乡村自治良性运行的环境条件;三是继续完善乡村自治制度建设,使乡村自治实践不断制度化并形成理论经验,从而为发展基层民主打牢根基,为乡村社会治理转型铺平道路。     

乡村德治的困境及其完善路径

我国当前正在践行"三治合一"的乡村治理体系,其中以伦理道德为主要内容的德治首次纳入其中。作为乡村治理的情感支柱,德治具有约束、教化和凝聚的作用,能够增强自治的有效性、弥补法治不足和感情空白,是建立乡村自治治理体系的关键。当前乡村德治推进的过程中面临不少矛盾与困境,需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德治建设、挖掘利用优秀传统文化、重视村民主体地位、重视乡规民约建设等方面下功夫,适应新时代发展的要求,实现传统道德价值的现代性转化,才能实现乡村治理的善治。     

协调机制的重构:“乡政村治”治理中乡村关系和谐发展的现实路径

“乡政村治”治理格局和模武既保证了国家赋予基层政府和自治组织有效运行,又为基层社会提供了新的稳定秩序.但在新形势下,“乡政村治”治理格局中乡镇机构内部、村庄场域内部、乡村之间的关系仍存在一些不足.从乡村社会实际出发,重构乡村关系协调机制是“乡政村治”治理格局中乡村关系和谐发展的现实路径.     

“清风”亦是江湖事——民间文献《遏淫说》与社会养廉的本土方法论

广西玉林市福绵区《德香堂唐氏家谱》存录一则九百字的《遏淫说》,它仍可作为当代治理"十贪九色"之药石。藉此"戒色"规约,明清移民家族"福绵唐"在获取地方认同的进程中,强调"家族养廉",塑造出御史唐之夔、青田县令唐敬等著名廉官,既为玉林区域社会加注了清风元素,亦彰显出民间治理腐败的组织空间和传统机制。特别是,相较于历代官方打造的"红颜祸水论",《遏淫说》支持和维系了社会养廉的本土方法论。这一方法论的现代启示就是,建构"清廉社会"亟待有效扩大社会参与,而降落基层,考量传统社会组织(如家族等)及其"民间表达",最终实现社会养廉的"制度化",已是国家治理的必然环节。     

中国乡村基层治理的演进及内在逻辑

从建国后乡村基层治理的纵向发展来看,我国大体历经了改革开放前的"政社合一"、改革开放后的"乡政村治"和新时期的"多元善治"三个阶段,尽管这三个阶段的治理环境及治理的主体内容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但不论是过去突出国家行政力量的治理理念,还是如今强调自治属性的治理模式,实质上都是国家在特定的治理环境下实现其在乡村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的体现。而在当今乡村基层治理现代化转型和国家治理现代化持续推进的背景下,以原有模式为基础并立足于本土因地制宜的创新探索和以国外成熟的治理经验作为参照并充分与我国国情相互结合的创新探索,为新时期乡村基层治理的改革与创新指引和提供了新的方向和内容。     

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城乡社会协同治理

城乡一体化既有别于"城镇化",又有别于"新型城镇化",更区别于城市化。基于城乡一体化的城乡社会协同治理,实现城乡社会平等性基础上的差异性治理,客观上要求在治理城市社会与乡村社会进程中,尽可能做到优势互补、协同治理。无论是城市社会还是乡村社会,都要在城乡社会一体化历史进程中,接受政党、国家和政府治理,亦即在"受治理"的基础上,逐步实现城乡社会从"分治"走向"协同"治理,直至未来城乡社会的"相互"治理。在城乡社会"互治"基础上的"受治理",从"分治"走向"协同"治理,并自觉顺应城乡社会本身的发展规律。     

协同共治:新时代乡村治理的理念创新与实践路径

乡村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到乡村和谐稳定和生存发展,关系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十八大以来,为解决当前乡村社会发展不协调、不平衡、不充分等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系列重要讲话中提出了很多乡村治理的新理念新思想,其中"协同共治"成为新时代乡村治理的重要理念创新和路径选择。其具体实施策略主要有:树立系统思维,完善乡村治理体制;建立多元化解机制,构建矛盾纠纷预防化解体系;以人民为中心,创新村民自治有效实现形式;加强法制宣传与教育,推进乡村法治建设;提升村民道德水准,减少和预防乡村社会矛盾发生。     

精准扶贫背景下国家权力与村民自治的“共栖”

国家权力与村民自治的"共栖"是精准扶贫背景下国家权力以项目资源和官员下派等方式整合进入乡村带来的乡村社会治理变化。本文从"国家中心""社会中心""社会中的国家"三个视角梳理国家权力与村民自治的关系,以此作为解释"共栖"的理论起点。本文发现国家权力重新回归乡村社会对乡村基层治理产生了结构性影响,即国家权力下沉与村民自治并不是此消彼长的互斥关系,而是协调共生的"共栖"关系。乡村社会变迁并非单向过程,而是国家权力和乡村社会回应之间持续互动的结果。精准扶贫过程中贫困户识别和退出、产业引入和发展以及帮扶资源的分配和监督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乡村内部发展,带来我国村民自治的新实践。"共栖"概念反映了我国乡村社会协调治理模式的探索,对村民自治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枫桥经验"中的本土文化传统及其对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启示

基层社会的有序治理是夯实治理基础,推进新时代治理现代化稳步发展的重要内容。当前我国乡村出现的"空心化"、人才流失、治理失序等问题,已经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更加充分和平衡发展的"拦路虎"。当前,围绕基层司法治理的实效性,梳理"枫桥经验"中蕴含的"无讼""自治"以及"实体正义导向"等本土文化传统,实行以人才"供给侧"改革为核心的乡村建设,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优化基层法治的治理路径,统筹培育多元主体共治的现代法治格局,是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必由之路,更是弘扬和发展"枫桥经验"的应有之义。     

微权清单式村治:法治村治的未来模式——以浙江N县推行村务工作权力清单36条为例

中国两千多年的农村治理大致可分为:"专制—准自治""集权—科层控制"和"村民自治—乡政村治"三个历史阶段,与此对应形成了传统社会农村"准自治"、高度沉降农村"科层控制"、改革转型农村"乡政村治"三种村治模式。就本质而言,传统村治模式均带有浓厚的人治特征。法治是人类社会最基本最有效的治理方式,法治村治乃是中国村治的发展趋势,微权清单"限权、定责、保利"的法治逻辑为建构法治村治提供了有效进路。浙江N县制定推行"村务工作权力清单36条",通过"清权划界、配权定职、晒权明规、行权保利、制权督责"五环节运行实践,生成了微权清单式村治,其对开启村治法治化的未来模式具有重要参鉴价值。     

民俗体育活动的农村社会治理功能——以关中地区民间社火为例

农村民俗体育活动具有增强村民的精神凝聚力、加强村民社会团结协作能力,通过思想的物化表达实现道德教化、培养村民社会规则意识和自治能力等社会治理作用。因此,在新农村建设中,应当从明确民俗体育文化在农村社会治理中的价值定位、让民俗体育活动扎根民间土壤、增强政府扶持力度以及利用现代技术手段进行推广宣传等方面发展民俗体育活动,以发挥其在农村社会治理中的现代功能。     

社会治理不仅仅是政府或社会的事——来自太仓市“政社互动”先行实践的启示

社会需要治理并决定于治理。基层社会治理是整个社会治理的基础。在"全能政府"时代,社会治理被视为只是政府的事,社会的地位与作用被忽略。随着治理理念的提出和不断深入人心,随着"政社互动"创新实践的先行与推广,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社会治理不仅仅是政府的事,也不仅仅是社会的事,而是政府与社会共同的事。在"政社互动"的历史进程中,政府应当积极主动自觉地推进"互动",社会应当积极主动自觉地参与"互动",培育社会成长,推进社会自治。处理好顶层设计与基层执行关系,调动政府与社会两个积极性,通过社会自治保证有效社会治理是"政社互动"先行实践引出的有益启示。     

村民自治结构的政治学分析

村民自治结构是指各治理主体在各自权力、职责范围基础上的行为模式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主要有内部结构和外部结构两种表现形态。内部结构是指由现有制度体系规定的村庄内部各治理主体的法律地位、相互之间关系以及各自的行为模式。但在基层国家权力的作用影响下，村民自治表现出了比制度规定的理想状态更为复杂多变的关系，各治理主体之间产生了许多冲突和矛盾（如两委关系失调和乡村关系紧张），形成了村民自治的外部结构。在村民自治的实际过程中，外部结构与内部结构交叉重合，形成了村民自治的现实结构：一方面，乡镇党委通过对村党支部的领导关系以及村党支部对村委会的领导地位取得了对村委会的领导权；另一方面，乡镇党委又通遍对乡镇政府的领导关系以及乡镇政府与村委会之间的指导关系实现了对村委会的实际管理。这表明，村民自治并未使得国家权力从乡村社会退出，而是继续保持对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承认这一现实是提高村民自治绩效的基本前提。本文旨在从政治学的角度对村民自治结构作一梳理分析，这对于我们清楚认识村民自治的现实，明确并理顺村民自治各个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建立党组织领导下的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新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特色廉政文化是建设廉洁乡村的重要保障

建设廉洁乡村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目标。"微腐败"是廉洁乡村建设的最大障碍,而有效防治"微腐败",建设廉洁乡村,必须充分发挥中国特色廉政文化的涵养功能。具体来说,就是要用中国特色廉政文化引导乡村居民形成正确的腐败认知,完善乡村治理体系,提升乡村治理能力,推动乡村传统文化现代化,全面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从而将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注入到基层治理之中,提升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     

我国乡村治理之历史足迹与成长逻辑

在城市化快速发展的今天,我国的城乡社会结构和权力结构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传统的城乡二元分治模式与乡村治理体系已经远不能适应这种新变化的需要,探索和研究乡村治理的新模式已经成为统筹城乡社会发展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所必须要完成的课题。对我国乡村治理模式的变革与传承进行梳理,结合三种政府形态的划分理论,可以看出我国历史上先后经历了三种乡村治理模式:统治型政府体制下的乡村自治、管理型政府体制下的乡政村治、服务型政府体制下的乡村合治。立足现实,服务型政府体制下的乡村合治乃是我国乡村治理模式的创新方向。     

浅谈现代道德教化维护社会稳定的主要手段

现代社会是既充满丰富多样性或差异性的价值张力、又能够以社会"自组织"和个人道德自律的方式加以化解和升华的正义社会、责任社会和道德理想社会。它不仅是指一个社会生活秩序或状态的和谐平安,甚至首先是指人们精神心理秩序或状态的和谐宁静。所以维护社会的稳定不仅是政治和法律的事情,而且也是道德伦理的事情。道德教化维护现代社会稳定的手段包括三种,即:制度的正义性、责任感教化和人文教化。     

社会工作介入乡村治理的路径研究

乡村治理是中国现代化的重大问题。社会治理内涵、目标与社会工作的理念和功能具有高度的契合性,这使得社会工作介入乡村治理成为可能。本文以山东省南仲都村乐和家园乡村治理模式研究为例,对社会工作介入乡村治理的路径进行探索和反思,总结出了改善"乡政村治"下的村委会与乡政府矛盾;创新基层治理机制,培育乡村精英和农村社会组织;挖掘人的潜能,提升"农民自在";合理定位社会工作及社会工作者角色四点做法。     

中国乡村治理规则的现代性构建

当代中国乡村治理结构嬗变是内生秩序和外在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国家政权微观介入和市场机制深度嵌入在不断解构中国乡村传统治理机制的同时,也在艰难地重构着支撑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社会共识和规则体系。以自治、法治、德治为内容的"三治融合"是中国乡村治理规则的现代性实践,其目的是协调村民自治规则、国家法理规则与传统礼治规则之间的不统一甚或冲突状态。乡村治理规则的现代性构建,必须尊重农民的主体性地位,拓展乡村规则实践的公共领域。在此基础上,有赖于以制度化和法治化的方式,促成国家政权介入与乡村内生治理秩序间的均衡状态,进而促进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     

农村区域发展非均衡性与乡村治理结构的改革

由于历史传统、自然条件和国家政策等原因,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发展差距进一步拉大,呈现出明显的非均衡发展的特征.这导致我国农村许多地区出现了"弱治理"的治理形态,严重影响了乡村治理的效率和绩效.因此,在乡村治理进程中,应该正视农村区域发展非均衡的现实状况,转变长期以来的全国"一盘棋"的思维定势,针对不同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在坚持国家统一领导的前提下,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引导乡村治理朝着民主治理、自主治理的方向发展.逐步把现行的"乡政村治"治理结构变革为"乡村自治".     

协商治理:村民自治有效实现的路径选择

以民主选举为重心的村民自治面临三个问题:一是村民自治从参与到选举的扭曲,村民自治变成村官自治,民主的本质被掏空;二是精英牟利和民众权益被损害,村民自治维护农村社会稳定的目标遭破坏;三是以民主选举为重心带来精英主政以及"封闭式决策",造成村级决策的合法性脆弱。以协商治理为重心的村民自治的比较优势在于:一是以协商治理为重心更能体现村民自治的民主本质;二是协商治理更能促进村民自治中村级公共事务决策的合法性;三是以协商治理为重心的村民自治提升民众的政治效能感,有助于维护农村社会的稳定。因此,一是要搭建日常协商治理的平台和载体,二是要加强农村协商治理的程序化、制度化建设,三是要提升民众的协商治理意识和能力。唯其如此,才能促进村民自治的有效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