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境与意愿:农民工子女城市社会融合——基于杭州的调查

通过问卷调查、个案访谈和小型座谈,本文从就学状况、受歧视情况、融合意愿、身份认同、社会参与等层面开展分析,重点考察了进城农民工子女社会融合的现实处境和主观意愿。调查结果表明,农民工子女的社会融合状况优于父代,但总体融合度不高;社会融合意愿强烈,而与城市市民之间实际交往度不高。农民工子女的城市社会融合是一个外来人口与本地居民双向互动的过程,政府亟待从舆论引导、社区服务、社工介入等角度推进农民工子女的社会融合。     

居民生活垃圾分类中的行为与意愿:影响因素与悖离逻辑

垃圾分类对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其成效取决于居民的行为选择。然而居民在垃圾分类实践中呈现出“强意愿、弱行为”的悖离特点,众多居民的垃圾分类意愿并没有转化为实际行动。基于深度访谈资料,采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探究居民垃圾分类行为与意愿的影响因素与悖离逻辑可发现:影响居民垃圾分类行为与意愿的主导因素有个体认知、压力感知、行为控制、资源情境与政策效能感,但二者的影响因素存在差异;居民垃圾分类意愿是个体认知、压力感知和行为控制多种因素复合驱动的结果,其中,行为控制的双重效应是“内力驱动型”与“外力驱动型”垃圾分类行为产生的核心要素;垃圾分类意愿虽是垃圾分类行为的前提和基础,但资源情境、政策效能感调节了居民的垃圾分类行为,是导致居民垃圾分类行为与垃圾分类意愿悖离的根源。为此,一方面要积极培育内驱动力,另一方面则要加强和调整外驱动力的干预机制,弥合居民垃圾分类行为与意愿的断裂。     

协同学视阈下“新土客冲突”的生发机理及消解机制研究——以湖州“织里事件”为个案

当前我国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许多村镇出现了外来人口远超本地居民的"人口倒挂"现象,同时外来人口与本地居民的"新土客冲突"事件亦不断增多,发生在浙江湖州的"织里事件"是一起具有典型性的新土客冲突群体性事件。因此,以"织里事件"为个案,结合协同学理论,从外来人口集聚区社会系统的非平衡状态、非线性特征、随机涨落效应、奇怪吸引子作用等几个方面,探讨新土客冲突生发的规律和影响因素,并提出消解新土客冲突的建议。     

返乡的理性与非理性——城市外来毕业大学生的返乡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在城乡争夺人才以及"逃离北上广"、"蜗居"的现实背景下,城市中外来毕业大学生的返乡意愿及其影响因素成为重要议题。广州城中村外来毕业大学生的返乡意愿与城市生活的客观条件及其满意度并不相关,但与对家乡客观条件的满意度之间存在关联。同时,对家乡的主观依恋是影响返乡意愿的一个重要的非理性因素。因此,广州城中村外来毕业大学生的返乡意愿是基于有限理性分析之下的行为抉择,较之城市推力,家乡引力是更重要的影响因素。     

社区治理的“关系式动员”研究

社区治理中的社会动员除了激发社会力量参与外,还对凝聚政治认同、改善府民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基层政府、社区居委会、社会组织、普通居民之间关系的淡漠、失调和疏离导致动员普通居民能力较弱、社会组织难以发挥专业优势、社区居民参与意愿低下等问题,通过系统分析发现"关系问题"是影响社会动员的重要因素,梳理"关系式动员"蕴含的形塑新关系凝聚新资源、构建稳定亲密团体和化解多重关系矛盾等基本内涵,并从组织化关系、情感关系和制度化关系三个方面提出在社区治理中开展社会动员的具体实践路径。     

“亲密陷阱”与风险治理——基于关系理性范式的讨论

针对中国风险治理中特有的"亲密陷阱",在制度主义范式、文化主义范式和结构主义范式都无法进行有效阐释的情况下,引入"关系理性"范式对其进行尝试性解读,可以认定,"亲密陷阱"的存在是中国人关系理性的理性化程度不够所致。"亲密陷阱"具体表现为"亲密而忘是非""亲密而少防范""亲密而无原则""亲密而失底线"等四种形态,其在本质上体现为一种非对称化关系模式。要走出"亲密陷阱",需要实现非对称化的亲密关系向对称化转型,也就是要积极推进主体间关系理性化进程,通过主体间关系的有序化调整,打破其运行逻辑,从而达到对隐匿其中的风险进行有效治理的目的。     

阶层分化与居民社会公正观——对浙江温州的考察

通过分析2009年"浙江省居民生活与社会发展"调查数据发现,温州的社会结构呈现"洋葱头型",与中产阶层为主的"橄榄型"社会仍有一定的距离;居民的社会公平感总体偏低,阶层地位越低的居民的社会公平感越低;在被考察的五个维度中,人们对干部选拔和收入分配的不公正感尤为突出。本报告既指明温州城镇居民在不平等评价上的"普遍共识",又分析这种共识的阶层差异,从而有助于进一步理解民众对当前温州社会总体发展环境的感知和评价,为更好落实"十二五"期间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建设"三生融合·幸福温州"提供决策参考。     

社会资源、人际互动与青少年职业意愿——基于CEPS2014调查数据的分析

青少年时期是形成职业意愿的关键时期。青少年时期的职业意愿可能受到社会资源、人际互动方面因素的影响。对CEPS2014数据统计分析发现,多数青少年倾向于从事管理技术人员工作,愿意成为科学家的比例较少;社会资源方面,户籍、网络资源显著负向影响青少年成为管理技术人员的职业意愿,拥有看重学业、事业的朋友的青少年会表现出更强的事业心,心理健康状况好的青少年表现出积极的职业意愿而身体健康状况较差者则更倾向于从事脑力劳动;人际互动方面,与父母、朋友和老师互动充分的青少年明显表现出更强烈的从事管理技术工作的意愿。     

新农村建设中农民意愿的调查与思考

本调查针对的是新农村建设中农村群众对乡镇政府工作的评价和意愿问题。调查结果显示,调查对象对所在乡镇政府工作的总体满意率不高,主要原因是各级政府注重的新农村建设项目与农民的意愿并不完全一致。调查结果给我们的思考是:第一,新农村建设要真正实现"农民意愿导向",需要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第二,农民更希望改善生产条件和政治地位,而不仅仅是改善生活条件。第三,现行的财政体制还不能适应满足农民意愿的要求。第四,保证农民意愿表达渠道畅通,需要重视对农民的教育和组织。     

父母依恋、同辈联系与青少年偏差行为

青少年的偏差行为是其与所处情境中各类组织或系统互动的结果。通过对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FPS)2010年的数据中10~15岁青少年相关数据进行分析,以探讨青少年对父母依恋、与同辈群体的联系与偏差行为的关系。研究发现:青少年对父母的依恋与青少年偏差行为具有负向相关关系;青少年与偏差同辈群体的联系与青少年偏差行为具有显著正向相关关系。因此,矫正青少年偏差行为的关键在于改变青少年与其周围系统(如家庭、同辈群体)的互动方式,最终达成个体与环境的"适应性平衡",进而更加有效地实现娇正。     

监狱队伍建设中“主观方面”与“客体”对接关系初探

监狱民警队伍建设作为典型的"社会性行为",它同样是由"主体、主观方面、行为客体(客体)、行为客观方面"等四个要件所构成的行为。其中,"主观方面"与"客体"的对接关系(一般包括"到位、缺位、错位与越位"等四种关系)如何,对行为成败有重要影响。为切实促进监狱民警队伍建设的有效性,从实践看,努力克服具体措施推行中普遍存在的"缺位、错位与越位"等不良现象十分重要。     

唐律惩治官吏受贿规定的当代借鉴价值

唐律中的受贿犯罪可概括为受人财物而为请求、因公事而受财和非因公事而受财三种。与现行刑法相比,调整范围上,唐律因将非因公事而受财的行为犯罪化而更宽;规范体系上二者各有优劣,但唐律总体上更严密;处刑上,唐律具有刑罚重、评价因素全面等特点。唐律的这些特点对当代刑事法律具有借鉴价值。     

“党内法规严于国家法律”的理论反思与正当性阐释

"党内法规严于国家法律"是党规国法关系的具体表达,但现有观点却缺少对"党内法规严于国家法律"合理性的理论阐释。从已有观点来看,对"党内法规严于国家法律"的解释理由主要集中在党员入党行为的自愿同意、党组织与党员之间的特别权力关系、中国共产党的性质与先进性追求、党员行为的志愿性与自觉性、党员权利的获利属性。通过对上述观点的理论归类与反思,发现"党内法规严于国家法律"的根本依据在于党员的自愿与同意行为,即党员对自身基本权利的主观放弃。但基本权利放弃具有个案性、不可概括性、放弃和放弃行为存在边界等特征,因而同意行为本身也存在理论瑕疵。因此,需要从本质、原则、方法、衡量和保障五个方面提升"党内法规严于国家法律"的正当性与合理性。     

时代变迁与就业选择:新时代大学生就业意愿的新特征

就业意愿是大学生择业就业的"风向标",也是影响国家就业导向和就业政策的重要因素。我国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与社会流动的加速,使得青年人就业意愿也处于不断流变的过程中。本文使用"中国大学生追踪调查"(PSCUS)数据,呈现了新时代大学生就业意愿"变"与"不变"的双重特征:具有比较明显的"体制内偏好"和"地域偏好",但是偏好的内部结构正在发生变化。本文建立了就业意愿的多维解释框架,从制度、学校、家庭、个体等多个方面分析影响大学生就业意愿的因素,并提出了制度分割、职业收益与机会成本的理论解释。把握大学生就业意愿转变的新特点,有助于更全面、更深入地了解当前大学生在就业意愿上反映出的新问题,并进一步分析影响大学生就业的因素,为大学生就业提供更有效的指导。     

大学生信仰与人生价值观调查分析

近二十年来,随着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事关精神层次的信仰与价值观问题又成为受追捧的热门词汇。大学阶段是个体确立信仰,价值观趋于成型的人生阶段,因此大学生的信仰与价值观得到了更集中的关注。对5189名大学生的线上调查显示:当代大学生总体上对信仰积极接纳,共产主义信仰占主流;当代大学生对于人生目标有着积极的态度,绝大多数人愿意通过努力去坚持自己的人生目标;终极性价值观积极、正向,多元化趋势明显,工具性价值观更注重个人特质;与十年前相比,当代大学生对待信仰的态度更积极,信仰共产主义的人数显著增加。由于家庭背景、生活环境等的不同,大学生在信仰和价值观方面也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     

“五共”理念——外来人口管理新思路——义乌市外来人口管理工作的实践与思考

当前义乌市外来人口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思想认识上还有差距,一些政策不利于外来人口安家落户,"三位一体"管理体制尚未真正形成和落实,管理人员、经费保障跟不上工作需要等.为此,要确立本地人口与外来人口发展空间共存、生活资源共享、社会责任共担、社会秩序共管、经济繁荣共创的"五共"理念,大力推进外来人口的社会化、人性化管理.     

我国大城市年轻人口的婚姻推迟趋势及其影响研究——基于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

婚姻推迟是第二次人口转变进程的核心特征之一。过去20年间，我国年轻人口的婚姻行为中表现出明显的结婚推迟趋势，以上海为典型代表的特大城市中，年轻人口结婚更晚、婚姻推迟趋势更为明显。女性结婚总体上仍早于男性，但推迟结婚的程度大于男性。在沪外来常住人口结婚总体上仍早于本地户籍人口，但推迟结婚的程度大于户籍人口。就已经渡过婚龄的出生队列而言，尽管上海居民的终身不婚水平与日本、韩国、新加坡、香港地区等东亚国家和地区相比还是偏低的，但也呈现出越晚出生的人群终身不婚率越高的趋势。综合当前年轻队列推迟结婚的趋势、结婚意愿更低的现实，参照相邻国家和地区推迟结婚和终身不婚的变化趋势，可以预判未来上海的年轻人群推迟结婚的趋势仍将持续，终身不婚水平还会提高，也将成为抑制生育的一个重要因素，甚至有可能动摇“普婚普育”的婚育范式。     

转型时期公安服务的绩效、供给模式与警民关系——义乌公安服务创新调查之基本数据分析报告

选择浙江省义乌市公安局作为研究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时期公安服务的绩效、供给模式与警民关系的蓝本,既具有典型意义,又具有普适价值。从对调查所得基本数据的分析结果看,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与义乌的客观实际差别不大;公众对义乌公安服务绩效的评价比较高;公众和警察都认为应把安全感和满意度作为评价公安工作绩效的主要指标;从公众和警察两个角度看,义乌警民关系融洽;吸收社区居民等参与维护社会治安有积极效果,但还存在不少有待改进的空间;民众和警察对协警等非正式警察力量的作用基本持肯定态度;义乌公安物质保障较为有力,但警力紧张,工作强度高;社会与公安内部对警察社会地位和待遇的评价有较大反差;领导与下属以及警察之间关系较为融洽,激励机制较为有效。     

澳门基本法实践的经验和意义

澳门基本法实施20年来的实践表明,只有全面准确地理解基本法,才能切实有效地落实基本法,做到依法治澳,保障国家治理体系中"一国两制"的顺利运行。因此,应始终坚持"一国两制",坚持宪法和基本法的宪制基础和秩序,严格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要处理好四个关系,即"一国"和"两制"的关系、中央管治权与特区自治权的关系、行政与立法的关系、政府与居民的关系,使其之间实现良性互动、有机结合。     

国外领导人“亲民秀”的政治意图

外国领导人"亲民秀"的性质,当属于一种政治行为,这种行为方式往往得到媒体的广泛传播,能够起到烘托领导人亲民形象的作用。外国领导人的"亲民秀",总体上发挥了比较正面、积极的影响,但也有一些不尽如人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