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年人数字生活参与的获得感从何而来?

老年人数字融入问题受到颇多关注，但现有研究多聚焦于数字技能的提升，情感关怀问题研究甚少。文章通过理论梳理和实证研究解析老年人数字生活参与获得感的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探讨因素间的关系及作用机理。研究发现：（1）老年群体人口学特征、老年群体特质、外部环境刺激因素、主观范畴认知和实际行为五类变量对老年人在数字生活中的获得感产生显著影响。（2）影响因素遵循的“外部环境-内部感知-外部行为-获得感”这一作用路径具有双向循环、内外联动、多层同步等特点。（3）各因素的驱动力和依赖性不同，针对各因素进行政策创制，其作用时间、覆盖区域、落地难度等也有所差异。所以，政策设计时应主要瞄准“腰部”条件，通过改善外部环境、塑造健康内心、架起链接途径等方案，提高老年人在信息化发展中的获得感。     

公众对智能政务服务和人工政务服务的感知与选择——基于调查实验的研究发现

为探索公众对人工政务服务与智能政务服务的感知差异和选择偏好,采用混合纵向研究设计,剖析服务特征从IHIP转向IHSD后公众的认知变化。首先,通过深度访谈了解到,相较于人工政务服务,智能政务服务存在哪些优势与不足。然后,通过两个调查实验进一步评估公众对智能政务服务的认知和选择。实验1采用2（服务方式：人工服务/智能服务）×2（事项类别：服务类/监管类）四个实验,探究不同服务方式、不同事项类别对公众认知的影响。研究发现,公众对智能政务服务的感知便利性、感知有用性、感知风险和独特性忽视都比人工政务服务更高,存在“双刃剑”效应。实验2讨论了政务服务效能感的调节作用以及公众对不同服务方式的选择偏好。研究发现,政务服务效能感可以缓解智能政务对感知风险和独特性忽视的影响,并增强公众选择智能政务服务的意愿。     

公众参与如何影响居民获得感?——基于社会公平感知的中介与社会地位的调节

新时代下，作为我国民生领域的主要工作之一，维系与增进居民获得感已成为衡量人民受益发展、政府施政效能、社会治理水平的重要标尺。本文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的测量数据，以公众参与为研究视角，构建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系统缕析公众参与对居民获得感的影响逻辑。实证分析发现：公众参与在直接显著正向影响居民获得感的同时，还通过提高社会公平感知间接提升了居民获得感，即社会公平感知发挥着部分中介的作用。此外，当社会地位处于中上层时，社会公平感知能够更有效地提升居民获得感，即社会公平感知对居民获得感的影响受社会地位的调节。因此，激发公众参与意愿、拓宽参事议事渠道、形塑社会公平感知、缩小社会地位差距等均可成为新时代提升居民获得感的创新路径。     

县级城市生活垃圾源头分类治理实效调查及对策——以江苏省如皋市为例

<正>一、引言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越来越多的人口向城市集聚,生活垃圾的"产量"不断增长,不仅大中城市,就是在县一级城市,也面临着"垃圾围城"的困境。本文根据江苏省如皋市城区以家庭为单位的社区居民的问卷调查和访谈分析,以此获得城区居民的人口基本特征、垃圾分类意愿和认知、垃圾分类     

执法正当性信念的影响因素

执法正当性信念是指民众对警察执法行为的认知与评价,以及由此产生的对应该服从警察机关、法律政策以及警察执法权威等的心理感知。影响民众构建执法正当性信念的因素主要来自于心理、社会以及警察本身三方面。程序公平感、尊重和信任是影响执法正当性信念的心理因素;社会结构、社会资本、与警察接触的经验是影响执法正当性信念的社会因素,警察执法的行为风格也会影响民众对警察执法正当性的感知。建立良好的执法正当性信念,可以提升民众遵守法律的意愿以及与警察合作的倾向性。     

城市居民和青年群体的知识素养对其政治效能感的影响

内部政治效能感是政治研究中一项非常重要的概念,并吸引了学界大量的关注。然而以往研究在分析内部政治效能感影响因素时多从态度倾向和个体属性特征层面进行探究,较少从个体知识素养这一角度切入,而且传统对于城市居民知识素养的测量方式存在一定的偏误。本文基于1994年和2014年的中国城市居民科学文化素质调查数据并借助因子分析和回归分析等方法,采用新的测量指标探究居民知识素养对其内部政治效能感的影响,研究发现内部政治效能感与知识素养间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居民的知识素养越高,其内部政治效能感越强,且青年群体的知识素养对内部政治效能感影响同样呈显著正相关,且随着时间的变化,知识素养对于居民内部政治效能感的影响有显著增强,青年群体也存在同样的现象。     

两型社会建设中企业环境行为的驱动力研究

在对企业环境行为进行界定的基础上，根据企业环境行为的研究现状对企业环境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识别和表征，综合提出，从制度驱动因素、企业战略驱动因素、企业社会责任驱动因素及组织能力驱动因素四个方面探讨研究企业环境行为的驱动力，并剖析了四类驱动力的驱动机理，分析了每类驱动力的驱动因素构成。最后，建立企业环境行为驱动因素研究的整合性架构．形成一个集成的概念模型来解释各种驱动因素与企业环境行为之间的美系．     

平凡的岗位 神圣的职责——记垃圾分类指导员李学文

正垃圾分类是指按一定标准将垃圾分类储存、分类投放和分类搬运,从而转变为公共资源的一系列活动的总称。分类的目的是提高垃圾的资源价值和经济价值,力争物尽其用。他说“平凡岗位上有比天还大的责任”“很多人认为垃圾分类指导员就是每天围着垃圾桶埋头做垃圾分拣工作,其实这是一个认知上的误区。垃圾分类指导员真正的职责是帮助居民群众认识到垃圾分类的好处,让人人都能自觉做到垃圾分类。”李学文不仅是用这     

当代青年个体公正感的实证研究

当代青年个体公正感可以分为感知型公正感与应激型公正感。本研究通过对全国范围内2060份调查问卷的统计,从个体公正感的主观感受(感知型个体公正感)以及被动反应(应激型个体公正感)两个维度,分析当代青年的公正感及其影响因素,结果发现:当代青年感知型个体公正感与应激型个体公正感与文化程度、社会交往以及社会地位等因素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在此基础上,我们提出了提升当代青年个体公平感的具体建议。     

当代青年的社会治理效能感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CGSS2015数据

本研究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5的调查数据,探讨了社会阶层、阶层流动和社会资本对当代青年社会治理效能感的影响作用。研究发现,社会阶层和社会资本对当代青年社会治理效能感具有显著正向作用;阶层流动对社会治理效能感的影响并不显著。从交互效应来看,社会阶层没有产生调节效应;阶层的向上流动可以有效调节社会资本对当代青年社会治理效能感的影响。同时,从“先附—后致”视角对青年社会治理效能感的现实分析认为,在青年个体发展过程中,个体后致性因素不断强化,青年群体社会资本水平不断提升,其社会治理效能感得到提高,而效能感的提高反过来促进青年群体参与社会治理行为,两者之间产生互为促进、互为影响的正向关系。     

网购“超级垃圾”:都市青年白领高压力的释放

本文基于符号互动理论,通过半结构式访谈及其资料分析,对近年开始兴起的网购“超级垃圾”的行为及所蕴含的符号意义进行比较深入的探讨.都市青年白领通过网购“超级垃圾”获得期待感、满足感、刺激感和惊喜感,以此来释放工作和生活压力,同时构建群体间认同；缺乏适宜的释压途径是都市青年白领采取这种看似不寻常行为来释放工作和生活压力的重要原因.     

心理收入差距、生活满意感与群体性事件的关系探讨

将收入差距细化为实际收入差距和心理收入差距,对心理收入差距作了操作性定义,即个体现在所得收入与其心理期望的收入的差值。在此基础上,将心理收入差距、生活满意感作为群体性事件的影响因素进行探讨,并从心理学角度对心理收入差距、生活满意感与群体性事件意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心理收入差距比实际收入差距更能真实地测评个体生活满意感。生活满意感、温和∕激烈型群体性事件意愿三者显著相关;生活满意感与激烈型群体性事件意愿显著负相关。生活满意感在心理收入差距与温和∕激烈型群体性事件意愿之间起着调节作用。生活满意感在心理收入差距与激烈型群体性事件意愿之间起着中介作用。最后从心理疏导层面为政府部门预防和化解群体性事件提出了相关预警措施。     

公众认知、参与表征与农村生活垃圾减量化治理——基于上海市质协用户评价中心的数据分析

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的关键在于源头减量。近几年公众在垃圾分类中的参与意识方面有显著提升,参与预期保持乐观,但参与能力仍然停留在较低阶段。在农村生活垃圾治理中,政府动员下的公众参与行为具有被动性、表面性与无序性,而环境规制执行扭曲、“碎片化”收运模式以及监管机制滞后等方面成为当前上海市推进垃圾分类和减量化的阻滞因素。农村生活垃圾减量化治理亟需完善“整体性”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制度体系,打造“一体化”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收运模式,强化“互补性”农村生活垃圾分类监督机制。     

青年劳工群体的公益意愿与公益行为——基于长三角地区七个城市的调查数据

课题组以长三角地区七个城市3322个青年劳工为调查对象,对他们的公益意愿与公益行为进行了分析,发现他们与老一代产业工人群体相比具有显著差异。具体表现为:较之老一代产业工人群体,他们的公益意愿偏高、公益行为偏低、公益行为渠道单一。分析还发现,家庭生活压力、工作稳定性与保障程度、城市生活参与状况及社会关系性质是影响其公益意愿和公益行为的重要因素。要想提升该群体公益意愿与行为,关键在于社会制度和社会政策设计。     

城市生活垃圾分类问题研究——基于海口市两个试点社区的实地调查

本文基于史密斯政策执行理论模型,对两个试点社区垃圾分类政策执行开展调研,为垃圾分类政策在全国范围的全面施行提供借鉴。调查显示,目前垃圾分类存在居民分类知行不一、基础设施不完善、政策法规可操作性差、执行监管不力等问题,本文提出完善政策体系、明晰主体职责、鼓励参与主体多元化、加强监管、优化垃圾处理产业链等具体改进措施。     

群际互动与群际威胁：青年网络集群行为的动力学分析

通过模拟情境考察群际互动以及群际威胁对集群行为诸多要素的影响。研究发现:良好有效的沟通方式比不良的沟通方式能够显著降低群体愤怒情绪和群体行为意愿,但是对群体认同和群体效能的影响没有达到显著性水平。在研究所拟设的现实威胁情境中,研究发现群体效能以群体认同为中介显著影响群体行为意愿,而群体愤怒和群体行为意愿之间没有达到显著相关。高校等其他公共事务管理部门在处理集群行为时要采取合适方式使对方群体感到平等、尊重和理解,同时还要根据群际威胁情境以及成员特征等来采取相应措施。     

数字普惠金融微观用户采纳行为的影响因素

基于扩展的UTAUT模型，采用问卷调查收集25个省市区(全国部分省域资料)微观普惠群体相关数据，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微观用户群体采纳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绩效期望、努力期望、社会影响与便利条件正向影响使用意愿；感知风险负向影响使用意愿；金融教育与监管能够显著降低感知风险进而正向影响使用意愿；使用意愿正向影响使用行为。因此，应进一步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创新普惠金融产品，加强数字普惠金融知识教育，实施面向不同群体的数字金融采取便利化措施。     

社交媒体、政治效能感与台湾青年的政治参与研究

本研究旨在了解社交媒体使用与台湾青年的政治效能感和政治参与之间有无显著联系。在此目的下,有三个具体研究问题:第一,社交媒体使用会否提升台湾青年线上和线下政治参与的意愿?第二,社交媒体使用是否会提升台湾青年内在和外在政治效能感?第三,内在和外在政治效能感的提升是否会带来更加积极主动的线上和线下政治参与意愿?利用在线问卷网站针对台湾地区20~35岁青年群体发放并回收223份有效问卷,使用SPSS和AMOS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得到如下结论:首先,青年族群使用社交媒体的政治性目的越强,越热衷于参加线上或线下政治活动。而社交媒体使用环境越宽松,青年群体参与线下政治活动的意愿越低。其次,青年族群使用社交媒体的政治性目的越强,其内在政治效能感也就越强。最后,青年内在政治效能感对其线上政治参与意愿有较为显著的正向影响。归纳而言,影响台湾青年群体内在政治效能感和政治参与的主要因素还是其自身对于政治事务的积极性,即他们在使用社交媒体过程中表现出的政治性目的的强弱。     

简单的信念 让社区更美好--记延庆区香水园街道石河营西社区志愿服务活动

“厨余垃圾单独放,果皮剩菜和菜帮,集在一起可积肥”,身穿红马甲、打着快板的志愿者三句话刚落,聚在周围的居民们异口同声喊道:“内行!”“回收垃圾利用好,既节约来又环保,集在一起放蓝桶”,居民再次喊道:“真好!”在北京市延庆区香水园街道石河营西社区,志愿者与居民集体“宣传”垃圾分类知识的场面已经多次出现,社区上空时常回荡着愉悦和欢畅。     

率先试点“家家分类,户户轮值”守桶模式 怡馨家园垃圾分类全年零投诉

有人值守时规矩投放,无人值守时草草应付,这是居民小区垃圾分类面临的普遍问题。在平谷区滨河街道的怡馨家园,分类桶站每天13小时有人值守,垃圾准确投放率超90%,且全年无一例垃圾分类相关投诉。怡馨家园哪来这么多“守桶人”?原来,值守垃圾桶是全体小区居民的“任务”,400多户居民家家分类,户户轮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