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革命的浪漫谛克”的神秘化与抽象化——以蒋光慈为例

“革命的罗曼蒂克”是现代文学批评中一个相当重要的术语,反映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革命文学的一个特殊发展阶段。蒋光慈作为“革命的罗曼蒂克”的代表性作家。对于革命以及罗曼蒂克的理解,与当时的左翼有着相当大的差异。他一度沉迷于俄国作家勃洛克的关于革命的论述中,喜爱把革命抽象化,神秘化。另一方面,他深受苏联无产阶级文化派的影响,系统地接受了唯物史观以及文学反映论。因此。左翼语境下的“革命的浪漫谛克”与蒋光慈在历史语境下的相遇具体表现为“脸谱化”和“拗曲现实”,与蒋光慈本人的“革命的浪漫谛克”并不能直接划上等号,更不能简单理解为“革命加恋爱”的理论依据。     

有感于徐特立的“三个第一”

徐特立,湖南长沙人,“延安五老”之一,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毛泽东主席在给徐老六十大寿贺信中称他是“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的模范践行者。纵观徐老的一生,“三个第一”正是他松梅品格之真实写照。革命第一,意志坚如铁,越是艰难越向前。“革命成功的时候,多一人少一人无所谓,正是因为革命失败了,我们才得干。”1927年,白色恐怖席卷全国,革命陷入低潮,许多人对革命避之唯恐不及。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唯物辩证法释义

“革命”一词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领域中广泛使用的同时,其意涵也随之拓展。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由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不仅作为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成功的重要历史经验而载入人类史册,而且是跳出历史周期率的重要路径。勇于自我革命不仅是中国共产党最鲜明的品格,而且是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唯物辩证法原理在自我革命中有鲜明体现,自我革命的内部矛盾与外部矛盾、矛盾同一性和斗争性、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彰显了唯物辩证法的“矛盾观”;自我革命在“主体”“问题”“措施”“责任”“过程”“认识”等层次上的全面性与“两点论”自然契合,自我革命在坚持问题导向、抓“关键少数”、抓主体责任、抓政治规矩等方面体现“重点论”,是“两点论”与“重点论”的统一;自我革命在解决党内问题的“三道防线”、自我革命的组织体系、自我革命的“法规”体系化、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的协同推进等方面彰显唯物辩证法的“系统观”;自我革命始终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彰显了唯物辩证法的“本质观”。可以说,唯物辩证法为中国共产党进行自我革命提供了科学的“打开方式”和根本遵循。     

“诗的花是为人民而开”——论柯仲平的诗作

在中国“五四”以来的新诗坛上,柯仲平是一位有特色、有建树的诗人。他早期的诗歌,是革命的“喇叭”,吹奏着向旧世界猛烈攻击的进军号;抗战以来,他遵照毛泽东同志“和新的群众的时代相结合”的教导,用诗歌“为劳动人民唱出最强音”。他一生的创作活动,与人民血肉相连,与革命鱼水难分。特别是在探讨诗歌如何为工农群众服务、推动诗歌的民族化、大众化方面,诗人作出的努力,是值得我们总结、借鉴的。     

吴玉章对中国传统道德的扬弃

吴玉章同志是我党久经考验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是深受全党和全国人民敬重爱戴的革命老人。毛泽东同志曾高度评价吴老的革命功绩与革命品德 ,盛赞他“始终为革命奋斗 ,无论如何不变其革命节操” ,并号召全党同志向吴老学习 ,“特别要学习他对于革命的坚持性”[1 ] 。考察吴玉章的一生 ,他之所以能够具有顺应潮流、与时俱进的伟大品格 ,在很大程度上与他对中国传统道德坚持批判继承、激浊扬清的正确态度有密切关系。一中国传统文化历来重视道德教育 ,追求高尚至善的道德品质是实现人生价值的重要目标之一。吴玉章自小在家教中就受到中国…     

习仲勋在创建陕甘南梁革命根据地中的贡献及基本经验

习仲勋在总结革命斗争经验的基础上,做出了创建陕甘南梁革命根据地的决策。他制定了创建南梁根据地的策略,从南梁实际出发,实施了一系列发展南梁的政策,使得南梁得以繁荣和巩固,最终“硕果仅存”,成为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全国抗战的出发点;南梁革命根据地“硕果仅存”的基本经验对当时其它边区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具有很好的借鉴价值。     

一个企业家的代表情怀——记长春市第十二届人大代表王令义

他是一个传奇式人物。上个世纪70年代,当人们还对“抓革命”津津乐道、对“促生产”心有余悸的时候,他就在长春市二轻系统创造了小有名气的企业;80年代他又以过人的胆识和智慧吞并了濒临倒闭的长春市文化用品厂,组建了长春市胶印厂;90年代, 他竟以5万元的资金创造了超亿元的神话。他创办的汉斯国际啤酒城在春城近乎家喻户晓,他推出的“汉斯啤酒熏鸡”、“野山鸡乱炖磨”、“鲜蔬一品香”、“农家一锅出”在杭州第三届美食节上荣获金奖; 他的企业连续多年被吉林省质量协会评为全省“质量信得过产品”称号。他就是长春市第十二届人大代表、长春汉斯国际啤酒城集团公司董事长王令义。王令义不仅企业办的好, 为社会创造了大量的财富,而且他对自己的男一个角色——人大代表同样也投入     

一瞬铭青史

英雄一世,革命一生. 白古英雄出少年习仲勋同志13岁投身革命,19岁领导两当兵变,创建陕甘边照金根据地.1934年,年仅21岁的他,当选陕甘宁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娃娃主席”自此闻名遐迩.1949年,作为西北地区的领导人,他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才36岁.新中国成立后,他长期主持西北党、政、军全面工作1952年8月起,他在中央工作十年,从中宣部到国务院.1978年4月后,他主政南粤,改革开放天下先,带领广东“杀出一条血路”.1980年6月,他重返中央,勤政为民、日理万机、心系百姓,参与了一系列重大决策的研究制订.     

陈天华《狮子吼》批驳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

二十世纪初期,在要革命还是要立宪的问题上,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与改良派曾以小说为武器,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改良派发表了《新中国未来记》、《宪之魂》、《未来世界》等小说,鼓吹“君主立宪”;革命派也在一九○三年发表了提倡“民族主义”的《洗耻记》和痛斥“君主立宪”是缓和革命的《自由结婚》等小说;尤其是出色的革命宣传家陈天华在一九○五年写出了小说《狮子吼》,歌颂革命党,直接批驳《新中国未来记》。 梁启超十分重视小说的社会作用。他在《小     

互联网与青年:影响政局的工具变量——由突尼斯、埃及“街头革命”引发的思考

发生在突尼斯、埃及的“街头革命”最终导致政权更迭,令世界瞩目.虽然爆发“街头革命”的主要诱因是高失业率、高通货膨胀、腐败以及总统的强人政治.但能在较短时间内引发政局突变的工具变量,却是互联网与青年.在“街头革命”过程中,互联网发挥了信息传播、汇集民众的关键性作用,而青年则充当了街头抗议的先锋.这两场“街头革命”已尘埃落定,留下的借鉴和启示值得深思.     

理论超越的再语境化与娱乐批判的后人文化——论后革命时代的大众文化批评与中国文化语境

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带有鲜明文化革命色彩的传统批判理论曾盛极一时,是伯明翰学派与后现代主义诸家为大众文化批评带来的反拨和突破使其步入了多元共存的文化“后革命”时代。西方大众文化理论的先后引进,刺激了中国大众文化批评的开展,也能解决一部分中国的大众文化现实问题;但要警惕和防止以“他者”的文化眼光来遮蔽中国本土的问题情境,必须结合中国实际将西方文化理论“再语境化”,并结合中国当前的后革命特色坚持适时而积极的文化批评。中国大众文化批评的当务之急——走出“娱乐至死”的文化陷阱与精神沙化,重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文化道统与人文生态。     

习仲勋对西北革命与建设的卓越贡献

习仲勋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光辉战斗的一生。他出生在西北、工作在西北、战斗在西北,他与刘志丹、谢子长等一道,开辟了西北革命根据地,为党中央把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奠定了基础;他长期主持中共中央西北局工作,对于夺取西北乃至全国革命胜利做出了贡献;解放后主持西北党政军全面工作,为巩固新生政权、展开大规模经济建设殚精竭虑,他对西北故土和西北人民充满了深厚的感情,对西北革命与建设做出了卓越贡献。     

马克思哲学的现代性立场

立足实践,马克思对现代性既赞扬又批判。正是由于“实践”关怀,他信奉现代性的价值理想,追求人类的幸福和解放;正是在“实践”中,他看到了现代性的各种异化现象,批判了现实和各种理论;也正是革命的“实践”,才有可能进行现代性重建。实践的辩证立场,使马克思的现代性思考富于思想的张力和开放的空间。     

辛亥革命时期李大钊政论试析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关于他的思想道路,建国三十多年来,学术界几乎一致地认为他是从资产阶级激进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在这个问题上,各家所列举的证据不外他曾对以袁世凯为首的军阀官僚,进行过“揭露”和“批判”,写出了象《大哀篇》这样“申讨军阀专政的檄文”。笔者认为,这种论断与实际情况相距很远,各种“论据”大都出自对李大钊原文的误解。事实上,辛亥革命时期的李大钊还不是激进革命民主主义者,而是一个满怀爱国热忱的有志青年。他有着一般的民主主义思想和爱国主义思想,革命民主主义的思想觉悟,却还没有成熟。我们只要把这一时期的政论仔细阅     

浅谈蔡和森民主革命思想及其形成

“蔡和森同志是我党早期的卓越领导人之一,他对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中国人民永远记着他。”这是邓小平同志对蔡和森同志的高度评价。蔡和森同志对中国革命的重大贡献,不仅在于他的光辉革命实践,还在于他的重要理论贡献。他在《向导》上发表了一系列闪耀着马克思主义思想光辉的论著,对大革命运动起了指导性作用。这些论著所阐述的革命原理,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     

简论五四运动时期孙中山的政治作为

作为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为何在五四运动中没有做到“先行”。本文试图对这一个问题进行客观的分析。事实上,五四时期的孙中山正是处于日理万机的时期。无论是在理论创新上,还是在革命实践上,他都仍然自觉肩负着拯救中华的历史使命。为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他日日夜夜都在为创立新的革命理论和革命方略而操劳;同时,为减轻人民痛苦,他不得不为南北和议而废寝忘食;另外,广州军政府繁杂的事务也让他几乎整天不得闲,再加上法租界对他行动的约束,这些主客观原因极大地影响了他对五四运动的参与。     

当代中国新左派的历史遗产与未来

我们应区分两种不同的“革命”:作为否定性向度的革命与作为肯定性向度的革命,作为抗议性力量的革命与作为辩护性力量的革命,作为乌托邦的革命与作为意识形态的革命,作为天使的革命与作为魔鬼的革命;并在此基础上,考察当下中国“新左派”所存在的致命的问题。从而可以得出结论,如果“新左派”真想对中国当下现实发出真正革命的、有价值的声音,就必须厘清自己究竟继承的是哪种革命的资源,究竟是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发言。     

应当实事求是地评价“五四”时期的鲁迅

鲁迅说他在一九一八年之所以开始写小说,是由于他对热情者们的同感,“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他把自己从事的文学事业叫做“遵命文学”,他说:“不过我所遵奉的是那时革命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近年来,有人在评价鲁迅时,硬说鲁迅的“遵命文学”是遵早期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之命。说他的小说《风波》、《故乡》、《阿Q正传》等提出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这是对无产阶级“革命前驱者”政治号召的一种呼应。我认为这是不合乎历史事实的。     

邓小平改革本质思想再思考

邓小平关于改革本质的思想,从理论层面看,主要体现在他对“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两大论断相统一的辩证思维上;从操作层面看,主要体现在关于改革是基本制度调整、运行机制转轨和体制转型三位一体,量变和质变结合的观点上;从深层依据上看,主要体现在他对“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辩证统一的深刻理解中。     

评析阿甘本的潜能政治:乐观主义与实践困境——从阿甘本解读《抄写员巴特比》入手

阿甘本试图构建一个缝合“生命”与“形式”的潜能本体论以扭转“死亡政治”。他以文学人物“巴特比”为潜能生命的典范,从巴特比的“我宁愿不”“不作为”中挖掘出主体内在性的抵抗力量,将对生命政治的批判和生命的救赎落脚于一个新型结构化的潜能生命,发展了一种肯定性的、乐观主义的政治哲学。“巴特比式的政治”作为一个范式,也是当代左翼思想家构建新革命主体的路径,他们试图将文学寓言的真理性表达运用至当代政治的解放中,开启一场激进“主体”的政治革命。但是,这种革命思路终究未脱离形而上学的存在论领域,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立场,最终无法化作现实的行动,这构成了阿甘本及新左翼理论的实践性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