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发展中国家视角看全球化时代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问题

知识产权制度自身的合理性是存在着可争辩性的,而其在现实中的运行实践更是表明这一制度已经异化为少数发达国家攫取利益的工具.在当今这样一个资本全球统治的时代,任何一个国家制定的规则都会以考虑本国利益以及与其有同样利益的国家为主,因此在对待知识产权制度问题上,特别是在知识产权国际保护问题上,发展中国家尤其需要持一种谨慎的态度,而不能一味迎合发达国家的需求,否则就不可避免地要牺牲掉发展中国家知识产权法律应有的独立品格.     

全球化环境下我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完善——以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为视角

在全球化环境下知识产权国际保护体系中,趋同的保护规范和标准对处于不同科技经济发展阶段的国家,在利益得失方面具有明显的差异.发达国家利用知识产权国际保护规则和自身在知识产权方面的优势,制约发展中国家新兴产业的发展,威胁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为此,为维护全球化环境下的国家经济安全,需要从内外两方面完善知识产权制度环境.     

国际知识产权制度的发展趋势及中国因应——基于博弈论的视角

博弈论作为一种理论框架，能够分析和指导国际知识产权制度的构建。在整个国际知识产权制度的建立和发展进程中，都可看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博弈、知识产权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博弈，以及知识产权企业与侵权企业之间的博弈。从TRIPS谈判中的“合作博弈”到ACTA谈判中的“非合作博弈”,再到CPTPP谈判中“合作博弈”和“非合作博弈”的交互并存，国际知识产权协定的达成都需要达成各利益方的“纳什均衡”,在各方的妥协中形成共同利益。国际知识产权制度存在重视知识产权权利保护转向重视权利与义务(社会公益)的平衡；TRIPS-Plus特征明显；多边转向双边和区域等三大特征。面对国际知识产权发展的新趋势，中国应正确对待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利益与社会公众利益，在全球公共卫生事件中，应注重社会公众利益的维护。对于TRIPS-Plus条款应采取“合作博弈”的态度，既不“消极接受”,也不“联合抵制”。此外，还应积极加入双边和区域协定，加大开放力度，从而在整个知识产权的国际博弈场，实现双赢或多赢局面。     

知识产权发展助力创新型国家的建设2014年知识产权南湖论坛综述

由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举办的2014年知识产权南湖论坛“知识产权与创新型国家建设国际研讨会”于4月19至20日在武汉召开.在本次会议上,来自国内外的四百多名专家学者围绕“中国著作权法修订与制度完善”、“商标制度与品牌创新”、“专利制度与新兴战略性产业发展”、“知识产权、竞争政策与互联网行业创新体系建设”、“建立知识产权法院问题”五个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     

重视知识产权战略中的国家利益

知识产权是私权,但从来没有一项私权能如此影响一个国家的经济科技发展,也从来没有一项私权能被提升到国家战略的层面来考虑。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产权的重要作用决定了在知识产权战略中有着不容忽视的国家利益。 运用知识产权制度已经相当纯熟的发达国家,不仅在其国内制定了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同时积极地通过相关国际条约来延伸其国家利益。典型的例子就是TRIPS协议,通过该协议这些国家把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标准提高到能充分实现其国家利益的程度,而经济科技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对知识产权制度提出了不一样的要求。在以 TRIPS协议为主导的国际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下,发展中国家对知识产权提供超越其经济科技发展水平的保护已经是非常被动了,更重要的是由于运用知识产权制度的经验匮乏,这些国家往往还没学会如何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挖掘知识产权的多层作用,以对本国真正有益。 目前,中国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的法规有8部,另有30部法律与知识产权保护相关,可以说,在立法领     

知识产权法公共利益原则的历史传统与当代命运

从一定角度看,知识产权法上的公共利益可以诠释为与知识产权人利益相对应的、不特定的、众多的、潜在的各种知识产品使用者(公众)对受知识产权保护的知识产品加以获取与使用的利益.在国际层面上,这一利益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存在交叉.以促进公共利益为目的和原则是各国知识产权法乃至早期国际知识产权公约的历史传统.以 《TRIPS协定》为核心的当代国际知识产权制度,对知识产权实体权利进行猛烈扩张,并纳入国际贸易制度予以保护,严重偏离公共利益原则,与发展中国家健康权、食物权等基本人权困境存在正相关关系,警示现行知识产权制度需要进行一定的修正.未来知识产权制度的改革需要重拾公共利益传统,可以在 《TRIPS协定》框架下,对现行国际知识产权制度进行“一收一扩”: “一收”即将知识私权的权利边界进行适当收缩和限制,扩大和加强公共领域保护; “一扩”即把传统资源剥离出公共领域,纳入知识私权范畴.     

知识产权利益衡量论--兼论后TRIPs时代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新发展

利益的平衡是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发展过程中一个永恒的主题 ,有其存在的法律基础。这种平衡又是一种动态的平衡 ,在不同的阶段 ,利益的天平有可能向不同的利益主体倾斜。TRIPs框架下的知识产权国际保护便是知识产权私权保护与社会公共利益维护失衡的产物 ,该协议最大限度地保护了发达国家的利益 ,却置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于不顾。后TRIPs时代的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将重现利益平衡的精神。     

自由贸易协定中知识产权保护的南北矛盾及其消解

后TRIPS时代,南北知识产权矛盾在FTA这一领域再次凸显和激化.知识产权保护理念上的既有差异,TRIPS-plus规则带来的利益冲突和发达国家的霸权谈判模式等现实问题,引发了南北矛盾,而冲突的根源则在于南北之间政治经济的不平等.加强对话与沟通,调整利益取向,建立公正合理的谈判机制势在必行.解决矛盾的根本途径则在于改造现有体系,建立真正平等的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新秩序.     

我国知识产权和谐秩序面临的挑战与应对

国家权力、社会公众自由、知识产权三者之间衡平,将最终实现知识产权的和谐秩序.我国知识产权立法起步较晚,发展至今,已经确立了相对和谐秩序,但科技的发展、文化事业的兴起,以及国际经济格局的演变都对传统的和谐秩序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为构建新时期知识产权和谐秩序,应当修正合理使用制度,实现科技发展条件下知识产权与公众利益的和谐共存;丰富知识产权制度,促进艺术繁荣与知识产权之间的和谐发展;完善立法,实现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在知识产权问题上的和谐共处.     

强化我国知识产权导向政策问题研究

知识产权制度是政府公共政策体系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其功能在于维护知识权利秩序并保证实现知识进步效益目标.从政府政策视角,探讨我国实施知识产权战略过程中的“知识产权导向”问题,并将我国部分省市对《国家知识产权战略》中“强化知识产权导向”的政策理解和细化措施进行比较分析,提出:在建设创新型国家总政策的指导下,应全面调整和完善地方各级知识产权政策,构建科学合理、强调知识产权导向作用的知识产权公共政策体系.     

“后TRIPS时代”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中国路径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有关知识产权国际保护议题上所产生分歧的根本原因在于双方在国际知识产权问题上的利益失衡。走出这种困境的出路在于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制度的变革。从程序选择上看,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应疏通其言论渠道;从实体规范上看,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应弥补其制度缺失。     

国外知识产权战略政策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美国的知识产权制度源于欧洲,但是欧洲与美国不同的知识产权政策体系导致了不同的科技创新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亚洲的经济起飞在很大程度上也依赖于各国知识产权促进战略的采取。不论是美国、欧洲和日本等发达国家成功的知识产权战略经验,还是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地区和中国香港地区等后起之秀卓有成效的知识产权促进政策,都对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建设有着重要的启示,借鉴他们的成功经验和教训,为促进我国科技和经济发展又快又好的进行,我国应当采取创新型的国家知识产权战略。     

浅谈知识产权全球化及完善我国知识产权法律的思考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也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由此可知,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是由该国的综合创新能力决定的。而知识产权保护则是保障国家自主创新能力、推动国家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力量,目前不少发达国家都纷纷将知识产权保护上升为国家经济体系建设的重要目标与方针,这一举措激发了知识产权全球化的持续发展,对我国知识产权法律的建立与完善也带来了一定的冲击与影响。基于此,文章主要从知识产权全球化角度出发,深入分析如何有效完善并推动我国知识产权法律的建立与发展。     

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困境及相关思考

目前,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在价值理念、保护标准、保护范围等方面都忽视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有关知识产权国际保护议题上产生分歧的根本原因在于双方在国际知识产权问题上的利益失衡。我国要抓住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关键机遇期,实现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国际化。     

技术标准中专利权垄断行为的理论分析及其法律规制

在专利的标准化及其实施过程中,有可能出现专利权的滥用现象,特别是专利权的垄断行为。技术标准中专利权垄断行为导致专利制度的异化,破坏了知识产权制度的利益平衡原则,并扭曲了公平自由的国际市场经济秩序。美国的反托拉斯法、欧盟的竞争法和日本反垄断法体现了对该种垄断行为的基本态度和解决路径,起到积极的规制作用。我国的《反垄断法》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对滥用知识产权行为的规制,但并不能全面解决国际贸易中产生的众多垄断行为或者限制竞争行为。在技术标准越来越成为新的技术壁垒的背景下,积极借鉴欧盟和美国等的相关立法,根据我国的国际竞争政策需要,构建我国规制技术标准中的专利权滥用行为的法律体系已成当务之急。     

论知识产权制度的“恶”名

人们对知识产权制度“恶”名的看法包括伦理上的和非伦理上的两个层面。事实上,知识产权制度并非必然是恶的,它具有伦理上的合理性和经济上的效用性;在知识产权全球化进程中,后发展国家可从中分享利益。不过,知识产权制度在其演进过程中,也出现了一定的负面效应。知识产权制度应注意平衡各方利益冲突,完善激励机制和保障公众对知识和技术正当利用的权利。后发展国家应尽可能利用知识产权国际条约成员的身份和权利,通过国际磋商和协调机制在知识产权保护领域为本国科技、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争取有利条件。     

知识产权保护与自主创新关系的检视与思考

创新,最有资格代表知识产权重要性的字眼,不仅引导个人的进步,也指引着国家的发展,是国家、企业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和源泉。拥有知识产权,必然要求创新先行;保护创新成果,亦离不开知识产权。在知识产权日益被发达国家用作加强自身国际地位或者跨国企业作为逐鹿全球市场的工具的现实环境下,我国提出“创新型国家”的目标实为明智之策。创新不仅有技术层面上的创新,还有制度上和理念上的创新。本期组织的三篇文章分别从企业自主创新、思想创新需要知识产权法保护及自主创新和知识产权关系三个方面回应了创新应当包含的广度和深度,反映了创新于当今世界各国及各企业发展的重要性及知识产权领域专业人士对创新的关注。创新本无穷,保护亦无涯。尽管,其发展规律是螺旋式的前进。     

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策略

在全球化背景下，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已经成为国家与国家之间特别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最具利益分歧的争议焦点之一，在这种条件下。TRIPs协议只能制定最低标准的知识产权保护规则，但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双边及区域贸易协议常要求发展中国家执行发达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标准。     

非物质文化遗产系列研究（四） 商业开发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异化”与“反异化”——以韩国“人类活的珍宝制度”设计为视角

韩国法上的"人类活的珍宝制度"是商业开发民俗表演过程中防止"异化"的重要法律制度."人类活的珍宝制度"的宗旨在于原态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样的理念在一定程度上与知识产权制度激励创新的本质出现了分野.通过对"人类活的珍宝制度"的介绍和分析,建议我国应借鉴韩国的立法模式和"人类活的珍宝制度"构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的传承人制度,以更好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矫正非物质文化遗产商业开发中的异化现象.     

中国驰名商标异化的根源探究

我国的驰名商标保护在短短的20多年里取得了巨大成就,尤其是驰名商标跨类保护实施之后,一定程度上已经达到国际公约的要求和一些发达国家的水平。然而,各方利益主体出于自身的考虑对驰名商标格外关注,导致了驰名商标制度不断被误读和滥用,出现了争创驰名商标热,甚至为此制造假诉讼;而驰名商标权人在利益的驱使下,不断滥用权利,随意跨类保护,形成了我国独有的奇异现象,违背了我国驰名商标保护的法律初衷,异化问题出现并成为棘手问题,究其原因,跨类保护是中国驰名商标异化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