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前我国非直接利益冲突频发的体制性根源

近年频发的非直接利益冲突是社会矛盾的新形态,是改革开放过程中经济、政治、行政、社会等体制性弊端日积月累的必然产物。这些弊端主要表现为经济利益高度分化所导致的"相对剥夺感"、参与制度供给不足所导致的"权利贫困"、公共权力异化和政府治理能力滞后所导致的"合法性危机"以及公民社会发育不良所导致的"公共空间萎缩"。··     

浅谈当今人民内部利益矛盾的新变化和主要表现

中国搞改革开放既取得了丰硕的经济建设成就,同时也积累了大量的社会矛盾,其中绝大多数仍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内部矛盾主要是利益矛盾,它包含极具时代特征的五大新变化。它在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上分别表现为市场供给充分但内需不足的矛盾、消费者深受"假冒伪劣"侵害等矛盾、强化党的领导与制约权力腐败的矛盾、依法治国方略与法治建设相对滞后的矛盾、普世价值观之争所反映的政治思想矛盾、主导文化与世俗文化的矛盾。     

浅析我国相对剥夺感的研究现状

通过文献综述法对相对剥夺感的概念、相对剥夺感的产生、影响因素、应对方式等方面的探讨,综述了近年来我国相对剥夺感研究的现状,以期引起人们重视相对剥夺感对个人健康发展和社会的和谐稳定的影响,使人们对这一研究领域进行广泛的关注与思考。     

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与社会稳定之间矛盾的化解机制分析——基于人民纵向获得感的诠释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现代化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与此同时,发展中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也逐渐显现,但是,我国社会和政治秩序保持了持续稳定。我国现代化发展中经济与社会政治之间的这种特殊关系状况,无疑是对西方传统发展理论的巨大冲击,究其原因,根本在于执政党坚持和贯彻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在于党和政府的战略方略和多方面重大有效举措。在发展实践中,党和国家的这些根本原则、战略方针和实际举措,是通过多方面机制发挥作用并产生效应的。本文从公民主观感知机制出发,以人民"获得感"为矢量,反思解构传统理论的客观不平等—相对剥夺感—社会不稳定的逻辑,建构客观不平等—人民获得感—社会稳定的分析逻辑。在此基础上,文章基于全国概率抽样调查数据发现,中国公众的社会稳定感知实际上并不取决于传统理论所谓的社会比较维度产生的剥夺感,而更多地取决于时间比较维度上产生的"纵向获得感"。基于广义倾向值匹配的因果推断方法,笔者确认,时间比较维度上人民的"纵向获得感"的提高,总体上可以促进社会比较维度上人民的"横向获得感"和社会稳定感知的相应提高。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从人民利益和政治主观感知角度出发,揭示了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背景下社会持续稳定的机制。     

论当前我国非直接利益冲突频发的体制性根源简

近年频发的非直接利益冲突是社会矛盾的新形态,是改革开放过程中经济、政治、行政、社会等体制性弊端日积月累的必然产物.这些弊端主要表现为经济利益高度分化所导致的“相对剥夺感”、参与制度供给不足所导致的“权利贫困”、公共权力异化和政府治理能力滞后所导致的“合法性危机”以及公民社会发育不良所导致的“公共空间萎缩”.     

中国社会贫富差距问题的制度分析

贫富差距扩大引发弱势群体相对剥夺感显化，违法犯罪活动增加，出现了许多社会矛盾和问题。从制度层面分析，社会转型期分配制度的弊端和缺失、非法非正常收入增加，是导致贫富差距的主要原因。缓解贫富差距的根本途径，是规范市场规则，强化监督机制，调整收入分配政策。     

城市青年的社会信心现状及其影响因素

社会信心是人们基于现实认知的未来预期,包括个体事项信心与社会事项信心两个层面。基于上海调查数据的研究发现:大多数的城市青年对未来五年的社会信心预期较高,但个体之间存在一定差异。就其影响因素而言,城市青年"个体事项信心"的决定机制包括"阶层地位"、"社会资本"和"相对剥夺体验"三重因素。较高的阶层地位、丰富的社会资本和较弱的相对剥夺体验,是获得较高"个体事项信心"的基础。但对于"社会事项信心"而言,客观阶层地位的效应不再显著,社会资本只具有一定提升作用,而较弱的"相对剥夺体验"才是关键因素。     

中国社会转型期法律意识变迁的基本矛盾分析

中国社会转型期法律意识变迁过程中充满了各种矛盾,其根源于法律意识发展变化所依赖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条件的巨变。社会转型期法律意识变迁的基本矛盾可以概括为三个主要方面: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律意识之间的矛盾;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与法律意识相对滞后的矛盾;法律意识的增强与司法权"疲软"之间的矛盾。而法律意识的增强与司法权"疲软"之间的矛盾已经成为中国社会转型期法律意识变迁的主要矛盾。     

行动中的文化:乡—城移民子女文化适应的社会工作介入

礼仪是城市文化的外在呈现,通过礼仪的身体实践帮助个体建立符合社会集体期待的自主性,获得社会承认的逻辑。通过三个阶段的小组工作开展,推动乡—城移民子女体验城市文化,建立与城市协调感和集体认同,获得自尊体验。以礼仪作为文化行动策略的重要内容,帮助乡—城移民子女积累多元化工具和适应策略,进而实现该群体的文化适应。     

相对剥夺与相对满意:群体性事件的动因分析

群体性事件——部分群众与行政当局或强势社会集团的对抗性冲突，是一种典型的集群行为。2004年发生的重庆万州事件，可看作群体性事件的里程碑：原本普通的民事或治安纠纷，行政执法人员一介入处理，冲突矛头立刻转向行政当局，众多与诱发事件无关的旁观者卷入冲突；提出宽泛而模糊的政治诉求。这些新特征表明，群众普遍积蓄着不满情绪。在整个社会生活水平提高的今天，这种社会不满情绪只能用相对剥夺来解释。相对剥夺指与参照群体相比，个体对自身所处的不利地位的一种感知；相对满意是其反面，即与参照群体相比，个体对自身所处的有利地位的一种感知。相对剥夺一满意则整合了上述两个概念。本研究通过模拟实验模拟群体性事件中的冲突矛头转向，考察相对剥夺与相对满意对集群行为的影响。实验为单因素被试间设计，招募大学在校男生60名。研究发现：相对剥夺的个体比相对满意的个体更有可能参与集群行为；群体相对剥夺一满意部分中介了个体相对剥夺一满意与集群行为的关系；集群认同对相对剥夺一满意与集群行为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     

政策性城市新移民社会资本对个体健康的影响研究--基于成都市的调查

基于社会资本理论,系统分析成都市政策性城市新移民与城市本地居民的健康相关社会资本现状。结果表明,政策性城市新移民的总体社会资本得分和单项社会资本得分均低于城市本地居民,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此基础上,通过开展政策性城市新移民的社会资本对健康的影响因素分析,构建社会资本影响健康的作用路径模型,提出了提升政策性城市新移民健康相关社会资本的建议,为制定提高政策性城市新移民健康水平的政策提供参考依据。     

城市社区选举制度化与另类政治参与——对上海H区居委会选举信访的实证研究

本文通过对H区居委会选举的18个信访案例的研究分析,发现这种"另类"政治参与行为很大程度上是都市社会变迁和选举政策本身变化所共同塑造的结果。一方面,都市社会的宏大转型给弱势的居民带来了强烈的相对剥夺感;另一方面,选举政策的变化和居民区治理架构的变革,给居民的参与和投诉提供了特定的"政治机会结构",而社区选举运作中实际发生的违规操作行为则进一步催化了他们的这种行为。     

上海文化与红色文化源流

城市文化是历史形成的城市创造力和精神品格的综合表现。在上海都市文化的生成过程中,江南文化提供了与西方文化嫁接的母本和基底,东渐的西学与移民社会的"土壤"互相整合孕育了海派文化,风云变幻的斗争实践使上海城市的气节和血性得以淋漓尽致地张扬,三者吐纳激荡,相得益彰,构成了上海文化源流中的红色文化。     

论新形势下创新思想政治工作方法

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我国社会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出现许多新的变化,也产生出许多新的矛盾和问题,作为中国共产党政治优势的思想政治工作,也要与时俱进,创新方法,从而使我们党的这一政治优势得到充分发挥。     

社会公正:制约影响青年发展的价值整合

本文认为“社会公正”是制约和影响青年发展的价值整合的重要原因。文章着重分析了“社会不公”影响青年发展价值观整合的不良后果:相对剥夺感增殖,动力源短缺;偶像权威贬值,政治张力膨胀;社会认同感减弱,虚无主义抬头;道德定向选择产生错位,假性认知得以强化。文章最后就构建“社会公正”问题的总体轮廓提出了建设性意见。     

中国移民历史变迁中的"新移民运动"治理:路径依赖与制度创新

"新移民运动"在过去四十余年经历了重要的治理思路及治理政策的转折,在当前所处的流动人口规模调整期,仍面临着进一步制度创新的压力.从历史的维度梳理中国移民群体的八种历史类型,更能凸显"新移民运动"中城市新移民的性质和特征."新移民运动"是和平发展时期经济驱动下的自发性"乡城"移民,这将其与中国历史上出现的主导型的政治性移民,以及从"狭乡"往"宽乡"的自发性或组织性的经济移民区别开来.在国家工业化和全球化的背景下,"新移民运动"也并非明清时期"乡城"移民传统接续后的自然发展.通过梳理移民组织形态从强制性移民、组织性移民到自发性移民的历史嬗变线索,结合移民治理制度的历史变迁,提出当代"新移民运动"治理应打破路径依赖,探索制度创新.     

边缘人的人生——浅析新世纪新移民小说创作主题

"新移民文学"指的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大陆改革开放以后移居海外的作家用华文创作的作品。之所以冠以"新"字,主要是他们所创作的文学作品体现出与早期移民作家不一样的文学风格。在新世纪新移民作家中,有一批作家关注小人物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的烦恼、欲望,生存的艰难和个人的孤独、无助,展现处于主流社会之外的边缘人的生存状况。     

新生弱势群体与社会和谐探析

弱势群体是和谐社会建设的焦点,这是由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和弱势群体的基本特征所决定的。在社会分化加剧的背景下产生的新生弱势群体,不仅具有传统弱势群体的一般特征,还因产生背景的特殊而具有强烈的相对剥夺感、较高敏感性、封闭心理及情绪化的处世方式等新特征,这些都使得新生弱势群体问题成为和谐社会建设的隐患。     

新移民在新加坡落地生根

新加坡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淘金者。其华人人口占七成以上的人口结构、儒家传统价值和西方文化交汇的社会特性,以及经济成熟、制度完善的优势,成为中国移民向往的乐园。如今在新加坡,来自中国的新移民遍布金融、商贸、教育、文化、演艺、建筑、制造等领域。在新加坡,中国新移民的概念特指与新加坡独立建国前的老一代华人移民相对、来自中国已经在新加坡获得永久居民身份或成为新加坡公民的移民。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中国新移民在新加坡的人数不断上升,移民的方式大致包括留学、工作、劳务输出、涉外婚姻、人才引进等。目前在新加坡的华人新移民人数众说不一。新加坡国立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院刘宏副教授在其研究中认为,新加坡的华人新移民人数在21世纪初已达20余万人。但也有人认为至少在30万人,占总人口5%以上。     

农村阶层分化对和谐社会构建的影响

农村阶层分化导致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需求多样化,需求和满足的矛盾加剧;相对稳定的阶层之间的矛盾日益增多,裂痕日趋明显;阶层分化过程中被边缘化的群体特别是贫困群体被剥夺感增强,社会公平感和满意度降低。这些结果都对农村和谐社会构建产生了负面影响。消除这些影响要从畅通利益表达渠道,处理好各阶层之间共同利益和特殊利益的关系,坚持和继续深化改革,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强化领导班子成员的素质,提高他们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和应对复杂问题的能力等方面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