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影响下的县域维稳工作——以江西省分宜县为例

通过实地调研，分宜的社会稳定特征是：刑事发案总体是“三级跳”的上升态势，信访形势总体平稳，边际纠纷隐忧难消。在金融危机下，会出现以下四个效应：经济受冲击的“多米诺效应”、农民工返乡的“行波效应”、治安问题的“洼地效应”和群体性纠纷中的“羊群效应”。为此，要推进地方新政，发展工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加大民生投入，强化维稳工作措施。     

诉说、纠纷与价值

本文通过分析几个“连续”发生的纠纷，对纠纷前后的“诉说”、“纠纷”、“第三者调解”等过程进行了描述，标划出人们处理纠纷的行为落入“价值”阴影的界限。并认为，在纠纷的发生和解决过程中，从“诉说”到“纠纷”到“纠纷解决”的意义变化对应着从“个人要求”到“社会理想”到“公共道德”的道德诉求，人们引入“第三方”来解决纠纷是制度性需求的结果，人们的息诉行为落入价值判断的阴影也是自然发生的。     

机构改革难的深层次探析

机构改革为何越改越难?其深层次原因是什么?一是中国人的“政府全能情结”根深蒂固;二是难以协调解决政府官员们的利益;三是政府双重角色的两难抉择,政府既是“革命者”,又是“革命对象”.我们只有找到真正原因,对症下药,才能把政府机构改革搞好.     

关注民生 化解“五难” 大力构建和谐犍为

近年来,犍为县坚持科学发展,着力解决群众“致富难”、“看病难”、“读书难”、“行路难”、“生活难”“五难”问题,促进了社会的和谐和各项事业的进步。     

本地人视角下的习惯法规范与纠纷——以凉山彝族为例

本文立足于“本地人”的视角,首先借助彝语语汇和一套本地的概念、分类,来解读彝族的习惯法规范及其判例.文章继而分析了“和谐”和“尊严”这对对立统一的核心价值取向对于彝族纠纷解决活动的影响.同时,基于“人观”、“犯罪观”及“权利观”的二重性,彝人的纠纷解决活动显现出“物质”与“象征”并重的特征,文章指出,其纠纷解决活动是一...     

论农村社会冲突的多元化解决机制

我国农村社会冲突解决机制经历了“德政一体化”、“法制模式”的发展历程。在完备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体制下 ,“多元化模式”应运而生。作为法治社会纠纷解决体系的重要范式 ,“多元化模式”倡导的解决纠纷的精神在于 :作为法律救济的诉讼和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并重 ;在不断最大化追求诉讼的公正、秩序、效率价值的同时 ,充分尊重并健全以当事人合意为基础的非诉讼纠纷解决的方式 ;在诉讼与非诉讼的纠纷解决方式的价值冲突中 ,寻求统一、平衡的价值体系。     

关于纠纷、事实与权力的另一种地方性知识——以“上法院告你”为例

通过分析“上法院告你”的案例，笔者指出：在纠纷解决中，对“事实”及其解释的控制本身就是一种“司法”权力，对此权力的主张影响着纠纷各方对“事实”的理解及纠纷解决的过程；在此基础上，笔者还批评了只关注“自上而下”的司法权力的法学实践。     

机构改革难的深层次原因探析

机构改革为何越改越难？其深层次原因是什么？一是中国人的“政府全能情结”根深蒂固；二是难以协调解决政府官员们的利益；三是政府双重角色的两难抉择，政府既是“革命者”，又是“革命对象”。我们只有找到真正原因，对症下药，才能把政府机构改革搞好。     

美国ADR对中国纠纷解决资料利用的启示

纠纷解决资源的利用效率直接决定了纠纷解决效率的高低。在我国，由于纠纷解决资源利用效率低下，致使大量纠纷无法得到及时有效解决。与此相反，美国在类似的“诉讼大爆炸”的压力下，却通过大力发展ADR，成功地缓解了法院压力，提高了纠纷解决效率。“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分析美国ADR的兴起原因，探讨其发展中暴露的不足，将对我国纠纷解决资源的利用提供有益启示。     

双“帐户”视角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的个体诉讼决策研究——以集体林地纠纷诉讼为例

引进“经济学帐户”和“心理帐户”决策原则，以集体林地承包经营纠纷诉讼案件为例，分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中个体诉讼者的决策依据，并探索是否可以通过改变决策者决策原则以减少诉讼的发生。结果显示：绝大多数个体诉讼决策者以“经济学帐户”作为决策依据，但也存在根据“心理帐户”原则进行决策的决策者。针对后一类决策，理论上可通过说服个体决策者改变其心理帐户设置，从而改变其“诉讼”决策为“和解”从而降低诉讼发生率，但实践中受到纠纷诉讼对象与现有纠纷调处机制的影响，个体纠纷诉讼决策者与经济组织和其他个体间的纠纷存在和解空间，但难以改变与村委会间的纠纷诉讼决策。     

浅谈城市化进程中的“拆迁难”问题——以济南市市中区十六里河街道办事处为例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稳步快速发展,城镇化推进速度也越来越快,同时出现了拆迁难的问题.有效解决拆迁难的问题,是加快推进城镇化、提升城市品位的需要,也是贯彻十六届五中全会精神,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本文以济南市市中区十六里河街道办事处为例,从四个方面对“拆迁难”问题进行了分析,包括拆迁的必要性、“拆迁难”的具体表现、“拆迁难”的原因分析以及解决“拆迁难”问题的路径选择.通过本文的分析,理论联系具体实际,对解决“拆迁难”问题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网上纠纷与程序法的尴尬——从“红颜静”诉“大跃进”案谈起

文章以“红颜静”诉“大跃进”为例 ,探讨了网上纠纷的有关诉讼程序问题     

基层矛盾纠纷摸排化解的创新实践及经验启示——以深圳市Y街道“三前移”模式为例

创新基层矛盾纠纷预防调处和多元化解是实现基层良善治理的重要手段。深圳市Y街道基于超大城市社会治理现实需求,立足地域特色和矛盾纠纷的特点,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开展了信息摸排前移、宣传引导前移、多元调解前移的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三前移”工作法,形成了多层次、多维度、多元化解矛盾纠纷的新模式并取得了显著成效。基层矛盾纠纷摸排化解需要须以党建为核心、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源头治理、坚持科技赋能,不断推进多元化解机制的发展和完善。     

仲裁与调解相结合纠纷解决制度之正当性探析

仲裁与调解相结合纠纷解决制度是一种新型的纠纷解决方式,学术界争论的焦点有:仲裁与调解相结合是否混淆仲裁员与调解员的不同角色,是否违反了程序公正原则,能否提高纠纷处理效益。对其正当性可以运用纠纷解决中的“二重获得合意”理论进行证明。     

让边疆各族人民共享现代文明成果

云南省委、省政府决定从2007年起，用三至五年的时间，率先从25个边境县和3个藏区县开始，全面实施边疆解“五难”惠民工程，逐步解决各族群众“上学难”、“就医难”、“收听收看广播电视难”、“看戏难”和“学科技难”的问题，这是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云南的重要举措。     

新农村建设背景下涉农纠纷调解机制研究

新时期农村纠纷纷繁复杂，除传统纠纷外，又出现了一些新型的纠纷。其处置妥当与否直接关系农村治安稳定。应正确认识现代农村纠纷调解制度，树立调解“合意”理念。新形势下应构建农村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加强农村纠纷调解制度化建设和执政环境建设，以有效解决涉农纠纷，成为新农村建设条件下保持农村治安稳定的必需。     

公调对接在司法调解中的运用

目前民间纠纷层出不穷,呈现出多元性、利益性、复杂性和调解难度大等特点,传统的公安调解方式已经无法完全化解纠纷。为适应时代要求,公安机关及时推出了“公调对接”调解模式,即将公安110接处警与社会矛盾纠纷调处中心对接,整合社会纠纷调解资源,主动发现,积极化解,超前预防社会矛盾纠纷,促进治安平稳、社会和谐。     

群体性纠纷解决机制之辨析

群体性纠纷事件频发,而代表人诉讼制度却被各种司法解释限制了适用,实际上已被束之高阁.集团诉讼、团体诉讼制度虽然在解决群体性纠纷方面具有巨大的优越性,但是在我国“司法无力”的困境下,盲目移植必定水土不服.法之理在法内,更在法外,法律制度的构建必须考虑社会现实,示范诉讼在传统“一对一”诉讼结构下解决群体性纠纷的优势得以凸显.     

浅谈刑事手段对解决“执行难“问题的帮助

目前,我国法院“执行难”问题突出。这一问题实际上早已就是全国性的问题。造成“执行难”的原因是很复杂的,而“执行难”的背后往往隐藏着经济犯罪问题。本文将主要针对追究其中有关公司的经济犯罪来促进解决“执行难”问题进行分析。     

论回迁权的救济途径

回迁权是被拆迁人在丧失原有房屋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后请求回迁原址入住的一项民事权利。然而。“回迁难”是近几年城市房屋拆迁纠纷和群众上访事件中反映最为突出的问题，也往往是困扰法官裁判个案的难点。司法实践中，应将已经成熟的商品房买卖预告登记制度移位于拆迁法中，制定回迁房的强制预告登记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