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事公诉案件中被害人的上诉权

当前的刑诉法典规定,公诉案件的被害人不享有上诉权,其不服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第一审的判决,只能请求人民检察院抗诉。围绕着是否应赋予被害人以上诉权,目前理论界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肯定说（赞成说）和否定说（反对说）。基于刑事诉讼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目的,比较这两种观点及主要理由并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在刑事诉讼法再修改时应赋予被害人有限的上诉权。     

刑事被害人诉权机制的完善

被害人是刑事案件的当事人之一,应当享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当前,公诉制度下被害人的诸多程序权利欠缺或受到限制。应当注重被害人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当事人作用的发挥,以程序正当和效率为基点,从微观层面上完善被害人的诉权机制,保证其利益诉求渠道的畅通,体现出对被害人基本人权与人格尊严的尊重,在一定程度上修复被害人所受的犯罪伤害,预防被害人向犯罪人的转化;同时,通过被害人的积极参与,促进法官获得全面的案件信息,准确量刑,公正裁判,提高裁判的公信力和社会效益。     

论公诉案件被害人的有限上诉权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虽确定了公诉案件被害人的当事人主体地位,但对其上诉权问题并没有涉及。本文认为,赋予公诉案件被害人上诉权是必要的,但不能赋予被害人与被告人完全对等的上诉权,对被害人上诉权应予以一定限制。基于此,本文对如何设置被害人有限上诉权进行了构想。     

公诉案件被害人上诉权问题探讨

加强对刑事被害人诉权的保障,不仅应赋予被害人当事人的地位,而且还应赋予其不服一审裁判的上诉权。赋予被害人上诉权符合刑事诉讼发展趋势,能够充分保护被害人的利益,能够制约审判权的滥用。被害人的上诉,既不会带来诉讼结构的改变,也不会影响二审程序中控诉任务的完成。为防止被害人滥用上诉权,可以在程序上对被害人的上诉权进行一定的限制。     

被害人权利保障思考

我国刑事诉讼法赋予被害人以当事人的主体地位,给予其更加广泛的诉讼权利,但在其权利保障方面还有待进一步完善。给予被害人以当事人的主体或程序性的权利,确保被害人充分参诉,赋予其上诉权等等有关权利对于被害人权益的合理保护意义重大。     

赋予被害人独立上诉权之必要性与合理性探讨

独立上诉权被认为是诉讼当事人的一项核心权利。我国刑事诉讼法虽规定了被害人的当事人地位,却并未赋予其独立的上诉权,使得其当事人的地位名不副实。被害人是遭受犯罪侵害的直接对象,其权利的保障有助于实现刑事诉讼保障人权、惩罚犯罪的双重目的,缓解被害人在诉讼活动中的边缘化趋势,促进刑事诉讼的公正、效益及法治的实现。故应赋予被害人独立的上诉权。尽管有观点认为:被害人作为独立上诉人不符合公诉案件的性质,可能造成角色冲突,增加二审法院的负担,但是,我们认为,从诉讼发展趋势来看,赋予被害人独立上诉权有其立法先例;从诉讼原则来看,被害人独立上诉权与我国刑事诉讼的原则并无不可调和的矛盾;从诉讼效率来看,赋予被害人独立上诉权并未从根本上影响诉讼效率;从诉讼结构来看,赋予被害人独立上诉权并不会导致诉讼结构的失衡与二审流于形式。     

试论我国民事抗诉法律制度的完善

我国民事抗诉法律制度是检察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有效发挥其作用,应以“以法律真实和程序正义为基础,依法纠错”为指导思想,当事人申请抗诉和人民检察院依职权提起抗诉相结合,细化抗诉法定事由,赋予检察机关一定的调查取证权,明确抗诉的时效、次数及审限,健全抗诉程序。     

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论纲

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护不仅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保护,还包括遭受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被害人的人权保护。我国当前立法对刑事被害人的人权保护有极大不足,造成了与被告人人权保护的失衡,因此,必须加强对刑事被害人的人权保护。其内容应包括赋予被害人在公诉案件中享有上诉权,建立犯罪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完善被害人诉讼代理制度,将精神损害列入犯罪损害赔偿的范围。     

论公诉案件被害人上诉权的价值

上诉权是当事人固有的、必要的一项救济性人权,是当事人实体性权利和程序性权利得以实现的保障之一。赋予公诉案件中被害人上诉权,有利于刑事诉讼公正、秩序、效益价值目标的实现,也有利于我国刑事诉讼的科学化、民主化。     

“被害人告知制度”值得期待

天津市各级检察机关从5月1日起，在审查批捕犯罪嫌疑人环节全面推行“被害人告知制度”，以最大限度保障被害人的知情权。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被害人是诉讼当事人，既然是诉讼当事人，就应完全赋予其当事人的法律地位，包括知情权的享有和保障。因此，被害人不仅在是否立案、是否起诉、是否判决等方面享有知情权，而且在对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采取的强制措施、退回补充侦查、撤回起诉、法律适用、刑罚执行情况等方面也应享有知情权。     

刑事被害人启动二审请求权研究

2012年修订的新《刑事诉讼法》特别体现了"尊重与保障人权"的原则,但整个新刑诉法的修订都是围绕着保障刑事被告人权利这一立法目的进行的,被害人作为刑事案件的直接受害者,其权利并没有得到增强。在以往及现行的刑诉法中,被害人的诉讼权利一直存在缺失,尤其是请求启动二审程序的权利,即启动二审请求权。通过探讨赋予被害人上诉权的可行性,以及如何完善刑事被害人的抗诉请求权,可落实被害人启动二审请求权。     

附条件不起诉之犯罪嫌疑人权益保障研究

尊重和保障人权是新刑事诉讼法的目的之一,新确立的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既响应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又有利于保障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由于检察机关享有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可能发生侵犯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情况,新刑事诉讼法需要从适当扩大适用范围与明确适用前提条件、建立听证程序明确听取意见的规则与效力、分情况决定犯罪嫌疑人行使异议权的后果、赋予犯罪嫌疑人对不适用附条件不起诉的异议权和增加对最终处理结果的监督制约与权利救济措施等方面进一步完善保障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措施。     

从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利益谈被害人的上诉权

国家、被告人、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具有各自不同的利益追求 ,法律应在平衡各方利益的基础上保护被害人的基本权利 ,不能以国家利益取代被害人利益。应当改革刑事立法 ,赋予被害人有限的上诉权 ,以充分发挥刑事立法控制犯罪、保护社会的作用。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对被害人救助的不足及解决路径

刑事法律制度缺乏对刑事被害人的充分关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并未充分发挥保障刑事被害人合法权益的作用。虽然刑事和解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刑事被害人获得赔偿的问题,但囿于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遭受严重伤害的刑事被害人的赔偿仍存在较大困难。且在媒体报道案件的过程中,往往侧重关注犯罪人,忽略被害人,从而加大了社会大众对被害人救助的不确定性。故此,应当探索和完善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以形成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有益补充,以为将来刑事诉讼法正式确认刑事被害人的求偿权作出有益的探索。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若干问题探索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建立于控辩协商基础之上,保障被追诉人认罪自愿性是这一制度中关键性、基础性的问题,必须通过科学的程序对审查起诉和侦查环节进行严格控制。为保障认罪协商的实质自愿性和客观公正性,有必要建立证据开示制度,增强平等协商的可能性;以有效辩护为目标,进一步优化值班律师制度,充分发挥值班律师的制度功能;在保留被追诉人上诉权的同时,要从上诉事由、二审审理方式等方面对上诉权进行适当限制,在权利救济与司法效率间进行平衡。     

谫论建立我国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司法实践中,众多刑事被害人的损失得不到赔偿,其正常生活出现危机,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故此。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非常必要,其是我国国家性质的必然要求,也是全面、充分保障人权及维护社会稳定、建立和谐社会的需要。建立我国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不仅有像宪法、国际条约的法律依据,还有理论依据。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理论依据众说纷纭,其中具有影响力的有均衡保障刑事人权说、国家责任说和命运说等四种学说。将侵权责任法的不真正连带责任理论引进国家责任说,才能使该学说更加完善,并以此论证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的合理性。     

人权视角下罪犯劳动权的保障

劳动权与人们的生存和发展有关，属于基本人权的范畴，已经得到绝大多数国家宪法的确认。对于受拘禁的罪犯来说，劳动是对其实施矫正的基本手段，但劳动同样也应是罪犯享有的基本权利，应当得到平等的保障，而人权的视角无疑将会为罪犯劳动权的保障提供最充分的理由、最大化的内容和最完善的保障措施。因此，如何从人权视角对罪犯劳动权进行保障尤其重要。     

被害人起诉权制约公诉权制度考察与借鉴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自诉救济制度",反映了立法者对刑事诉讼本质的理性反思和对被害人私权利保护的彰显.但立法指导思想及立法技术上的缺陷,致使"自诉救济制度"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存在着弊端.为加强对被害人利益的有效保障和对侦查、起诉权的监督制约,在借鉴法国刑事诉讼法的被害人民事原告人制度的基础上,完善我国侦查、起诉的构造,引入司法审查机制,赋予被害人申请调查取证的权利并规定其必要的义务.     

拨开我国刑法解释范式的迷雾——以刑法解释目标为向度

刑法解释无疑是构建现代法治的重要题域。但现行刑法解释体制的架构与实际运作因欠缺科学性而亟待重构。刑法解释目标作为探寻适用于刑法解释的最小公分母而对刑法解释权的配置具有"元意义"。以科学的客观解释论为基底,同时兼顾现有体制,主张由最高人民法院独享原本的司法解释权,全国人大常委会保有消极的立法解释权,即只能裁决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提请的对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的异议,另外赋予办案法官一定的刑法解释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