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对转型国家的影响探析

本文认为全球化对转型国家的影响来自两方面的因素其一,全球化对转型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形成强大冲击;其二,西方大国凭借全球化的全面优势对转型国家实行全面"改造".因此,转型国家在积极参与全球化的同时,应控制好转型速度、转型层次,减少内部冲突,切忌盲目参与全球化,否则,将重蹈前苏联覆辙.     

民主化转型的经济成本分摊与民主巩固

对民主化转型的研究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理论体系,对民主化转型经济成本的研究也初露端倪.民主化转型的经济成本是由威权体制均衡状态向民主体制均衡状态过渡产生的非均衡而造成的交易费用、机会成本和效率损失.然而,民主化转型的经济成本由谁来承担?按照什么样的原则和方式进行分摊?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提问,由此衍生出二者的两个线性关联关系:一是民主化转型经济成本分摊的公正性与有效性是民主巩固的必要条件；二是民主化转型经济成本在社会各利益阶层中分摊不均,既会导致政治冷漠,也会产生政治抗争,如果进一步激化,则不利于民主巩固.韩国民主化转型过程中的经济成本分摊策略体现了公正性、有效性与合理性,促成了民主化的成功转型和之后的民主巩固,是对这两个线性关联关系的实践印证.     

顶层设计与泥泞前行: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之路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就是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本文首先对这个重大历史命题提出的历史背景进行了分析。然后,对国家治理的内涵从基本政治制度、价值体系、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等四个方面进行了阐释,提出了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之路是一个顶层设计与泥泞前行相结合的过程。同时,对国家治理现代化所面临的一些重大挑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包括多重转型叠加导致政策问题识别困难,目标模式多元导致改革路径曲折,以及现实与理论脱节导致现代治理难以推行。最后,对公共管理学界的同行如何参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研究提出了期望。     

市场化转型中的中央权威再造——基于中国中央—地方关系的考察

在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中,中国顺利实现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在此过程中,中央与地方关系具有关键作用。在市场化转型的初期,面对计划经济体制的约束,中央通过向地方分权成功地调动了地方的积极性,为市场的成长创造了条件。上世纪九十年代,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成为经济改革的目标,中央通过财政、金融和市场监管领域的改革,重塑了中央权威,构筑了适应于市场经济的国家治理体系,实现了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顺利转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由于改革进入攻坚阶段,中央一方面强化自身的政治权威,统筹协调各方面利益,破除攻坚阶段改革面临的障碍;另一方面根据前一阶段的中央与地方关系状况,适时推动了治理权力下放,以更好调动地方积极性。在市场化转型进程中,强有力的中央权威有效破除了转型过程中的利益藩篱,推动转型不断深入;成功进行了顶层设计,推动改革政策的顺利实施;构筑了适应于市场经济的新型国家治理体系,培育了国家治理的能力。与通过弱化中央权威而实现市场化转型的国家不同,中国通过强有力的中央权威成功实现了市场化转型。这既是中国经济体制转型的成功经验,也是中国发展道路的核心特征。     

国家空间的结构调试:中国行政区划70年的变迁与功能转型

行政区划并非仅是对地理空间的简单划分,更是关乎国家权力配置、经济运行效率以及尺度重构倾向的重要命题。以往调整实践表明,行政区划不再是局限于国家空间结构的制度安排,更成为政府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常见方式。在新国家空间理论视角下对于行政区划调整实践展开历时性分析,可以发现,我国行政区划实现了由"纵向—配套"到"横向—框定"再到"嵌套—协同"的功能转型,权力、资本与尺度之间的相互影响,切实变革着我国行政区划的调整逻辑:上下级政府间的权力互动始终是区划调整的关键性因素,生产要素的流向转换是推动区划调整的内在要素,国家战略的尺度选择也逐渐成为区划调整的抉择因素。     

论政党共识对民主化绩效的影响--关于巴西、委内瑞拉和尼日利亚的实证比较

通过对巴西、委内瑞拉和尼日利亚三个国家民主化进程的实证比较 ,本文认为 ,民主化进程具有相对独立于经济的发展特质 ,民主化过程本身包含着对社会分裂与共识的整合水平 ,社会分裂的表达只是民主化发展的部分内涵 ,对分裂的社会利益进行整合是民主化的题中之意。在民主化进程中 ,政党扮演了独特的角色 ,它连结着社会的冲突与整合 ,其整合冲突、形成共识的功能是影响民主化绩效的重要因素 ,而历史传统文化则成为能否达成政党共识的关键。     

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目标的规范分析:一条新道路之思考

当代我国政治发展的目标定位可以通过稳定性、结构专业化、法治化和民主化等方面来考虑 ,目标主要是指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加大政治结构的专业化建设、建设高度法治国家与实现政治民主化。政治发展的目标通过稳妥的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而获得实现 ,其实现的社会条件是市民社会的成熟、中介组织的健全和公民精神人格的形成。民主与民主化的路径成为政治发展的路途的主要指向。重新确定政府、党团与民众的制度化关系 ,实现宪政、党内民主与基层民主三维互动是民主化道路研究可以参考的一种分析思路。开放体制的能否形成标志着宏观领域改革能否取得重大突破的关键。政治精英内部平等的态度、同情的了解、渐进政治的原则与和平地处理冲突则是民主化和政治转型的基本精神。     

理论信息·时论摘要

民主失败也是个重要议题包刚升的《民主崩溃的政治学》获评《新京报》"2014年度社科书",这本书的核心观点是:"高度的选民政治分裂导致政治冲突,而离心型民主无法塑造有效的国家能力,两者的结合倾向于导致民主体制的崩溃。"对此,包刚升作如下解释(见《新京报》2015年1月6日):20世纪以来的政治经验揭示,阶级分裂与族群-宗教分裂是主要的选民政治分裂。从成因上看,贫富悬殊或严重不     

社会冲突“安全阀”作用机制及其在我国的实践推进

社会冲突既有可能导致组织溃败，也可能引发社会变革，成为社会发展的“安全阀”。社会冲突的“安全阀”作用得以发挥，营造了我国转型与发展的良好制度环境。转型后期，有必要全面更新我国的“安全阀”制度与机制，从“社会安全”的理念出发，以地方政府行为规范化为重心、以权利配置方式调整为重点，进一步完善社会冲突“安全阀”制度和机制，推动体制顺利转型和社会健康发展。     

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法治向度

国家治理现代化包含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法治化的双重向度。国家治理方式的演进需要符合现代化的本质要求,而法治本身对国家治理体系的逻辑建构和国家治理能力的秩序规制,从源头上就已经勾勒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法治前景,因而法治所呈现的理性力量满足国家治理现代化转型的现实需求。法治化程度决定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深度和广度,因而法治秩序拓展和维护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行为边界,同时也在治理逻辑层面理顺国家治理体系内在的冲突和矛盾,因而法治化明确国家治理现代化转型的基本方向。因此,在新时代国家治理转型背景下,法治本身的内在逻辑和外在逻辑贯穿国家治理现代化发展的始终,不管时代和社会主要矛盾如何变化都应当坚持国家治理法治化的基本向度。     

政府创新、制度化与法治

中国始于1978年的改革,不仅促进了国家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的全面进步,而且开创了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型的成功先例,具有重大的现实和理论意义。其中,从我国是一个后发国家的定位而言,取得这样的成就,离不开政府主导作用以及题中应有之意的政府适应环境要求的政府转型。     

从国家社会关系透视中国农民的政治参与

农民政治参与直接关涉国家权力及其在现行政治体制中的运行问题,现阶段中国农村政治的基本状况是:国家主导农村社会的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村级治理体制处于结构性转型之中。建立国家与社会在农民政治参与中的良性互动关系,是农村政治发展的关键。     

“体制内”民主化范式的形成及其类型学意义

"体制内"的民主化在一些国家取得了显著的进展,它或许正在成为当代世界民主化进程中的一种最具典型意义的新的范式。20世纪80年代以来东亚和东欧的多个国家在不同程度上推进了这种转型,而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则是这种"体制内"民主化的典型案例,这主要表现为它们在未发生政党轮替的前提下渐进而有效地将本国的民主和治理发展到了较高的水平。其典型意义还在于形成这种转型范式的主要因素具有相当的普遍性:政治现代性积累和内化的程度是民主的基本条件成熟的决定性因素,党国关系的疏离或紧密程度决定着民主化路径的稳定程度,体制的复合性、包容性和制度化水平的高低决定着"体制内"民主发展的程度。     

从工具主义到人本主义:国家治理理念的现代化重塑

现代国家治理理念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科学遵循,影响和支配国家治理主体间的政治行为。传统工具主义与现代国家治理存在冲突,迫切需要作出转型,转型的方向即人本主义。人本主义弥补了工具主义的缺陷,是国家治理理念现代化转变的最佳选择。为了进一步实现人本主义对工具主义的超越,需要以政治伦理的规范优化治理价值观、以多重权力的博弈优化治理权力观、以制度价值的彰显优化治理发展观,建构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治理话语体系。     

国家贫困县政策改革的路径依赖及其破解之道

在国家加大农村扶贫开发工作力度的同时,国家贫困县政策存在的弊端日益显现。国家贫困县政策改革滞后的原因在于现有的贫困县政策存在路径依赖现象,导致该政策被锁定在低效率运行状态。形成该路径依赖的根源来自于利益集团阻碍、各种非正式规则的制约和改革成本的限制等因素。为了发挥扶贫开发效益,必须结合贫困县政策路径依赖的特征和原因,推进改革,寻找破解困局的转型路径。     

政府审计参与国家治理:政府职能转型视角

政府审计的本质决定了其和国家治理之间存在必然联系。政府审计参与国家治理的发展过程也依次经历了监督评价、免疫系统、国家治理等三个阶段。国家治理与政府职能转型的新变化与要求,主要体现在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实现从管理向治理的转变、保障民生和充分发挥政府审计功能等四个方面。政府审计参与国家治理的路径与着力点,主要体现在预算审计、公共政策审计和经济责任审计等多个方面。     

制度理性与国家治理模式的重构——评《经济秩序的制度理性——以转型国家为例》

目前,中国已经进入深化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阶段,从国际比较的视野出发研究转型国家现代国家治理模式构建的经验和教训,无疑对中国建立支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效运行的现代国家治理模式具有重要理论指导意义和政策实践价值.     

论世界民主化进程中民族国家与国家主权问题

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推动了世界民主化进程,全球治理日益深入人心。传统的民族国家及其国家主权都面临诸多调整和变革的压力:一国国内问题的区域化,甚至国际化日益成为常态;全球性问题必须国际社会协调应对,任何国家已经无法置身事外。抓住世界民主化进程的大势,及时融入世界民主化潮流,已经成为民族国家在国际体系当中有所作为的现实选择。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国家形象建构

国家形象因其复杂、可塑和重要,它的建构已成为现代国家非常重视的课题。国家形象建构是理解、把握新中国成立以来光辉历程不可或缺的维度,因为建构稳定和向好的大国形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重要的内在关切和诉求,我们对此有自觉的认识和努力。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伟大成就,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各方面的客观源像,建构了诸如社会主义大国、东方大国、全球性大国等形象,总体上日渐趋好,中国国家形象建构取得很大成绩。国家形象建构和新中国建设、发展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良性互动关系。也正因为如此,在分析不足的基础上探讨进一步优化国家形象的根本路径,有助于更好地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新时代健康前行。     

我国国家与社会发展路径的特殊性探析

马克思提出了国家与社会发展的基本路径:国家控制社会——社会脱离国家——国家回归社会。由于我国特殊的中央地方关系、家族文化的遗风、转型时期后发型现代化国家和共产党的执政等诸多因素决定了我国在国家控制社会——社会脱离国家这两个发展时期有自己的特殊性,是循着家国同构国家与社会不平衡模式——党国同构国家与社会不平衡模式——政党领导下国家与社会和谐模式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