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法论视角下的行政伦理制度化

在公共行政学方法论视角下,行政伦理制度化是涉及公共行政实践和公共行政理论两大领域的一种公共行政学方法,它包括行政制度创新方法、行政伦理管理方法和行政研究方法等三个层次的内涵。从这一角度开展行政伦理制度化研究,对于创新政府行政制度供给模式、提高政府伦理管理能力、探索伦理行政和法治行政相结合的现代政府治理模式,提供了一种有益的探索。     

行政伦理建设的价值取向及实践途径

行政伦理是公共行政领域的伦理,行政伦理建设的基本价值取向是公共利益意识、公共责任意识、公平公正意识。制度伦理建设和个体伦理建设构成行政伦理建设的两个重要方面。     

重构转型期的行政伦理

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加快了“全球文明”的进程,同时,也引起了伦理道德上的一些冲突。在公共行政管理中,人们面临着许多伦理方面带来的新问题。“行政伦理”是一个新名词,它对公共行政的重要性日益突出。现代各国政府追求的行政目标之一,便是行政伦理的发展。是否建立一套完整的行政伦理规范体系,使之在行政运行中发挥效率,成为衡量一国政府能力高低的重要指标。尤其处于转型时期的我国,加强行政伦理建设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库珀行政责任伦理及其当代价值研究

行政伦理是公共行政管理的主导思想和灵魂。库珀是当今美国公共行政伦理学领域极具影响力的学者,其行政伦理学理论从根本上说是一种责任行政理论。库珀以行政责任为研究的逻辑起点,在提高行政人员伦理思考水平与伦理决策能力的基础上建构其完善的行政责任伦理,实现个体道德品质、组织制度、组织文化以及社会期待四要素之间的影响。库珀的行政伦理思想不仅完善了西方行政伦理制度的研究,同时对我国行政改革有着参考价值和启示意义。     

公共行政伦理:普遍价值与中国特色

公共行政伦理因其对公共性的共同诉求而拥有了普遍性的特征,更因其对现代政治价值的依赖而使得这种普遍性特点尤显突出。然而,各国的制度、历史、文化传统及社会发展阶段不同,公共行政伦理也会因应这些特殊性而呈现出不同的样式和诉求。我国独特的行政价值传统及整个行政生态必然对我国的行政伦理发生重要影响,这使得分别探讨和论证公共行政伦理之普遍价值与中国特色及两者之间的关系成为必要和可能。     

论对警察权的操控——从制度规则与行政伦理视角分析

警察权是国家依法赋予警察从事公务活动的公共权力。由于警察工作的特性,警察权不但具有一般公共权力的特性,还具有自身的特殊性。这就是由公安行政工作性质决定的强制性。预防警察权力的滥用问题,一直是公安队伍建设的重要问题。加强制度设计工作,建立一整套的规范体系是预防警察权力滥用的重要途径。人们关于制度设计的理论预设、公共选择理论等可以为我们提供启示。同时加强公安行政伦理建设也是不易忽视的问题。制度规则设计和行政伦理安排二者不可偏废,否则就会陷入制度崇拜。     

探讨公共行政文化建设的伦理视角——一个新公共管理分析视野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吹响了中华文化复兴新号角,赋予行政文化创新的使命,构建公共行政文化伦理框架必须科学界定公共行政文化关系性构成、概念性内涵及伦理性外延。基于公共行政文化伦理现状及新公共管理视野分析,探索公共性行政态度、服务性行政价值、法理性行政理性、参与性行政规范、回应性行政评价为特征的公共行政文化伦理架构。     

中国行政伦理构建价值取向及轨迹

在行政伦理建设过程中,唯有价值取向明确后,才有可能进行行政伦理体系的规范化建设。纵观行政伦理构建过程的轨迹,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性与丰富性是当代中国行政伦理建设的基础,制度的创新与价值的重构是中国行政伦理建设的主导思路,公平正义是当代中国行政伦理价值取向的优先原则。     

行政伦理建设的价值取向

行政伦理是以责、权、利的相互关联为基础 ,以调节个人、组织、社会之间的关系为核心的行政行为准则和规范的总和 ,它在现代公共行政和责任政府的建设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当前 ,构建一套现实、合理、完整的行政伦理规范系统 ,首先必须设定其基础性前提 ,即行政伦理建设的基础价值取向、核心价值取向、根本价值取向及目标价值取向。     

行政伦理及其价值原则

本文从讨论公共行政与伦理的关系入手,论述了行政与伦理两者关系分离的原因,进而着重讨论了行政伦理价值;从公共行政的价值原则和行政官员的道德素质两方面分析了行政伦理价值的内容,并强调了“公共利益最大化”应是公共行政人员的道德目标。     

儒家伦理思想对我国现阶段行政伦理建设的消极影响及化解

行政伦理是伦理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历史继承性。儒家伦理文化对我国当前阶段的行政伦理建设产生着一定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民主和自治观念缺乏、忽视制度化伦理建设、过分强调主观伦理责任因素及违背社会发展对伦理建构的要求等方面。我国行政伦理建设应从更新观念、加强制度建设和组织改革等方面来化解儒家伦理文化的消极影响。     

加强行政伦理建设 培育公务员公仆意识

行政伦理是伦理在公共行政关系、公共行政活动中的体现,它具有丰富的内涵和鲜明的价值导向。行政伦理渗透在公共管理、公共行政与政府过程的方方面面,可以说它是公共行政领域中的伦理,是政府过程的伦理,是关于治国的伦理。加强行政伦理研究,对于我国行政伦理建设,特别是努力把“公仆意识”转化为公务员行政过程中的思想品德和工作作风,成为人民满意的公务员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浅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行政伦理体系的重建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党为解决“三农”问题而提出的又一重大举措,行政伦理规范对于这一目标的实现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目前我国农村公共行政伦理体系存在诸多问题。要实现新农村建设的目标,我们必须重建行政伦理体系,树立正确的行政伦理观,强化服务行政的理念与民主的伦理精神,坚持公平正义的行政伦理原则,构建政府诚信。     

塑造我国良好的公共行政伦理气氛

从伦理行为选择的角度来看,公共行政人员的伦理行为选择与公共行政组织乃至全社会是否存在塑造、支持和鼓励伦理行为的伦理气氛密切相关.结合目前我国公共行政伦理现状,必须从强化伦理教育与培训、深化管理体制改革、完善伦理监督和赏罚回报机制、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加强行政文化建设、加快伦理立法、成立专门的管理和咨询机构等途径来塑造我国良好的公共行政伦理气氛.     

与市场经济相契合的和谐社会行政伦理探议

本文从理论逻辑和现实逻辑两方面论述构建与市场经济相契合的和谐社会执政理念之伦理要义, 揭示马克思主义的“以人为本”的要求;探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构建和谐社会公共行政伦理之具体意蕴;进而提出构建和谐社会行政伦理的制度支持。     

论制度伦理的功能与局限

制度伦理是存在于社会基本结构和基本制度中的伦理要求与实现伦理道德的一系列制度化的安排。制度伦理具有制度伦理化和伦理制度化的双重含义。制度伦理具有规范、评价、调节、整合的功能,同时也具有作用范围、价值诉求、实现方式上的局限性。然而,制度伦理是我国在社会转型时期的道德诉求,制度伦理追求的是制度的伦理化与伦理的制度化的有机统一;追求的是制度的他律与道德的自律的有机统一;追求的是公共性与个体性的有机统一;追求的是制度伦理应然的目的性与实然的手段性的统一。尽管制度伦理具有相对的局限性,但它仍然是我国现阶段行政伦理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的内容之一。     

“过程”与“生成”:公共行政的未来指向

公共行政从来不是也不应是价值中立的，政府所有规范性的主张都必然基于某种价值观念，政府在这些观念的指导下开展行动。然而现代公共行政被“制度-技术”的复合框架牢牢固定，变成了一种目标导向的“道德景观”塑形过程，这直接导致作为“生成”的公共行政成为了主流的行政形态。作为“生成”的公共行政以失去可能性为代价换取现实性，这导致行政系统在对“目标”的追逐中逐渐被异化为失去道德和生机的机器。公共行政需要从强调“生成”的传统中突围，转向建构一种作为“过程”的公共行政。作为“过程”的公共行政以行政伦理学替代行政管理学为“第一行政学”，强调行政部门的首要责任是根据情境对决策中诸种终极价值作优先性排序。中国因自身的德治仁政传统而在建构“过程”行政上具有天然的文化优势，而这种文化优势完全可以通过理论化的方式转变为学术、学科和话语优势。     

困境与路径选择:论我国公务员行政伦理建设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我国公务员的行政伦理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由于受到传统官僚思想的影响,再加上制度缺失所造成的公务员角色冲突导致了公务员行政伦理素质欠缺。因而,加强制度建设和信念伦理就成为提升公务员行政伦理素质的保证。     

依法治国中的政治与法律伦理北大核心CSSCI

依法治国应以政治和法律伦理为基础。古代国家强调政治的伦理性,近代西方产生国家非伦理化观念,而中国则一直坚持政治伦理传统。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从立法、司法和执法等各方面、各环节加强政治和法律伦理建设。加强立法伦理建设,必须强调制度与法律规范的正义性,使制度和法律充分体现公平、正义;加强行政与司法伦理建设,必须强调治理手段的正当性,正确认识行政手段的功利化以及隐蔽性非道德行为,调整政绩评价取向。     

制度伦理视野中的中西文化之差异

在制度伦理及其安排的问题上,中西文化表现出了不同的路径和取向,如人性善与人性恶、人情主义与契约精神、国家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差别。反思中西文化在制度伦理、制度安排上的利弊得失,对于我们建构制度伦理、实践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