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向共同富裕型社会工作：新时代我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再审视

社会制度的融入是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基本保障和重要机理。在新时代，随着我国的政策基调转向“共同富裕”，以共同富裕为核心的政策制度势必会成为形塑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重要力量。社会工作与共同富裕之间具有一定的耦合性，可以将社会工作实践应用于促进共同富裕。但传统社会工作的“西方立场”以及具有的“去社会化”“实证化”倾向却无法回应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属性、宏观议题以及本土实践智慧。基于此，具有中国特色的共同富裕型社会工作实践范式的建构，将有助于超越现有西方社会工作理论的局限，进而形成“以中国为中心”的社会工作知识体系。共同富裕型社会工作的实现路径需要以人民为中心确立价值立场，以反身性实践为重要方法构建理论知识，以微观与宏观相结合为服务取向明晰介入特征，以制度融入为发展策略塑造实践内容。     

乡村有效治理赋能共同富裕：内在逻辑与实践优化

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也是全体人民的共同期盼。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理应在助推乡村发展的同时肩负起实现共同富裕的重大任务。就内在逻辑而言,乡村有效治理能够充分赋能共同富裕,不仅能够为共同富裕的实现提供内驱动力,而且能够为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实现塑造良好环境、奠定基础保障。当前,部分农村基层组织“软弱化”、多元主体治理“离散化”、数字乡村建设“悬浮化”、公共服务供给“碎片化”等现实困境制约了乡村有效治理赋能共同富裕,影响了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进程。推动乡村有效治理赋能共同富裕,强化基层党建引领是核心所在,发挥主体共治优势是有力支撑,加快数字乡村建设是重要抓手,优化公共服务供给是坚实保障。     

加大税收力度 缩小贫富悬殊

邓小平说过“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搞两极分化，而是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一个根本区别。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要实现全国人民的共同富裕，需要经历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发展的不均衡性是难以避免的客观现实，允许有条件的地区先发展起来，先富起来的带动、扶植贫穷的，逐步解决贫富差距问题，我们才能找到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现实道路。但是，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就会造成社会不安定因素。     

浅析邓小平的矛盾观

浅析邓小平的矛盾观卢昌健邓小平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中，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的矛盾学说，并使之成为指导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本文试图从“改革就是解放生产力”、“稳定压倒一切”、“共同富裕’等著名命题中，探讨邓小平矛盾观的动力论、协调...     

共享：共同富裕的伦理出场

共同富裕是由经济-政治-社会逻辑构成的综合问题域，是开启现代化国家建设新征程和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共同论域，其核心要义离不开“共享”二字。共享在共同富裕进程中的伦理出场引发了对于“共享伦理-共享价值-共享权利”的理论反思，阐明了共同富裕的伦理底蕴、伦理使命和伦理要求。通过重塑共同富裕的“伦理协同-伦理激励-伦理约束”机制，共享理念实现了主体范式、规律范式和理想范式的谋划，集中反映了共同富裕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通过回答“谁之富裕”“何种富裕”“如何实现富裕”三个不断递进的伦理问题，重申了共同富裕的人民性、兼顾性和正义性。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产业兴旺的现实困境与可行路径

“产业兴,则农村兴”,产业兴旺是实现农村地区共同富裕进程中必须紧紧抓住的牛鼻子,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农村产业兴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破解在农村产业发展中所面临的缺乏发展要素以及发展格局亟待调整等现实困境,本文从完善农村产业发展要素与科学布局农村产业发展等角度提出了推动农村产业兴旺的具体对策,以期为早日实现乡村振兴目标提供理论参考。     

现代性建构中的文化困境及其运行机制

作为创造意义的生命实践,文化通过提供知识、信仰和价值建构了人的意义世界。当下中国信仰多元化、价值体系和意义世界的危机展现了文化的困境。困境产生于以现代性建构为主题的文化变迁的问题情境。不论在制度变革的实践还是学术思想的论争中,文化的现代性建构都在徘徊中陷入僵局。困境具体表现为诸多结构性矛盾。这些矛盾产生于社会系统的转型过程中,权力、市场、社会等与文化相互作用形成一种动力机制,各个要素之间的相互钳制和羁绊导致系统运行不畅、创新不足。走出困境需要在生命实践的创造中培育中国文化的主体性。     

海峡两岸“第三主体”的建构

两岸政治定位的困境在于“一个中国原则”与“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国家”之间无法调和的结构性矛盾.国际关系中的建构主义理论对于两岸关系研究具有积极的启发意义.两岸同胞共同缔造的统一的中国不同于现阶段两岸各自认同的政治主体,可以称之为“第三主体”.两岸统一的过程也就是两岸同胞共同建构“第三主体”的过程.     

共同富裕与农民发展权：理论探源、历史经纬与现实进路

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共同富裕道路上最艰巨的任务是实现农民的富裕。在理论上，共同富裕与农民发展权具有内在统一性，两者均是发展性和集成性的概念，且目标一致，共同致力于新时代新矛盾的解决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从历史看，中国的共同富裕与农民发展权经历了城乡二元体制时期缓慢艰难的进步、城乡统筹时期的爆发式反弹、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时期的行稳致远等三个阶段。从现实进路来看，在城乡融合和乡村振兴的新阶段，应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坚持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协同发力，贯彻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原则，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以良法善治为保障，以高质量的农民发展权来补齐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短板，有力推进共同富裕的实现。     

中国式现代化视野下共同富裕的多重内涵探析（中）

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和重要特征。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进行了宏阔深刻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共同富裕”“为什么要推进共同富裕”“怎样推进共同富裕”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形成了一系列具有原创性的思想理论、思路目标、方针政策、体制机制等重大成果，并作出了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战略决策。新时代推进的共同富裕有其独特的主导内涵，又有着十分丰富的内容和特性，需要正确认识和把握。在党的重要文献和党的主要领导人的讲话中，以及学术界的探讨中，对共同富裕的内涵及特性有着广泛多角度的界定。从共同富裕的“内生逻辑”“主体逻辑”“本义逻辑”“问题逻辑”“全面逻辑”“辩证逻辑”“实践逻辑”和“文明逻辑”八个视角，分析新时代共同富裕所涵盖的多重意蕴，阐述共同富裕的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进而从更深层面上展现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守正创新的无畏理论勇气和实践创造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视野下推动共同富裕，应注意把握全面与重点关系，围绕共同富裕的本义主导内涵和主要问题加以突破，取得可行可感成就。在全面建设社会...     

中国式现代化视野下共同富裕的多重内涵探析（上）

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和重要特征。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进行了宏阔深刻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共同富裕”“为什么要推进共同富裕”“怎样推进共同富裕”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形成了一系列具有原创性的思想理论、思路目标、方针政策、体制机制等重大成果，并作出了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战略决策。新时代推进的共同富裕有其独特的主导内涵，又有着十分丰富的内容和特性，需要正确认识和把握。在党的重要文献和党的主要领导人的讲话中，以及学术界的探讨中，对共同富裕的内涵及特性有着广泛多角度的界定。从共同富裕的“内生逻辑”“主体逻辑”“本义逻辑”“问题逻辑”“全面逻辑”“辩证逻辑”“实践逻辑”和“文明逻辑”八个视角，分析新时代共同富裕所涵盖的多重意蕴，阐述共同富裕的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进而从更深层面上展现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守正创新的无畏理论勇气和实践创造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视野下推动共同富裕，应注意把握全面与重点关系，围绕共同富裕的本义主导内涵和主要问题加以突破，取得可行可感成就。在全面建设...     

能力进路正义理论视域下共同富裕的价值旨归和实践路向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社会主义正义的实践形态。以纳斯鲍姆的能力进路正义理论为参照,对共同富裕的正义意蕴进行分析和探讨,有助于从能力进路视角深刻理解共同富裕的正义内涵。能力进路正义理论强调对公民核心能力自由发挥的保护,并且指出实现每个人有尊严的生活是社会正义的最低限度,这些内容为理解共同富裕的正义内涵和正义限度提供了启发性指导,“能力平等”“有尊严的美好生活”“共享发展”等彰显了共同富裕的正义内涵和价值意蕴。新时代推进共同富裕需要从三个方面入手,要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为途径,在共同富裕的推进中彰显社会主义正义的优越性;以可行能力为基础,在推进生产正义中实现共同富裕;关注“能力差异”,在推进分配正义中实现共同富裕。     

安徽省职业教育助推乡村振兴实务研究

职业教育为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强大的人才支撑,发挥着重要的推动作用。然而在实践中,两者联动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在深化乡村振兴战略的大背景下,以安徽省的实践为例,分析职业教育当前面临的现实困境,提出通过内涵建设,提升职业教育质量,并适当融入地方产业发展规划,研究职业教育助推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的策略和实现路径,以期职业教育在乡村振兴中发挥更大的人才支撑作用。     

“五大发展理念”视域下的中国新发展范式

发展范式的演变是历史逻辑的宏观展现,是连续又阶段化的实践的"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矛盾关系所构建的"现实的历史",也是实践、理性、价值三者之间矛盾运动的历史现实。面对"中国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建设需要以面向"中国问题意识"的逻辑为发展思路,以"三个层面"实践和"三种形态"生成,重构新范式,全面深化"五大发展理念"的内涵和实践,引领中国道路发展实践更好地走向未来。     

论人道主义干预的结构性矛盾

人道主义干预强调人权的国际保护,体现了对生命伦理的尊重,但在国际政治现实中却被严重“异化”而呈现出三重结构性矛盾：内容之间,即人权与主权间的矛盾；主体之间,即联合国与西方大国及其操纵的国际组织间的矛盾；主体与客体之间,即西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矛盾.正是这三个层次的矛盾,反映了人道主义干预的真正实质,即贴上西方标签的人道主义干预,是西方大国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工具.只有有效解决这三层矛盾,人道主义干预才能褪去西方烙印,真正回归其本来面目.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视域下农村公共法律服务高质量发展研究

农村公共法律服务高质量发展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必然要求。高质量发展意味着农村公共法律服务实现从“有没有”到“好不好”的飞跃,其宗旨在于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全体农村居民,不断提升公共法律服务的群众满意度。当前,农村公共法律服务面临着工作基础相对薄弱、供给侧矛盾比较突出、服务体系转型相对艰难等现实困境,不能充分满足农村居民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背景下日益增加的公共法律服务需求。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只有加快推动农村公共法律服务资源优化配置、深化农村公共法律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构建多元共建的农村公共法律服务模式,才能保障“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乡村全面振兴美好图景早日成为现实。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提升路径——以共同富裕示范区浙江省为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应有之义和重要举措。本文立足共同富裕,从整体性治理的视角分析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现实困境与提升路径。整体性治理的核心命题是解决社会治理过程中出现的碎片化问题。整体性治理研究者认为,要充分利用信息技术革新,着眼于政府内部机构和部门的整体性运作,实现治理从分散走向集中,从部分走向整体。     

结构性嵌入与过程性吸纳：乡村治理模式创新的可持续性机制——基于浙江“千万工程”的案例研究

乡村治理模式创新是实现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但其可持续性机制尚未得以有效揭示。以浙江省“千万工程”二十多年实践为例,对乡村治理模式创新的结构性与过程性要素及其蕴含的逻辑链条进行考察发现：推动乡村治理模式可持续创新和不断制度化的要义在于国家政权通过组织嵌入、项目嵌入与精英嵌入实现自上而下的结构嵌入,乡土社会则经由自下而上的过程吸纳达到美丽宜居、共同富裕、城乡融合的累积性功效。面向未来的乡村治理,必须把握乡村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体系化脉络,构建国家组织与社会多重互动的可持续性机制。     

论理论面向现实与现实趋向理论的统一——兼论《﹤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的一个重要命题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提出了著名的“消灭哲学”和“实现哲学”的问题。意即用变革现实的实际行动代替纯粹的理论抽象，实现理论的现实化和哲学的自我超越；同时在理论的指导下改造现实，把理论的东西变为现实的东西，实现现实的理论化。马克思的论述给我们以重要启示，那就是理论既要面向现实，同时现实也要趋向理论。理论应当以理论的方式面向现实，理论不是跟着现实跑，而是要发挥其独特的解释作用、批判作用、规范作用和引导作用，从而为现实服务。同时，任何实践都有其历史局限性，都要受到实践者主体因素的制约和影响，盲目的实践会导致实践的负面效应。而作为科学的理论凭借对事物发展规律的把握能够揭示事物的发展趋势，预测事物的未来走向，为人的行为提供引领和规范，使实践沿着合理的方向发展，理论的优势正好弥补了实践的缺陷，超越了实践的局限性。     

我国可持续发展的税收政策选择

当前，全世界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已严重威胁人类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同样存在着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矛盾。如何将二者有机地统一起来，实现可持续发展是我国面临的一个重大现实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