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政策合法化与政策法律化

政策合法化是政策的价值认可，政策法律化是政策向法律转化，即政策立法。政策法律化是政策合法化的一种重要而又特殊的形式，两者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弄清政策合法化与政策法律化之间的关系，是制定与执行公共政策、依法行政、依法治国和进行政策科学研究的关键内容。     

政策变迁的理论与实践浅析

政策变迁通过对政策目标、政策内容、政策手段等某一方面或几个方面的调整,使政策合理化。任何政策都不可能一成不变。可以说,政策变迁贯穿于每个政策过程;并且政策变迁本身就是政策过程的一个子循环。所以,政策变迁是对现行政策进行的变革活动。可能引起政策变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政策主体主观认识的变化、政策自身缺陷的显现等。针对中国政策实践和相关理论研究的实际,既要加强对政策变迁问题的探讨,又要为合理的、必须的政策变迁创造条件。     

我国政策执行偏差刍议

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地方分权的发展,政策在执行中出现了种种偏差现象。针对此,本文分析了政策执行偏差出现的原因,并提出了合理化建议。     

政策领导力:界定、运行及对策分析

政策领导力是一种长远的引领的能力,它指的是政策整个过程的领导力,包括政策的制定、运行和监督、评估等环节。而政策领导力要发挥其功能,就必须在政策的整个过程中做到科学、有效、公平、公正。本文针对界定、运行及对策三方面对政策领导力进行论述。并着重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两个方面对政策领导力的运行进行重点阐述。     

国际贸易政策与经济周期的关系

回顾历史，审视现实，人们常常发现，在世界占主流地位的对外贸易政策总是在自由贸易政策和保护贸易政策之间摇摆，而这种摇摆又常常与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具有同步性的特征：当世界经济形势发展良好时，在世界占主流地位的对外贸易政策总是趋向于自由贸易政策：当世界经济形势恶化时，在世界占主流地位的对外贸易政策总是趋向于保护主义的贸易政策。笔者认为，之所以出现这样的一种巧合，其根源在于世界经济的发展具有周期性，世界市场的形势变化随之具有周期性，以争夺世界市场为己任的对外贸易政策也必然呈现出周期性的特征。     

公共政策效益的概说与评析

公共政策效益在政策活动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作为反映政策质量高低的公共政策效益 ,是贯穿于政策活动各环节、各阶段和各方面的一根主线 ,是衡量政策运行是否科学、成功的重要标准。遗憾的是学术界对公共政策效益相关的理论研究成果甚少。就政策效益评价来说 ,针对政策评价的不同内容 ,可以选取不同的评价方法。评价方法的不断发展是政策评价领域中最富有创造性的内容。     

刑事政策概念新探

刑事政策概念是刑事政策研究的首要问题。刑事政策的实践古已有之,但刑事政策的概念却出现得比较晚,一般认为,"刑事政策"一词,开始使用于18世纪末的德国。在对国外学者、我国台湾学者以及我国内地学者诸多观点分别进行述评的基础上认为,下一个世界通用而又简明的刑事政策定义是比较困难的。从刑事政策制定者的角度出发,可以认为:我国(内地)的刑事政策是我们党和国家为了有效地打击和预防犯罪,依据我国一定时期的犯罪态势及其成因而制定的一系列行动准则。这是一个狭义上的刑事政策概念,它可以进一步被分成基本的刑事政策和具体的刑事政策。若从刑事政策研究者的角度出发,为了能使其研究更为深入和有效,则应从广义上把握刑事政策的概念。     

影响公共政策有效执行的因素分析

公共政策执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也是将政策观念形态的内容转化为实际效果,从而实现既定政策目标的活动过程。现实的政策实践表明,某些政策付诸实施以后,并不能取得政策效果。这是因为在执行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因素的干扰和影响。本文旨在探讨影响公共政策有效执行的主要因素,以利于在政策执行过程中,趋利避害,保证其顺利执行。     

对我国大学生就业政策的若干分析

针对近几年出现的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我国政府制定了相关的政策,本文试图从政策的历程、执行、评估等方面对我国大学生就业政策进行分析。     

广义刑事政策视角下的刑事政策横向结构分析

刑事政策的横向结构是指刑事政策体系内各分系统之间的关系。刑事政策的分系统是指刑事惩罚政策和社会预防政策。刑事惩罚政策是指国家机关运用刑事法律与违法犯罪作斗争的一切手段、方法和措施,包括刑事立法政策、刑事司法政策和刑事执行政策。刑事立法政策是指在刑事立法中的策略、方针和原则,是刑事立法的灵魂。刑事司法政策是指导刑事司法实践的具体指导思想和策略原则。刑事执行政策是指导刑事执行实践的具体指导思想和策略原则。当代刑事惩罚政策已经出现了犯罪化与非犯罪化和轻刑化、非监禁化和行刑社会化以及两极化的发展趋势。社会预防政策是指直接或间接地对犯罪的控制和预防产生影响的具体措施、策略和方法。社会预防政策可以分为宏观预防政策与微观预防政策。在社会转型期,社会预防政策也应进行合理的调整。     

中央推进政策试点的差异化政策工具选择逻辑——基于20个案例的定性比较分析

政策试点已被广泛视为中国特色的治理模式之一,是解释“中国奇迹”的关键所在。然而,既有研究主要从政策试点的发生机制、推广逻辑和知识生产等视角来解析试点中政府的运作过程,并未对中央通过选择差异化政策工具来推进政策试点给予足够的关注。从中央干预程度与地方自主性两个维度出发,论文区分了中央推进政策试点的四类政策工具：指令型、激励型、诱导型与自主型。进而,论文构建了政策工具选择的“政策属性-政策环境”分析框架,运用定性比较分析法,对中央发起的20个试点案例进行深入分析,揭示差异化政策工具选择的生成机理。研究发现,中央选择何种类型的政策工具受试点内容清晰度、议题紧迫性、执行难度、政策支持和权威压力之间相互作用的影响,主要呈现出内外复合驱动、外部权威驱动和外部政策驱动三种不同的逻辑。其中,内容清晰度是政策工具选择的前置条件,议题紧迫性调节中央干预程度,权威压力凸显中央对政策工具的总体控制。研究丰富了对中国政策试点机制和试点差异化推进方式的解释,对政策试点的科学设计也具有启示：围绕政策试点目标的达成,政策试点的推进需要根据试点目标群体、政策属性和政策环境特征选择与之相匹配的政策工具。     

浅析我国具体的环境刑事政策

具我国长期以来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政府已经意识到对于环境保护的重要性,正在逐步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来加强对环境保护方面的工作,已经颁布了各种各样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环境保护的工作正在走入全面、法制、科学的轨道。尤其是采取刑事手段来保护环境,国家通过加强环境立法、司法等刑事政策大力保护环境。但这些政策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进行完善。     

政策参与者、政策制定与流动人口医疗卫生状况的改善:政策网络的路径

大规模的国内人口流动,已经使得流动人口医疗卫生问题成为中国的重大政策议题。众多政策参与者关注流动人口医疗卫生政策发展,但是下列问题仍有待探讨:谁是主要的政策参与者,他们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政策参与者彼此之间怎样互动,他们将会如何增进合作以改善流动人口的医疗卫生状况?论文旨在辨识主要的政策参与者并探讨他们在流动人口医疗卫生政策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论文基于政策网络的研究路径,发现流动人口医疗卫生福利的边缘化源于政治结构和特定制度安排所致的封闭政策网络。有鉴于此,我们认为,建立一个包容性的政策网络,可以克服主要的制度障碍,从而更好地满足流动人口的医疗卫生需要。     

“刑事政策”应当是什么？——刑事政策概念解析

自刑事政策概念提出以来,关于刑事政策的定义五花八门、七说不一.或者分为狭义、广义说,或者试图在五花八门的刑事政策定义中提取"最大公约数",总之,是在抽离历史与文化因素、忽视价值取向的前提下对刑事政策一词做纯粹的语义分析和诠释.从根本上说,上述方法是有所偏误的,它没能切重刑事政策定义之争的本质和要害.本文认为,必须结合刑事政策概念提出、演化的历史与文化背景,以及关于刑事政策的价值取向去厘清刑事政策的本义.本文的核心观点是刑事政策的定义问题,与其说是一个理论问题、学术问题,不如说是一个实践问题、价值取向问题更为准确;刑事政策的定义之辩,本质上不是语词或表达技巧之辩,也不是一个已然的刑事政策究为何物之辩,而是我们应当坚持怎样的刑事政策观念之辩;狭义刑事政策与广义刑事政策之分,在理论和实践上是无价值的;应当坚持科学的刑事政策观,这种科学的刑事政策观,与古典派的强调刑罚运用技巧和策略的刑事政策观大相径庭.     

论我国食品安全犯罪的刑事政策

我国食品安全犯罪的定罪政策表现为犯罪化。严密食品安全犯罪的法网有助于反映对食品安全犯罪加以规制的需求,是刑法应对食品产业不断发展形势的需要。我国食品安全犯罪的制刑政策从总体上表现为重刑的刑事政策。虽然我国对于食品安全犯罪行为的重刑政策在短期内应该维持,但从长远来看应当随着该类行为犯罪圈的逐步扩大而适当地降低这类犯罪的法定刑。我国当前对食品安全犯罪采取的刑事司法政策总体上讲是从严的刑事政策。不过,基于宽严相济基本刑事政策的要求,对于食品安全犯罪也不能一概强调"严"的一面,而应当体现以宽济严。     

公共政策：谁之政策？何种政策？

公共政策是公众的政策,它既是多数人的政策,也是少数人的政策,但并非少数个人或特殊阶层谋取私利的工具。公共政策应该是公正的政策,公平的政策,公开的政策。公正性、公平性、公开性是公共政策的基准性价值,是体现政策公共特性的基本维度。公共政策通过提取、分配、管制、象征等基本功能,实现自由、安全、秩序和繁荣,最终维系公共利益。本文从三个方面的设问揭示:公共政策的本质就是个人偏好与集体选择的制度安排。     

论司法政策及其法治使命

司法政策是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司法政策的探究，既要遵照政策和司法政策的一般理念，也要根据国家实在法有关政策的具体规定，还要沿循既有政策制定和落实的实践。司法政策可两分为“法定司法政策”和“依法定司法政策”,两类司法政策的制定主体、内容、效力虽皆不同，但都不影响司法政策对当下目的的关注和追求。我国的政策及司法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作为法律要素而存在，相对法律，其具有明显独立性。就司法政策而言，其制定主体多元、法律根据欠缺，因此，在法律上完善司法政策，是保障其在法律原则、规则前提下，实现“具体法治”“效率法治”“实质法治”使命的必由之路。     

政策工具视角下京津冀科技人才引进政策协同研究

以京津冀三省市2003-2020年间的科技人才引进政策为对象,运用内容分析方法和统计分析方法,从政策工具和政策力度两个维度构建分析框架,通过设计政策量化标准、政策文本编码、构建政策协同测度模型,并从内外部两个方面考察京津冀科技人才引进政策的协同情况。结果显示,在京津冀科技人才引进政策中,不同类型政策工具的使用并不均衡;各类政策工具的内部及政策工具间协同随着时间变化有所提升,且具有明显相同的阶段特征。为此,需进一步加强政策的实施力度与部门合作,在优化供给型政策工具使用的同时推进需求型政策工具的使用,强化环境型政策工具的使用,以充分发挥政策协同效应,实现政策目标。     

知识产权制度的政策科学分析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IP) system is a key part of the framework of public government policy, the function of which is to maintain a justice order of intellectual right and achieve the benefit goal of knowledge in advance. Modern UK and USA have both gained much effective experiences in terms of IP policies. Developing countries should make a reasonable arrangement with regard to intellectual property system based on the cost-benefit analysis in the framework for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system. China has experienced one-hundred-year history in promot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legislation, which suggests a transitional trend from passive transplant to active decision-making in terms of IP policy.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policy should be rectified and improved under the overall policy of a creative count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