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商事登记制度公法属性之证立

关于我国商事登记制度的属性,学界主要有公法行为说、私法行为说和混合行为说。虽然透过商事登记制度可以看到私主体的自治因素,但该自治因素并不在商事登记制度的范围之内。商事登记制度应是国家对市场和私主体自治行为的一种管理和规制,是一种公法性质的行为。     

论商事登记中的商主体资格与营业资格

广东省进行的商事登记改革的实质是改革现行以营业执照为中心、商主体资格登记和营业资格许可相统一的商事登记制度,实现商主体资格登记和营业资格许可相分离。在商事登记中,商主体资格与营业资格之间存在辩证关系。商主体资格与营业资格的统一主义混淆了登记注册与审批的关系,使营业执照的功能混乱不清,行政管理和司法实践陷入矛盾局面,还导致了商事登记机关自身界定不明、职能混乱。从商事登记的本质属性与功能定位、价值论基础以及历史启示的角度分析,商主体资格与营业资格的分离主义更具优势。在我国的商事登记改革中,商主体资格等级与营业资格许可应分别进行。应区分商事登记的实体性规定与程序性规定,对商事登记进行科学分类,多渠道披露经营范围,明确商事登记中不同主体的责任承担。     

比较法视域下的商事登记制度

商法是有关商或一系列商事行为的法律,商事登记是商主体为了取得商事交易活动资格、进行商事交易行为而向特定的主管机关提出申请并被相应的主管机关核准、注册登记的一系列法律行为的总称。商法中明确规定商主体在从事商事行为时应遵循商事登记制度,这对于保障交易顺利、稳定和安全具有重大意义。从比较法的角度,结合当前中国商事登记制度的实际,对不同的商事登记制度规定进行差异化分析,从而找出我国商事登记制度优劣之所在,并借鉴国外商事登记制度中的优良之处,为我国商事登记制度的完善提供新的思路。     

对商事主体的浅思——与商事法律关系主体、商人关系的厘清与判定

商事主体与商人、商事法律关系主体三者关系的混乱与模糊，给商事立法和司法带来了困惑。商事主体与商人应等同，而商事法律关系主体的范围则大于商事主体。我们应从立法上辨明商事主体之涵义，明确判定要件，并对注册登记要件予以斟酌。     

商事登记效力之域外考察

商事登记的效力是指商事登记事项在登记机关进行登记备案后所产生的法律效果,是商事登记立法中必不可少的一项重要内容,它直接关涉到因登记而产生的一系列法律后果。商事登记的目的主要在于公示并为此而保护双方当事人利益,为此,域外立法多以对抗主义为原则、生效主义为例外进行了立法,并在此基础上对商事登记的公信力、积极对抗力、消极对抗力等进行了区别对待,为我国商事登记立法提供了先例。     

商事登记法律责任的构成与设定:统一立法的分析框架

在对商事登记进行统一立法的过程中,法律责任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制定统一的商事登记法应当在现有制度资源的基础上合理而科学地设定商事登记法律责任,为商事登记制度的良好运行提供可靠的保障机制,维护商事登记法律关系的稳定。制定统一的商事登记法应当厘清商事登记法律责任的设定基础、构成要件、具体形态、承担方式等问题,为商事登记法律责任体系的建构提供支持。     

我国商事登记规范的类型选择与配置结构

商事登记规范的类型选择与配置结构是商事登记立法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我国目前正在对商事登记立法进行改革,这是对现行商事登记制度进行资源整合和制度创新的一项系统工程。必须对登记规范的类型作出合理选择,从而进行科学配置,以构建符合现代市场经济发展需求的一体化商事登记制度。     

德国《商法典》中商人的概念及认定标准

德国《商法典》是大陆法系国家商事立法的典范,其采用主观主义立法体系,以商人作为构建商法典的基础,并从商人的概念出发界定商行为。德国商法理论形成了包括实际商人、自由登记商人、形式商人、拟制商人和表见商人的商人体系。我国的商法学者提出了制定《商事通则》的构想,并致力于构建能够统领现行商事规则的商法总则制度,而其中商主体制度是重要内容之一。为此,德国《商法典》中的商人概念及认定标准能够对我国商事立法体系选择、商主体认定标准等方面给予启示。     

论公司登记中行政违法与商事侵权的竞合

公司登记中的行政违法行为的种类比较多,而公司登记中的商事侵权行为比较概括,对于二者的竞合应严格把握构成条件,在二者的后果不相混淆的前提下,应当分别对二者作出处理,并不必然要求谁先谁后的选择处理程序.     

市场经济下中国商事主体及商事主体法的重构

中国在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需要对传统商事主体及商事主体法进行重新建构。这主要包括,按组织形式标准对商事主体进行重新分类,将国有企业定位于社会公益性主体,并以效益优先的理念重塑商事主体立法。     

有限责任公司商事账薄制度比较研究

公司的财务会计制度是一种商事账薄法律制度。商事账薄成为公司法上重要制度的原因,不在于公司经营管理的需要,而在于对公司、股东、债权人利益的保护。债权人保护优先还是国家干预至上,反映了不同法系国家不同的价值追求。在有限公司众多的利益相关者中,对债权人的保护很重要。英美和大陆法系商事账簿制度的差异,源于对债权信用担保基础的不同理念和对主体利益的不同定位。现阶段,我国在吸收英美法系国家商事账薄制度合理因素的基础上,主要应借鉴大陆法系国家的制度模式。     

广东商事登记制度改革实践及借鉴

商事登记制度是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国家管理经济社会的一项基础制度设计。我国现行的工商登记制度是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期的产物,已经不能适应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需要。改革的方向是从工商登记转变为商事登记。广东省在分类试点的基础上,在全国率先开展了商事登记制度改革的探索,取得了积极的成效。目前,全国工商登记制度改革已全面推开,广东经验对其他地区的改革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论共享经济平台经营者的商法规制

共享经济平台分为剩余资本模式、微型商人模式、科技公司模式、自我管理模式和创新模式,五种模式的共通性问题在于平台经营者意图规避法律规制。对平台经营者的法律规制是共享经济法律规制的核心问题,而明确平台经营者的法律地位是前提。鉴于共享经济平台经营者符合商法调整对象的主要特征且具备商人的行为、职业与名义标准三个实质性要件,应将其定性为一类独立的商人商事主体。共享经济平台经营者的商法规制原则包括保护性原则、差异性原则与严格责任原则,规制内容为对其设置与上述原则相匹配的权利、义务与责任。     

论商事权利的涵摄力与特别限制——兼谈商品化权的属性

商法不仅仅是商人主体法或者商行为法,事实上作为一种重要的私法,商事权利也是商法的重要内容。商事权利是由商法所规范的,民事主体享有或行使的必然与商主体的一定营业行为相关联的私权的集合。在商法层面,基于商人以及商事法律关系的特殊性,对商事权利有特殊限制。商品化权是追求商业利益、财富增殖的商事权利。     

商事信用及商事信用法律制度构建的几点思考

商事信用是对商事主体在经营活动中所具有的偿债能力和商业道德品质的综合评价及信赖。商事信用缺失是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重大桎梏。我国应以加快立法为手段,培育信用服务主体为中心,以失信惩戒机制为保障,来构建我国商事信用法律制度。     

论商法的自治法品格

商法是关于商人与商行为的法律总和,商事人格创制法与商行为的规制法是其本质规定性的反映,营业自由是商法的灵魂和生命的体现。营业自由,在商主体法中,体现为创业自由;在行为法,体现为经营自由。营业自由,作为私法自治在商法中的具体体现,使得商法表现出强烈的自治法品格。     

商事代理制度的系统构建

商事代理制度在实现商事活动各方当事人的互惠、扩展商主体的意思自治空间、促进交易效率并维护交易安全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我国的立法模式,是以"区别论"为理论基础,在立法指导思想上倾向于认为商事代理是民事代理在商事领域的特别体现,在法律中未能充分体现商事代理制度的特点,易导致法律内部出现冲突,也越来越难以适应迅速发展的商事实践。这种情况下应从理论分析入手,注重于商事代理自身的优点,博采各国代理制度立法之长,以架构我国商事代理制度。     

论唐宋商事法律制度变迁及其历史意义

两宋＂新经济＂思潮有别于历史上的＂重农抑商＂单方策略,统治者因势利导的商业观得到了修正。两宋＂新经济＂思潮从对商事主体的约束、商事客体的确定以及对商事活动调整的广度和深度等法律规制方面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调整,这使得唐代政府对商业活动被动调整的立法理念得到了纠正。宋以来的种种商事实践表明,两宋所颁行的法律已经在悄然撼动着封建制的根基。统治者对于商事交易活动介入的加深从表面上看是为了解决国家的燃眉之急,强行切分商业利润,但实质上则彰显了国家对于承认并保护个体商业经营的政府决心;两宋＂新经济＂思潮及其商事法律的制定与实施体现了我国商业政策从＂超经济强制＂向＂经济强制＂的历史过渡。     

论我国一人公司设立“三禁止”

公司法修改已尘埃落定,新法将于2006年1月1日实施,允许设立一人公司是这次公司法修改的亮点。新公司法中禁止自然人设立复数一人公司而不禁止法人设立复数一人公司,不符合单个主体设立多个一人公司之立法本意;新公司法对实质一人公司不加以禁止,导致实质一人公司股东再行设立其它形式上一人公司和实质上一人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自身的特点决定了股东人数的单一化将使一人股份公司的存在失去意义,故立法禁止设立一人股份公司。     

论少数民族地区商事法律规范体系的制度重构北大核心CSSCI

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较用以规制少数民族商事交易的独立性、自治性法律规范尚未形成。原因在于我国的立法体制存在障碍,少数民族商事习惯缺乏整合,对商事法律规范的创新力度不足。从长远来说,少数民族地区应充分发挥区域自治立法功能,通过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双重完善,深入推进少数民族地区商事法律规范的制度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