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与巴基斯坦关系的改善及其制约因素

冷战后,巴基斯坦在美国外交中的战略地位明显下降,特朗普上台后更是重印轻巴,推出了高度重视印度的南亚战略和印太战略,对巴基斯坦则实行极限施压政策以逼其加大反恐力度。美国的政策变化引起了巴基斯坦政府和民众的不满与抵制,两国间出现激烈的外交纷争,美巴关系陷入僵局。然而,巴基斯坦在美国的阿富汗战争和外交战略中处于不可忽视的地位,并且巴基斯坦是具有一定的对美反制能力的地区强国,特朗普政府在更为重要的阿富汗和谈问题上需要得到巴基斯坦的帮助。在权衡利弊后,特朗普政府调整对巴基斯坦政策,从以压促变调整为拉拢利用,美巴关系随之从高度紧张走向逐渐缓和。然而,美巴在短期利益和长远战略上都存在难以弥合的矛盾和分歧,双边关系发展缺乏坚实的合作基础和长远计划,两国在主要的共同利益——阿富汗政治和解方面存在目标和利益差异。此外,美印关系不断提升,使美巴双边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困难重重。美国不愿放弃在巴基斯坦及邻近地区的战略利益,短期内会维持美巴合作,但从长远看,众多挑战和制约因素使两国关系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美巴关系的走向不仅影响到南亚局势,还会冲击到我国的周边安全、中巴关系的发展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应当密切关注。     

外交身份框架调整影响下的德国对美同盟政策变化

在德美同盟中，德国并非完全追随美国，其对外政策呈现出在“战略协调”与“外交对抗”之间动态变化的特点。根据本体安全理论，德国动态调整对美同盟政策的动力机制源自于德国维护其“文明国家”“西方国家”和“正常大国”复合型外交身份稳定性的需要。德国在“战略协调”和“外交对抗”之间的策略选择，取决于美国外交政策对德国复合外交身份稳定性的冲击程度。当美国对外政策调整严重威胁到德国外交身份的稳定性时，本体安全机制会推动德国调整其对外身份的叙事结构，指导德国采用外交对抗或战略平衡的方式应对由此导致的身份危机。不过，德国的对美政策调整被限定在外交身份框架的范围之内，因而两国间的分歧不会造成德美同盟关系的根本性破裂。     

从德国对阿富汗和伊拉克问题的不同态度看德美外交差异

德国联邦政府在"9·11"事件之后明确地站到了美国一边.在联合国主持下,德国还牵头在波恩彼得斯贝格召开了阿富汗问题国际会议,并提供了约3.4亿欧元的人道援助.但红绿政府第二任期伊始,德以绝不参与任何攻打伊拉克的战争以及不赞成武力推翻萨达姆政权的立场使德美关系陷入了一场深刻危机之中.本文旨在通过比较红绿联盟政府在阿富汗和伊拉克问题上的不同态度来探讨德美外交政策差异的深层次原因.     

国际秩序变革与日欧战略接近

百年变局之下,国际秩序急剧变革。权力政治回归,国际秩序动摇,中美博弈加剧,地缘政治因素成为日本制定对外战略的重要考量。为在秩序变革期充当主动角色,维护和拓展战略利益,影响甚至主导国际秩序重塑,日欧开始从全球角度定位双边关系,积极充实战略伙伴关系内涵,加快推进经济、安全和战略等全方位合作,日欧关系由此进入备受关注的"蜜月期"。双方在战略接近过程中,在确保现实利益基础上,注重维护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强调价值观外交。在对华谋利的同时,欲以规则来规范其国际行为;同时规避美国单边主义风险,提升对美战略合作关系。从双方战略接近态势看,日欧合作全方位展开,呈现出战略性借重之态,显露出积极塑造新秩序的"战略雄心"。而双方战略接近能走多远,其雄心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仍受制于多重现实因素。中国应高度重视日欧战略接近的对华影响,从理论与实践上进行相关知识储备与政策应对。     

奥巴马执政以来的美俄关系

"重启"美俄关系是奥巴马执政后重要的外交议程之一。美国面临的多重困境是奥巴马政府积极"重启"美俄关系的关键推动力量。2009年的美俄外交呈现出"务实"和"机制化"的特征。相对国家实力的对比变化,使"奥巴马-梅德韦杰夫时代"的美俄两国在尊重和平等的基础上发展双边关系成为可能。美俄双方一直存有严重分歧的议程有可能成为2010年美俄外交的难题,为未来两国关系的发展增加变数。     

论从疏远到对抗的德俄伙伴关系

冷战结束后德俄关系在整体上保持融洽。但近几年德俄关系正经历变化,相互疏远愈发明显。2009年默克尔政府更换了联合执政伙伴,导致德俄关系开始疏远,2012年普京重返克里姆林宫使德俄关系进一步疏远,2013年底默克尔开始第三任期也缺乏进一步发展双边关系的愿望。究其原因,是两国政治家各自不同地强调双边关系优先次序并致力于不同的目标。而乌克兰危机又给德俄关系增添新的分歧与矛盾,致使疏远中的德俄关系逐步转向争夺与对抗。     

经济失速背景下的“土耳其模式”危机与土欧关系

近年来,土耳其面临政治、安全、外交与经济上的多重困局,尤其是经济的持续疲弱正在产生日益深远的内外影响,曾经被树为发展样板的"土耳其模式"也陷入危机之中。经济失速使"土耳其模式"赖以形成的经济基础大幅削弱,从而推动了国内的政治动荡与保守化,加快了埃尔多安的威权化步伐,也加剧了既有的外交困局。经济失速、民主褪色、外交困境共同导致"土耳其模式"的危机甚或破产,从而削弱了土耳其的国际地位,影响其入盟进程,使土欧双方的核心期待均遭破灭,进而动摇了双边关系的内在基础,而难民危机等外在冲击也激化了双方的分歧与矛盾。当前的土欧关系走到了调整与重建的十字路口。     

日本在缅甸的平衡外交:特点与困境

冷战时期,日本与缅甸建立了特殊的历史友好关系,但在1988年以后双边关系较为冷淡。尽管日本之后一再努力,希望恢复昔日对缅影响与特殊的邦交,但收效甚微。日本在对缅关系上,一方面利用援助制裁实行有限的压力政策,另一方面又保持对缅接触,实行制裁和接触政策之间的中间路线。日本在缅甸问题上表现出的两面性,是其在国内各界分歧、日美基轴外交与亚洲独立外交、国家利益与价值观外交之间相互平衡的结果。     

美欧分歧与"适应霸权"--罗伯特·卡根《天堂与实力:新世界秩序中的美国与欧洲》评介

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不外乎美欧关系了。这对盟友一个是昔日的世界霸主,另一个是当今世界的盟主。它们同是世界最发达国家和地区,发源于共同的西方文明,又都是“启蒙运动的孩子”,有着共同的价值观、相同的宗教、相似的文化背景和相近的生活方式。在处理世界事务、制订外交政策时,似乎有着“共同的理念与理想”。至少从表面上看,它们都倡导立宪民主,主张多党政治,强调个体人权,赞成自由贸易,反对恐怖主义和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然而,这么多表面上的相似,却无法掩盖双方越来越多的分歧,这一分歧最终在对伊拉克战争问题上,形成了水…     

中美在缅甸问题上的分歧与合作展望

缅甸资源丰富、战略位置重要。1988年军政府再次接管政权以来，缅甸民主化一直是国际热点问题之一，不仅影响着缅甸与美欧关系，也牵动着中关的地区利益。中美涉缅利益各异，在处理缅甸问题的方式上也存在较大分歧，在国际场合发生争议。不过，从2011年开始，缅甸开启广泛的政治经济改革，美缅关系明显改善，双方少了很多对抗色彩，中关在...     

美国对伊拉克库尔德问题政策的演变

随着美国在中东利益的扩大和深化,库尔德问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开始正式进入美国的外交考量。基于伊拉克特殊的战略地位和局势演变,库尔德问题在美国外交中发挥的作用更大且更具有长期性。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提出"民族自决"原则为起点,1991年海湾战争为关键节点,库尔德禁飞区设立为重要标志,美国对伊拉克库尔德问题的政策可分为海湾战争前和海湾战争后两大时期。美国与伊拉克库尔德人之间的关系经历了重要的转变,但这并没有改变美国在该问题上所采取的实用主义立场,因为伊拉克库尔德问题本质上只是美国处理和伊拉克及中东关系中的一个部分。美国根据自身的国内政治状况、国际战略、中东利益、对伊拉克政策和地区形势的具体变化,不断调整在库尔德问题上的政策,谋求美国在中东的霸权地位。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中的国际秩序博弈

随着中美关系由普通大国与超级大国的关系转变为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的关系,双边关系中竞争的一面在上升。与之相应,国际秩序已经成了两国博弈的重要领域。国际秩序问题在中美两国的国际战略中都占有重要位置,然而,两国的国际秩序观和变革国际秩序的诉求又存在着很大差异,这就决定两国在国际秩序变革上虽然有合作,但竞争也非常激烈。中美国际秩序竞争的核心内容是领导权问题,而领导权之争的本质是两国意识形态竞争,这种竞争目前表现为"两个秩序"之争,即美国主导的现行国际秩序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国内秩序之争。意识形态之争是中美关系中的重要结构性矛盾,对两国战略关系走向发挥着重大影响。破解中美秩序困境的根本出路在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中美两国都需要用合作主义来指导双边关系发展,通过合作来管控在国际秩序和意识形态上的分歧,确保两国不冲突不对抗。     

从联合国安理会改革看中欧战略关系的局限性

中外学界普遍认为中欧广泛的战略共识是双方关系快速发展的原因之一。对于致力于应对全球安全威胁,牵制美国单边主义倾向,推动国际多边合作,提升自身国际形象与影响力的中国与欧盟而言,联合国安理会无疑是促进双方战略合作、实现共同战略利益的重要舞台。但是在极具重要性的安理会改革问题上,中欧非但很少进行互动与合作,还表现出明显的分歧。本文通过分析联合国安理会改革进程以及欧盟和中国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探寻欧盟本身的分歧、美国的负面影响、中欧双方在战略实践层面上的具体分歧等三方面因素对中欧战略伙伴关系的阻碍和制约。     

试析俄美矛盾的原因和实质

冷战后,俄美经历了一段浪漫的“蜜月”时期。表面上看来,俄美两国似乎已经由“冷战对手”变成了“战略伙伴”。然而,1994年初以来,俄美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上的矛盾和摩擦叠现。这并非是两国对外政策的偶然摇摆,而是有其一系列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原因的。其实质是两国战略利益的冲突和重新争夺势力范围的斗争。     

普京三任外交启动:光荣、梦想与现实

普京2012年5月再次出任俄罗斯联邦总统以来,其外交政策表现为先近后远,以独联体为基础,推进对华、对上合组织的关系;对西方则厚欧薄美,拉住欧洲,暂时"绕过"美国,但不放过与其改善关系的机遇;经济上积极进取,打造欧亚经济联盟,同时利用WTO、APEC和G20等多边经济平台,扩展俄影响并赚取经济实惠,并有选择地倾斜亚太。维护和推进中俄关系是"普京3.0"外交重点之一。尽管双边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但双边关系的结构和中俄对此的认知,都存有若干"瓶颈"问题。此外,中俄在协调上合组织与欧亚经济联盟之间的关系、应对西方对两国周边和利益的挤压、维护国际战略和经济稳定方面,都有进一步协调的必要和空间。     

美俄关系拟“再重启”的逻辑、领域与限度

特朗普上台后,美国新政府开始奉行新的外交理念并拟再次"重启"美俄关系,这不仅是其新外交理念的必然要求,而且是遏制中国的现实需要,同时也是与俄对抗政策失效后的不得已选择。美俄关系拟"再重启"的领域包括叙利亚问题、乌克兰问题、打击恐怖主义以及战略稳定与军备控制等。然而,虽然特朗普意欲"再重启"美俄关系的意愿明显,但美国国会、舆论界以及精英群体中明显占据优势的反俄情绪势必对其构成极大牵制;美国不可能解除对俄罗斯的制裁,双方在称霸与反霸、单极与多极、崛起与打压、遏制与反制等问题上的结构性矛盾难以消解。此外,北约与俄罗斯之间围绕"东扩"与"反东扩"的矛盾与分歧不可调和,双方军事遏制与反遏制的激烈程度也难以缓和。所有这些因素都制约了美俄关系"再重启"的限度。本轮美俄关系即使实现了"再重启",最终仍有可能"重蹈"之前的"覆辙",美俄之间竞争及对抗的关系模式难以改变。     

编后

前不久 ,我们欧洲所参与承办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首届国际问题论坛 ,论题叫做“欧洲模式与欧美关系”。京城内外的各路专家学者汇聚一堂 ,研讨会开得是卓有成效、热热闹闹 ,吵得是沸沸扬扬、不可开交。吵什么 ?欧美关系。笔者已经多年不见那种“针尖对麦芒”、面红耳赤的场面了 ,不禁为之叫好。但为什么欧美关系如此牵动众多国际问题研究“大腕”们的神经 ?粗粗想来 ,原因有三 :其一 ,它是国际政治近期变化最大的一个热点问题。以是否对伊拉克开战为主要事端 ,以德、法为首的一些欧盟成员国与美国之间发生了明显的矛盾和分歧 ,而且如今尽管伊拉…     

权力、威胁与大西洋同盟的未来

伊拉克战争以来 ,大西洋同盟遭遇到了历史上最严重的危机 ,美欧之间的矛盾与分歧几乎宣告“西方的终结”以及“大西洋同盟的崩溃”。与冷战时期相比 ,今天大西洋两岸矛盾的根源在于 :一是力量对比发生变化 ,二是共同威胁消失 ,两者共同导致相互依赖关系下降。因此 ,大西洋同盟如果不能恢复一种保持稳定的权力分配格局 ,不能寻求一种共同、致命的威胁 ,从而继续维持相互依赖关系 ,那么其走向衰落并解体的命运将不可避免。     

伊拉克战争与德美关系危机

德美关系因伊拉克战争而陷入深刻危机。文章试图在跨大西洋关系的框架内探讨危机产生的背景和原因 ,分析德美关系的现状及未来发展。     

法美分歧原因的历史考察

二战结束以来,法美关系一直呈现出不太和谐的特征。究其根源是二战赋予了法美两国截然不同的心态,法国人的屈辱感与美国人的自豪感形成了他们之间巨大的心理鸿沟,两者之间在目标上的冲突也使他们的分歧在所难免。冷战后,法国积极推动欧洲一体化进程,意在使欧盟成为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一极力量,借此提升法国的国际地位。但是,美国作为惟一的超级大国,其优势地位获得了显著提高,与法国乃至欧洲之间的差距在进一步扩大。美欧关系的不平等为滋生法美之间的分歧提供了土壤。"9·11"事件后,布什政府奉行具有单边主义倾向的外交政策,其一超独霸的态势愈发明显。希拉克政府倡导多边主义外交,意在与美国分享权力。双方关系因而发生了激烈的碰撞。显然,法美分歧既受情绪的驱动,又受利益的驱使,是法美两国关系长期互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