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初日本对外目标及外交战略探析

21世纪初期，日本在坚持“普通国家化”既定战略目标的基础上，从国家战略原则、战略重点及国家利益出发，围绕日美同盟、联合国外交、亚洲外交、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等战略重点，力求以“全方位外交”实现日本国家对外目标及外交战略意图。     

美国学者研究当代中国周边外交与安全的新视角

长期以来,美国学者把对中国周边安全研究置于国际体系演变的背景下进行考察,他们密切关注中国周边外交政策调整,把"亲诚惠容"理念与中国提升周边外交软实力联系起来,认为这是中国展示"魅力外交"的重要途径。美国学者对中美在朝核问题上所扮演的角色有不同的认知,他们从地缘政治困境的角度分析"六方会谈"机制的得失,强调美韩同盟、美日同盟对解决朝核问题的制约作用。中印美战略关系的形成对南亚及印度洋的和平与安全至关重要,美国学者认为虽然美印对华战略选择不尽相同,但实行对华接触政策符合美印全球战略的需要,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的双重因素制约着变化中的中印美三角关系,经济与安全是检验三角关系好坏的试金石。美国学界有关地缘政治经济考量、软实力外交、联盟体系制约作用的研究,凸显了其当代中国周边外交与安全研究的新视角。     

非对称同盟内部矛盾与美菲关系的转折——以菲律宾对美国政策变化为主线

力量不对称的同盟是当今世界诸多双边或多边同盟的常态,而非对称同盟中更弱小的一方基于有限实力和安全需求的考虑,通常都会依赖同盟大国的保护,为此在对外政策中更多地选择追随同盟大国的行为.然而,国际政治的历史和现实却一再表明,非对称同盟中的小国也可能表现出与常规认知相反的、针对其更强大盟友的外交疏离行为,也即在不对称同盟内部可能存在比常规矛盾更加深刻的问题.本文从盟友之间的战略分歧、收益落差及需求差异,盟国自身的内政变化,以及同盟外部威胁的弱化三个层面分析非对称同盟内小国对大国的"外交疏离"现象,并结合美国与菲律宾同盟关系的调整及美菲在南海问题中的互动,进一步分析上述三个层面影响要素的解释能力,指出美菲关系在克服这些矛盾时所面临的挑战,以及此类同盟内部矛盾得以缓和与化解的条件.     

冷战后德国的北约战略及德美关系研究

冷战后德国的北约战略呈现一种基调未变、自主性增强的发展态势:一方面,德国继续将北约视作本国安全的基本工具,在美国和欧洲大陆盟国间维持一种稍微"亲美"的大体均衡;另一方面,随着安全情势的整体好转,德国基于本国立场,逐步构筑一种相对独立、扩大发言权的同盟战略姿态。在同盟内部,历任德国总理都重视同美国维系总体上的合作关系,但在诸如伊拉克战争等域外行动问题上,德美关系也曾纷争不断,甚至严重恶化,其负面效应尽显。德国的北约战略处于一种本国诉求提升、能力略显不足而又依赖于美国的有限运作空间,德美安全关系继续保持一种美国占据主动权的不均衡态势。     

平衡至上，国家利益至上——析德国默克尔政府的对美政策

默克尔总理领导的大联合政府执政一年间将改善德美关系作为外交工作的一个重点,对德国的对美政策进行了调整。这一调整主要表现在默克尔在寻找独立自主外交的同时,实现同美国的和解与接近,并平衡德国对欧政策和对美政策这两个外交支柱,以达到追求本国利益的目的。     

在历史与地理之间——澳大利亚安全认知与实践的两难抉择

自美澳同盟建立以来,两国间的同盟关系不断强化。但由于美澳同盟特殊的历史背景,特别是澳大利亚在外交决策的独立性与结构性限制之间长期存在的矛盾,使其身份定位和国家利益观念的碰撞始终影响着自身安全认知的形成。当战略环境出现变化时,澳大利亚的安全认知就会面临在"历史"与"地理"之间抉择的过程。当前,亚太地区的安全形势正处于不断调整之中,再次使澳大利亚面临着类似的困境。具体到政策选择上,这将对美澳同盟的发展以及中澳关系产生一定影响。     

冷战后韩国国家战略的调整与评估

冷战结束后，朝鲜半岛的“冷战孤岛”地位反而愈加凸显，这促使金泳三、金大中、卢武铉、李明博四届政府继续奉行“富国强兵”战略的同时，也对安全、发展、外交、统一四大战略维度进行了调整和“提升”。总体来看，在安全方面，依托韩美同盟，发展自主国防，以应对多重威胁；在发展方面，对内改革，对外合作，力求成为东北亚经济中心国家；在外交方面，试图扮演“平衡者”角色，谋求发挥地区主导作用；在统一方面，通过缓和求安全，以安全促发展，希望在民族共荣的基础上实现国家统一。从韩美、中韩、韩日、韩朝四组双边关系，对四届政府国家战略的设定与运作进行空间审视和绩效评估后指出：韩国的国家战略目标宏伟，而战略资源不足，导致其战略成果有限。     

民主国家同盟战略与意识形态话语下的中美关系

民主国家同盟是美国普林斯顿国家安全研究报告提出的核心概念.这一概念是对美国大西洋战略的经验总结和理论诠释,在亚太地区则通过美、日、澳、印四国同盟倡议的提出和实施得以体现.近年来美国与日、澳、印等所谓民主国家进一步加强了军事交流与合作,显示出美国对外战略,尤其是对华战略中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考虑.民主国家同盟战略若变成现实,美国势必加大输出民主和人权的力度,从而将对中国施加更大的意识形态压力.这种情势无疑将使中国对外战略在21世纪面临某种不确定性,相应的调整和应对在所难免.     

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大国态度的比较分析

在共同外交与安全领域,欧盟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属于政府间合作性质,其发展进程既受到欧盟成员国尤其是英、法、德等大国态度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亦受到相关非成员国特别是欧盟最重要的伙伴盟国美国立场的制约。本文从比较政治学的视角具体分析英、法、德、美等大国在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上的立场和态度,指出:英国视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为追求本国利益的工具,充当欧美之间的平衡器与调停者;法国作为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最坚定的推动者,积极寻求欧盟在国际事务中用一个声音说话;德国借助共同外交与安全建设,谋求欧盟政治领导和世界性政治大国地位;美国则主张在北约框架内推动欧盟有限的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继续保持美国在欧洲安全事务中的主导权。     

美韩同盟再定义与韩国的战略选择:进程与争论

本文系统总结了自2002年底以来美韩同盟再定义的磋商过程,以及双方在驻韩美军基地调整、同盟内部军事安全角色分工、同盟的未来战略构想等三大焦点问题上所取得的实质性进展,认为通过区域扩展和内涵扩展的路径选择,美韩同盟再定义已基本实现利益平衡与威胁平衡的双重目标。通过对美韩全球性战略同盟关系的定位与确认,韩国也由此结束了数年来激烈的外交方向辩论,再度确立了中近期亲美的结盟外交路线,然而有关韩国对外战略的争论不会就此终结。     

欧盟能源供应安全的国际战略及其困境

因能源严重依赖进口,能源供应安全一直是欧盟关注的一个重要战略问题。近年来,由于欧盟周边局势动荡,特别是俄罗斯与中亚独联体国家的关系复杂多变,欧盟能源供应安全面临严峻的挑战,能源供应多元化成为欧盟追求的一个战略目标。但欧盟目前的对外政策和行动与其能源供应安全的目标之间存在不匹配现象,欧盟须对其对外政策进行调整,特别是要使其对外政策的其他目标与能源供应多元化目标之间相互协调,并加强与其他能源进口大国之间的协作,同时调整其追随美国的外交政策与实践。     

原敬的日美协调外交构想

原敬以"时势论"和"实力论"的政治理念为基础,通过访美考察,形成对美认识,这种认识对于原敬的日美关系认识产生重要影响,以其对美认识为前提,原敬指出,在对外关系中要特别重视日美关系。针对日俄战争后日美关系之恶化,原敬强调要缓和日美关系,尤其是"满洲"政策要认真考虑美国因素之重要影响。一战期间,原敬以其政治理念,进一步阐释日美关系,强调日美间要避免战争,认为日本要解决中国问题,日英同盟或其他同盟均无助益,必须要取得美国谅解,与美国保持亲密关系,进而提出日美协调外交构想,并期望通过与美国共同出兵符拉迪沃斯托克开启两国合作之开端。原敬并非是无条件实现日美协调,而是在维护日本国家利益,即日本在华传统权益,尤其是所谓"满洲"权益的基础上,以美国承认日本之特殊地位为前提。原敬的日美协调外交构想作为其对美外交政策的思想基础,促使原敬内阁成立后确立以日美协调为核心的外交政策。     

核武器对同盟的影响——以朝核问题与日美同盟的互动为例

核武器通过对威胁能力与威胁认知的修正对同盟建立产生影响。核武器及其拥有国的数量影响同盟的结构样式和结构变动。核武器拥有、部署及威慑功能的变动持续塑造同盟参与国对威胁的认知,从而影响同盟参与国的对外政策。同盟内核保护的明确性与可信性、核武器功能及部署的分享与分工、国际核安全机制的构建,都将影响同盟的内部互信。综观朝核问题对日美同盟的影响:日美同盟参与国对外政策的不协调为其表,日美同盟内互信的动摇为其中,日美同盟结构的进一步"平等化"为其里。     

周边建构与美国盟友的联盟战略——以澳美同盟为例

拜登执政以后，美国加大了对联盟体系的更新与建设，由于实力的相对衰落，美国日益依赖联盟体系推动其全球战略，盟友关于联盟的战略定位以及与联盟的互动正在成为影响美国联盟体系发展变化的重要方面。当前，对于美国联盟体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联盟管理、联盟困境与联盟转型三个方面，对于盟友的分析也多采用霸权国视角。文章借鉴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建构主义思想，结合源自中国的“周边”概念，通过对比陆权、海权等地缘政治概念，阐释了国家以我为主建构周边的过程，论证了周边建构在国家对外战略中的突出作用，初步探索了周边的地缘政治内涵。通过引入实力认知、历史记忆、美国介入以及战略时机四个变量，从中观的地区层次分析了美国盟友的周边安全建构对其联盟战略的影响。文章梳理了澳大利亚周边安全建构的历史，运用以周边为核心的理论框架，探讨了在《澳新美同盟条约》以及“澳英美安全伙伴关系”形成过程中澳大利亚联盟战略的演化机制，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当前联盟战略研究中观地区层次的缺失，指出美国盟友的联盟战略主要围绕其对周边的安全建构而形成。     

美日同盟的机制化与战略转型

美日同盟起源于美国对日本的战后改造安排,其机制化就是指美日双方不断确立同盟共识,并基于同盟共识来确立战略目标,建立同盟合作规则和机制的进程。自1960年修订同盟条约之后,美日制定和升级了三个《防卫合作指针》以推动同盟的机制化。作为美国控制日本的长期战略框架,美日同盟建立在美日之间的安全和经济的战略大交易基础之上。美国利用双边的同盟结构,采取所谓"高压政治"的手段来掌控日本和美日同盟,这使得它的"同盟困境"呈现出"单向度"的特征。美日同盟的机制化进程与经济关系的失衡是相互加剧的关系,并隐含着推动日本军事化的内在要求。本文认为,美日同盟的机制化实质上就是美日军事一体化,常设同盟协调机制(ACM)的提出标志着建立固定的、实体性的军事结构的开始。当前美日同盟的机制化或军事一体化以应对"中国崛起和朝核问题"为新的同盟共识。     

“印太战略”下美菲同盟强化的动向与影响

在“印太战略”背景下，拜登政府将东南亚定位为“印太区域架构的核心”和“地缘政治竞争的中心”,在经济、发展和安全等领域全面重启东南亚政策，以维护美国在东南亚、印太乃至全球的战略优势。因其独特的战略重要性，美菲同盟成为拜登政府重振美国的全球联盟和伙伴关系，构建印太区域安全机制和提升区域掌控能力，应对和克服中国日益增强的军事能力和经济挑战的关键一环。为此，围绕军事、政治、经济、社会等多个领域，拜登政府主要通过“内部深化”和“外部拓展”两大路径，全方位推进美菲军事同盟不断强化，并在菲方政治势力配合下实现其战略目标。不过，这一目标仍面临美国内政、菲方意愿及美国自身能力等关键因素的限制。     

艾森豪威尔政府对联邦德国政策新探(1953-1960)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NSC160/1文件和NSC5433/1文件确定了美国对《欧洲防务共同体条约》的基本政策,杜勒斯是在这两个文件确定的路线和策略方针的范围内展开“压力外交”的。NSC5803文件则是第二任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德政策的纲领。艾森豪威尔政府虽然标榜支持德国重新统一,其现实政策却是维持东西德的长期分裂局面、要求联邦德国在西方防务领域做出更多的贡献和帮助美国解决国际收支危机。美德同盟关系逐渐由联邦德国的依赖向在某些领域协助甚至替代美国的方向转变。     

美日同盟的新一轮强化:内容、动因及前景

2015年4月底,美国和日本签署新版《美日防卫合作指针》,这是冷战后美日同盟强化的一个标志性节点。美日不仅更新了同盟的主要目标,更显著拓展了两国安全合作的范围和层次。美日战略目标和政策方针高度契合是美日同盟强化的主要原因。奥巴马政府推行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与安倍政权鼓吹的"积极和平主义"需要两国相互配合与支持,这使新形势下强化美日同盟具有必然性和稳定性。然而,美日两国的国家利益和政策导向也在一些关键领域存在分歧。     

小泉政府外交政策的走向及其动因

小泉政府的外交政策代表了21世纪初期日本对外战略的发展方向,事关亚洲及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小泉政府的外交政策可以概括为:加强日美同盟,背靠美国,"借船出海";酝酿修改和平宪法,摆脱战后束缚,向"普通国家"过渡;在历史问题上态度更为强硬;兼顾亚洲,谋求建立日本-东盟关系新模式,争夺亚太事务主导权.小泉外交的主要影响因素有:日本长期以来谋求政治大国地位的战略考量;美国布什政府对日政策调整的牵动;日本国内经济政治和社会思潮现状的制约;中国经济增长对日本的刺激.     

冷战后美日同盟的三次调整

在克林顿、布什、奥巴马三位总统任内,美日同盟经历了三次调整。1996、1997年接连出台了《美日联合安全宣言》和新版《美日防卫合作新指针》,对同盟进行了再定义,安保体制从"专守防卫"扩大到了"应对周边事态"。布什政府任内同盟被定义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日本自卫队为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的美军提供了后勤支持。加强美日同盟是奥巴马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重中之重,美国强化了在中日钓鱼岛争议中支持日本的立场。2015年出台的新《美日防卫合作指针》强调美日间安全与防卫合作的全球属性,扩大了合作的范围,要求同盟从平时到战时都实现"无缝、强力、灵活、高效"的协调和反应。解禁集体自卫权是三次调整的核心内容,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被架空。同盟的调整既表现了美国共和、民主两党政策的高度一致性,也显示了美日两国利益的高度契合。中国因素是同盟调整的一个重要考量,美日在制衡中国上有共同需求。同盟的调整给亚太地区安全形势增加了不稳定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