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伙伴”意识与日本式民主主义

从日本人“伙伴”意识的角度分析了日本政治中的“派阀”、“世袭”和“学阀”现象，认为这三种现象都是日本的集团主义，特别是封建的宗派主义的表现。“派阀”是日本各个政党中普遍存在的现象，本文着重以自民党内的“派阀”为例，分析了它的现状和特点，也兼顾了民主党的派性并进行了分析；“世袭”也是日本政界普遍存在的“伙伴”意识的一种特殊反映，着重对其在选举中的作用和日本政界“世袭”的现状进行了分析；最后对以出身大学相同而结成的“学阀”现象进行了分析。无论是政党政治中的“派阀”现象，各政党内存在的“世袭”现象，还是日本社会广泛存在的“学阀”现象，都是日本文化中“伙伴”意识的反映。它本身并无优劣之分，在政治活动中以宗派主义的形式出现，却使小集团的利益高于政策的制定，甚至由此忽视了政治理念的实践。特别是它经常无视民意的结果，还反映了日本式民主主义的封建局限性。     

“转向东方”话语下的中俄“东北-远东”地方合作

普京在2012年开启第三个总统任期后,迅速将以远东开发为载体的“转向东方”政策提上议事日程。2014年乌克兰危机后,俄罗斯进一步将“转向东方”作为国家外交突围、经济纾困的主要策略。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在遭受西方阵营集体排挤的情况下,“转向东方”更是成为俄罗斯避免经济被完全排除在全球循环之外的主要依托,也是为俄罗斯经济寻找新增长点的希望。“东北-远东”地方合作是俄罗斯“转向东方”以及中国“一带一路”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的重要成果之一。比较2012年和2022年的“转向东方”,心理、经济、地理结构存在明显差异,使得当前俄罗斯“转向东方”的面貌与十年前相比有不同的呈现,主要表现为：在心理结构上,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危机严重削弱了俄罗斯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在经济结构上,中国长期高速发展使得俄罗斯“转向东方”依赖中俄合作;在地理结构上,“软硬”基础设施缩短了俄罗斯与东亚的空间距离。与2012年相比,2022年以来俄罗斯“转向东方”无疑更接近于战略选择,而非技术性调整。俄罗斯正以空前开放的姿态面向与中国的合作,为未来中俄“东北-远东”地方合作的全面铺开奠定了基础。     

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并联式”特质

现代化的“中国样本”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有原则的实践,既具有独特优势,也面临特殊难题。中国式现代化既然是“中国式”的,就自然具有中国特质。理解和把握中国式现代化,关键是要精准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质。中国式现代化遵循“互鉴性文明”“整体性文明”“竞合性文明”逻辑,超越“单一线性论”,体现了现代化的多样性与“时空压缩”效应;超越“单向度论”,体现了现代化的全面性与“协调发展”效应;超越“国强必霸论”,体现了现代化的和平性与“文明发展”效应。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西方现代化道路不同：从发展进程看,中国式现代化是“并联式”的现代化,而西方现代化是“串联式”的现代化;从建设内容看,中国式现代化是坚持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现代化,是“五位一体”的现代化,而西方现代化特别是早期的现代化则是单维的;从建设成效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超越了西方现代化“串联式”发展逻辑,表现出以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为特征和注重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并联式”发展逻辑。中国式现代化是发展起来的中国对人类作出的创新性贡献。     

美国“新欧洲”战略初探

伊拉克危机引发了舆论界和学术界有关美国“新欧洲”战略的议论。本文对该战略进行了初步探讨。文中指出 ,“新欧洲”战略根本上是冷战后美国对欧战略调整的产物 ,其出现带有某种必然性 ;近年来美欧矛盾的激化加快了美国对欧战略调整的步伐 ;中东欧国家主动靠拢美国为“新欧洲”战略的形成提供了必要的基础。“新欧洲”战略的实质是分化和削弱欧洲 ,即美国试图通过北约扩大在欧洲内部建立一个亲美阵营 ,利用中东欧“新欧洲”来牵制德法“老欧洲” ,以此限制欧盟的强大。“新欧洲”战略将对美欧关系产生严重的消极影响。     

在"一国两制"条件下推进香港人心回归

本文从香港人心状况分析、“一国两制”推进香港人心回归、“港人治港”凝聚人心等三个方面论述了在“一国两制”正确方针指引下,如何推进香港人心回归的问题。香港回归祖国,使香港民众经历了一个历史性巨变,兼顾了各方面利益的“一国两制”及凝聚香港人心的“港人治港”等政策的成功实践,消除了香港民众对回归的疑虑和迷惘, 恢复了对香港繁荣和发展的信心和干劲。     

作为传统需求管理工具的美国财政政策

作为传统需求管理工具的美国财政政策主要包括“启动注水”政策、“补偿性”政策和“增长性”政策三种类型 ,三大政策的目标取向分别定位在“反萧条”“反经济周期”和“加速经济增长”。实践中 ,它们均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经济形势和经济理论发展的需要。只要运用得当 ,三大政策在各自的作用区域均能取得较好的效果。三大政策都是以赤字手段实现经济稳定和增长的目标 ,但实现的目标各有侧重 ,采取的方式和手段也有所不同。无论实施哪一种政策 ,都需要对经济形势做出比较准确的判断 ,并主动予以实施 ,政策实施的力度和时机选择非常重要。从三大政策中应该汲取的一个教训是 ,财政政策的目标定位应该合理适中 ,要把短期稳定目标和中长期增长目标结合起来 ,不能厚此薄彼。     

“地缘政治欧洲”:欧盟力量的地缘政治转向?

新一届欧盟委员会明确将自己定位为“地缘政治欧委会”,预示着欧盟对外政策出现地缘政治转向,“地缘政治欧洲”或将成为欧盟力量的新标签。“地缘政治欧洲”的定位,是对此前欧盟作为“民事力量”“规范力量”和“联系力量”的补充和修正。基于对自身地缘敏感性与脆弱性的新认知,加强欧盟在地缘政治世界中的力量已成为欧洲政治精英的共识。“地缘政治欧洲”包含内外双层地缘结构,不仅要加强军事力量,向陆权倾斜,还要巩固内部堡垒,强化欧洲地缘政治参与者的主体性与空间性,工具化欧盟经济力量,加大数字与技术、基础设施领域的竞争。中国应重视“地缘政治欧洲”的回归,主动调整对欧方略,推动中欧战略对接。     

北约东扩:历史地理规律的延续?

北约东扩是“冷战”后欧洲地缘政治变化的主要事件 ,它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北约东扩有着久远的地缘政治理论根基 ,马汉的“海权论”、麦金德的“陆权论”以及历史上德国的战争地缘政治学和法国的地缘政治学理论无不包含了对欧洲权力意义的论证。本文旨在通过对“海权论”、“陆权论”及德国、法国地缘政治理论中“东进”的主张和新地缘政治学中欧洲联合思想的剖析 ,探究北约东扩的历史地理规律。     

中国—东盟共建“一带一路”的理念与实践——基于关系性合作的视角

东盟是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方向和重要伙伴。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能够为理解中国—东盟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逻辑提供一种新的思路。在关系性合作的视角下,关系因素建构了中国与东盟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基础和条件。通过对中国—东盟间政治、安全、经济关系网络的分析可知,中国与东盟及东盟国家的关系基础赋予中国—东盟显著的关系亲密度优势,为其合作进程提供了充分的保障。在中国—东盟关系网络的复合结构下,中国与东盟在各领域的关系水平决定了双方合作的空间,中国与东盟各国在关系网络中的不同位置也决定了合作条件的差异性。中国—东盟的关系基础使双方得以在理念层面相互融合,基于东盟地区合作的本土理念以及中国的国际发展合作理念建立起深厚的共识,共同推动“一带一路”合作的具体实践。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进程中,中国与东盟需进一步强化中国—东盟关系的韧性与弹性,提升双方的关系水平;同时,也需不断巩固理念共识,通过实践完善双方的合作模式,使“一带一路”建设成为中国—东盟关系性合作的持久动力。     

世界经济“半外围区”的“起飞”之路：以德国为例

世界经济的“中心一外围”结构，与世界政治的霸权秩序，是互相牵制、互为因果、融为一体的。而连结“中心一外围”结构与世界政治结构的“枢纽”，是“半外围区”里具有极其重要的安全战略价值的国家和地区。这些“枢纽”之地往往成为霸权国的盟友，它们利用自身在霸权秩序中的特殊位置，获得独特而优越的生存空间和发展机会，比一般国家更容易实现经济“起飞”。自大航海时代以来，国际政治结构中先后出现三个霸权体系，其中第二个霸权体系中的德国，正是凭借世界经济结构与霸权政治结构的互动关系所提供的独特机遇与空间，迅速实现了经济的“起飞”。德国工业化进程的典型案例，能够清晰地表现出“中心～外围”结构与国际霸权体系之间互动博弈的演进模式。     

缺失与补偿——当代“韩剧热”现象观众接受心理机制分析

“韩剧热”现象指一种发生在当代中国文化转型过程中的文化高温现象，这一文化现象具体表现为以电视剧为主的韩国大众文化在中国的火爆。论文立足于当代传播学“使用与满足”理论视角，从“韩剧热”现象的观众接受心理机制入手，从“‘情感补偿心理’的满足”、“‘娱乐渴求心理’的满足”、“‘求新、求异心理’的满足”三个方面分析这种文化现象的现代意义。     

中国共产党国际体系观的嬗变

国际体系观是人们对国际体系结构、属性及其主要矛盾等问题的主观反映，是政党和政府制定国家发展战略与安全战略的重要依据，反映了一个政党的执政理念和价值诉求。在90年光辉历史进程中，随着国际体系的变化．中国共产党的国际体系观经历了“中间地带”——“三个世界”——“东西南北”——“和谐世界”的变化过程。     

从生存和发展的视角论公务员的诚信

诚信是做人的最基本道理和原则。《中庸》里说，“诚，天之道也”，“天之道”的说法不过是强调它的应然性和必然性。孟子则明明白白地说清楚了“诚”的意思和意义：“思诚者人之道也”，做人要真心实意，真实不欺。“信”和“诚”是一个意思，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这样写道：“信，诚也”，“诚，信也”。     

德国职工“共决权”何去何从？——对目前德国职工“共决权”讨论的一些思考

职工“共决权”——“共同决定权”——是指职工参与公司管理,享有对自身利益的维护以及公司决策等进行共同决定的权利。德国的职工“共决”制度以其完善和稳固的体系,在世界上堪称独一无二。然而,正是这种独一无二的制度,在近年来德国经济不景气的大环境下饱受质疑,对此,德国企业界和学术界纷纷展开了讨论。本文从简单介绍德国职工“共决权”的概念和主要内容入手,对现在的讨论焦点进行总结,最后提出笔者对德国职工“共决权”改革的一些看法。同时,为了开拓新市场和降低劳动力成本,德国大型企业乃至中小型企业纷纷将生产基地转移到廉     

传统活动

新年早晨的第一件事情是穿上韩服“祭祖”。各种祭品要按照正确的顺序排列。“祭祖”结束后，还要“拜年”。向长辈拜年时要鞠躬，同辈之间则互相鞠躬。小孩们则可以收到长辈派发的“红包”。     

法媒视野中的“中国制造2025”

本研究采用数据驱动的文本分析方法,考察“中国制造2025”在法国主要媒体近五年的传播状况。对文本数据态度资源分析表明,中等收入陷阱、德国工业4.0与中美贸易争端是法国媒体在报道“中国制造2025”时常用的定性标签。另外,“修昔底德陷阱”已被包括法国媒体在内的西方媒体频繁用于定义中美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以己度人,以偏见人为地制造对中国的恐慌,意图引导受众误读甚至敌视中国。研究认为,法国媒体完全按照西方媒体固有的意识形态偏见来评价“中国制造2025”以及中国经济策略,远没有体现出新闻报告的客观性。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需要创新渠道,强化和西方受众直接沟通,力避西方媒体滥用其话语权进行系统性误读和歪曲。     

二战后日本政界的中国观

二战结束至中日复交前，日本政界人士的中国观大体分为“情感型”和“意识形态型”两种类型。以“情感型”中国观为主导的自民党非主流派和在野党人士在推动中日复交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基于“意识形态型”中国观考量的自民党保守派以东西方阵营画线，采取敌视中国的外交姿态，成为阻碍和延缓中日复交进程的重大障碍。     

制度对冲——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东盟护持“中心地位”的一种理论解释

冷战结束后，区域合作兴起，东盟在亚太区域合作中居于“中心地位”。随着中国的持续崛起和国际影响力的扩大，美国为了维持自身的霸权地位，对中国发起战略竞争。美国推出“印太战略”,建立竞争性的地区合作制度，制造地区对抗，对东盟的“中心地位”构成严重挑战。文章尝试构建“制度对冲”理论，解释大国竞争背景下东盟护持自身地区合作“中心地位”的路径选择。研究发现，东盟通过“疏离”和“接触”对冲中美各自主导的区域制度，并以“结网”和“引领”对冲高度不确定的地区秩序。这些发现丰富了国际关系学界有关对冲理论的研究，还有助于中国理解中小国家集团应对大国博弈的行为逻辑，提升中国与东盟的合作水平。     

＂世界工厂＂应该西移非洲

中国目前是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标有“中国制造”的商品行销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国外学者和媒体将中国称为“世界工厂”。但是,随着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现有的经济发展方式面临着新的挑战。中国要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就必须将所谓的“世界工厂”外移,而资源丰富的非洲大陆无疑是外移“世界工厂”的最佳目的地。     

中日"文言一致"运动试比较

由于发展史观以及“文言一致”自身“言”直接成“文”这一字面幻象的影响,许多人未能认识“言”与“文”均是为建立近代国民国家所“制定”(胡适)、所“独创”(矢野龙溪)而非固有,更未能深刻认识其核心是为引进西方思想、文化和政治制度而进行的“话语”建树。本文旨在通过对中、日两国“文言一致”运动的对比分析,建构亚欧参照体系,透过幻象剖析其实质,从而为全球化语境下正确解读文学作品,为重新认识国语和国文学的凝聚力和构建和谐社会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