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异体行政问责制存在的问题与对策探讨

与同体行政问责制相比,异体行政问责制是一种更有效、更符合民主政治要求的问责方式.目前我国异体行政问责制存在问责主体缺失、客体不清、信息缺失、法律法规缺失等问题.应通过构建异体行政问责体系,规范问责客体的范围,完善政务公开制度,建立健全法律法规体系等举措,确保异体行政问责制的有效实施.     

试析行政问责主体多元化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困境——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分析

自“非典”事件以来，中国不断加大行政问责的力度，行政问责制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基于委托代理理论，行政问责制的完善首先需要建立多元化的行政问责主体体系，形成以异体问责为主，同体问责为辅的行政问责制度。然而在实践中，信息不对称、媒体言论自由欠缺及权力机关薄弱等问题却阻碍了行政问责的效力，因此亟需不断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推进政府信息公开，扩大大众媒体在行政问责中的作用。     

行政问责制:行政问责主体与问责主体范围的厘定

行政问责主体从属于问责主体,在行政问责程序中有启动和实施行政问责的重要功能。行政问责主体即同体问责主体,同体问责主体与异体问责主体为并列关系,同属于问责主体集合内的一个元素。行政问责主体与问责主体之间的联系,同体问责与异体问责之间的不同,以及问责主体多元化概念的明晰,都有探讨并界定的必要性。试图从理论与实践的角度厘清同体问责主体及其与异体问责主体的关系,以期有助于行政问责制度的建设与发展。     

我国现行行政问责制的局限性及完善措施探索

我国现行行政问责制存在异体问责缺失、问责制度缺位、问责不实、问责不全、问责不公等局限性,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需要营造“问责文化”,推行“异体问责”、“制度问责”、“无为问责”、“阳光问责”。     

发挥人大在政治问责制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当前,我国问责制建设中政治问责明显不足,在制度运行中存在以下问题:重视同体问责,忽视异体问责;重视事后问责,忽视事前问责;重视应景问责,忽视立法问责;重视行政问责,忽视政治问责。克服这些问题,要发挥人大作用,加强政治问责制建设,这源于人大在政治问责制中具有主体地位及现实政治发展的要求。发挥人大在政治问责制建设中的重要作用,要着手政府问责法起草或监督法的修改工作,设计与构建人大政治问责的工作机制,正确认识执政党政治问责与人大政治问责的区别。     

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对策建议

行政问责制是现代政府强化和明确责任与改善政府管理的一种有效制度。目前,行政问责制在我国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才刚刚起步,处于较薄弱状况,面临诸多困境。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必须做到:加强行政问责制的配套制度建设;拓宽问责范围;完善异体问责;制定一部统一的行政问责法;探索中国特色问责制度。     

行政问责过程中常见的心理问题与心理疗法

随着行政问责制由同体问责向异体问责、政府问责向公民问责、行政问责向公务问责的转变,公务员在生活和工作中都承受着较大的压力。由心理压力导致的各种心理问题不仅影响了公务员的身心健康,也阻碍了政策的制定执行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因此针对心理问题产生的原因,采取有针对性的方法以维护公务员的心理健康就显得尤为重要。     

也论行政问责制

行政问责制的推行早已成关注的热点。政府和公众都意识到，要使政府及政府官员真正的担负起公共管理责任，必须建立健全行政问责制度。笔者认为，行政问责制的建立与健全，一方面需要完善的法制体系作支持，同时需要完善政府责任、信息公开、异体问责、行政救济等制度。     

中国语境下的行政问责制

行政问责制是我国建构法治政府、有限政府、效能政府的重要前提。作为中国政府体制改革的新动力,行政问责制在发挥其积极作用的同时,也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和困难。我国行政问责制实施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对问责制的理解存在误区;职责划分不明确;问责主体存在缺位;行政问责的制度建构不完善,随意性大;相关的法律体系不健全。完善行政问责制的对策是:理清党政关系,实现“权责对等”;强化异体问责力度,实现问责主体多元化;信息公开,政府透明;完善问责救济制度;建立行政责任考评和追究机制,规范各级官员的行政责任。     

行政问责制：国外经验及中国制度安排

近几年，引咎辞职成为国家对事关人民生命健康的特大责任事故严格实行责任追究的重大举措之一。为进一步强化行政监督，改进干部作风，促进干部主动作为，从而加大将事故消灭在萌芽之中的可能性，提出了构建基于长效、透明、常态的行政问责机制的构建，分析了中国实行行政问责制的现实困境，总结了国外实行行政问责制的经验，提出了中国的相关制度：应从重塑行政问责文化、健全行政问责的制度体系、厘清问责范围，明确行政责任、健全和强化异体问责机制等方面建立健全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问责机制等。     

行政问责制度的“中国意义”:问责制、行政管理体制与中国政治体制研究述评

随着对问责制度的研究深入,理论界和实务界越来越关注问责制对于中国的深层意义。这表现在问责制度与现代政府理念与实践、行政管理体制,乃至整个中国政治体制都有着密切的关联。同时,问责制、问责政府、问责中国等一系列观念的流行,也反映着问责的"中国意义"有待深化研究下去,必须探求问责制度对于政府、行政管理体制以及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论党内问责制与行政问责制的协调发展

当代中国政治体制中的党政关系决定了在推行行政问责制的同时必须发展党内问责制。党内问责制与行政问责制在问责对象、问责内容和问责功能上存在着差异。为了促进二者的协调发展,应当合理划分党政职责界限,整合各类问责制度,健全不同问责主体间的协调机制,避免以党内问责取代行政问责、法律问责。     

我国行政问责问题研究综述

近年来,随着行政问责制在公共危机事件中的运用,对其研究日益受到重视.从研究情况可以看出,责任政府的建立是行政问责的逻辑起点.问责制、行政问责和行政问责制是从不同角度对行政问责的界定.问责主体包括体制内和体制外的有权机构等,问责的客体包括行政机关、行政机关的领导者和公务人员.行政问责的范围是研究的一个重点,有人认为任何违反法律的行政行为都可能遭遇问责;也有人认为行政问责可以包括法律问责、政治问责、等级管理问责和职业道德问责四个方面;等等.在行政问责研究中还存在一些不足,如对异体问责中的具体措施及法律保障研究不够;对问责对象的范围和行政问责的救济方式与途径的研究也有待加强.     

当前我国行政问责制的伦理审思

在我国,行政问责制不仅关系着责任政府的建立,同时也关系着政府形象地塑造以及公信力的提升。行政问责制应当是行政问责主体依据相关法律,遵循其特定的程序,在全社会的共同监督下,追究问责客体责任的制度。其所蕴含的行政道德核心理念是"正"。公平、正义是我国行政问责制良性运行的灵魂所在,并且它是我国行政问责制所追求的最高伦理境界。     

行政问责制:政治意蕴、现实困境与制度创新

行政问责制蕴涵着深刻丰富的政治价值与理念,是民主政治发展的逻辑必然,是改善中国政治生态的现实需要.但目前各级政府在实施行政问责制的进程中面临着问贲要素界定不合理、问责环境发育不全、问贲配套制度缺失等诸多困境,因此亟须创新其制度设计,通过合理界定优化问责要素,培育良好的问责环境,健全配套制度等途径实现行政问责制度创新,使行政问责真正走向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     

我国行政问责制面临的困境及其对策

行政问责制要求政府及其官员必须承担政治、行政、法律以及道德上的多重责任,接受来自内部和外部的监督和控制。我国行政问责制面临的困境是:问责文化建设相对落后,制度文本设计不完善,缺乏统一有力的法律法规支撑以及配套措施供给缺失。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对策在于:培育行政问责文化,制定行政问责法和完善问责制配套措施。     

论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发展与完善

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发展与完善需要在制度建构、体制革新与机制健全三个层面上展开。制度建构层面需要从单一的政府问责扩展到党政一体化问责,从制度要素建设转向制度体系建设以及加强行政问责的组织机构建设;体制革新层面需要强化各级人大的问责主体地位,在问责客体上排除对普通公务员的问责,在问责内容上将政府"绩效"纳入问责范围以及建立规范有效的问责官员复出机制;机制健全层面则需要确立划分官员责任的合理准则,拓宽行政问责的信息来源渠道以及实现行政问责程序与司法追究程序的有效衔接。     

国内问责制研究综述 ——基于近十年的CSSCI文献

借助CiteSpace软件与文献研究法,近十年的国内问责制研究可总结概括为两大主流——行政问责制研究与党内问责制研究。其中,行政问责制研究遵循着"问题—回应"框架,主要围绕着问责主体、问责对象、问责程序、问责范围、问责法律这五大方面对我国的行政问责制展开问题分析与相关回应;党内问责制研究整体偏少且并未形成清晰的研究体系,大致可划分为对党内问责制存在的问题及解决策略的研究、对某一方面的党内问责的细化研究以及对党内监督和其他监督形态关系的探讨。尽管这十年间问责制研究的总量不低,但整体研究状况却不容乐观,主要体现在机制层面的重复性研究过多、党内问责制研究过少以及没有形成新的研究热点,而要建立真正行之有效的问责制,从体制层面入手是未来问责制研究不可忽视的重要方向。     

领导干部问责制运行中的问题与对策思路

领导干部问责制运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问责存在随意性,异体问责薄弱,问责范围狭窄,问责对象模糊等。其主要原因是认识不到位,制度不健全,信息不公开。为此,必须营造良好的问责氛围,强化异体问责,推进信息公开,健全规章制度。     

行政首长问责制的实施与完善——重庆市推行行政首长问责制的思考

近几年,我国各地的行政首长问责力度明显加大,其制度建设也越来越完善,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如:提高了行政机关的执行力,增强了执政为民的意识,提升了问责效果等.但同时也凸显出一些问题,如:异体问责缺位,问责范围及内容不明确,问责程序不规范,责任认定随意性大,责任处理方式缺乏层次感.因此,应按照如下思路完善行政首长问责制:界定问责主体,确定问责范围及内容,规范问责程序,明确责任认定标准,改进责任处理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