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纠纷之“水利社会”——黔中鲍屯的案例

"水利纠纷"是过往"水利社会"研究的一个重要论题。在黔中乡村鲍屯小型"水利社会"中没有发现纠纷的存在,其原因有水源充足、工程设计合理、村民和族人和睦相处、灌溉范围狭小及无水权观念。因此,这样的"水利社会"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水利文化,展示了"水利社会"的多样性。     

“现代熟人社会”背景下乡村纠纷解决的策略选择与证成

社会转型期,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外出,乡村形成了以留守老人为主体的"现代熟人社会"。在这一社会形态中,传统的大家庭解体,个体化的小家庭不常驻于村,常驻村民纠纷、传统的家庭婆媳纠纷都趋于减少。同时,在新农村建设中,乡村出现了因土地征收引发的新型村民纠纷。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市场经济的强力冲击,村民在纠纷解决策略的选择上,呈现出明显的"分层"特性,这是乡土民情与现代司法碰撞之后,村民对纠纷生态环境的理性回应。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作为国家对乡村纠纷解决的回应,必须立足乡村的本土资源,因时、因势、因地而为。     

集市与纠纷解决机制的变迁——以滇中W县龙村定期集市为样本的分析

定期集市对乡村社会纠纷解决机制的变迁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多方面影响:集市引发人们纠纷观念的转变,使得纠纷类型呈现了新的特点,带来纠纷解决主体地位和作用的消长,引发纠纷解决方式的不断变革.面对市场化、全球化背景下民间传统纠纷解决机制的式微,国家正式和非正式纠纷解决机构影响力的不断提升,以及村民权利观和民主意识的逐渐觉醒,应渐进地构建适应新形势需要的乡村社会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乡村社会的民间法与纠纷解决--来自河北保定冀北村“招墓角”家庭纠纷的调查

河北省保定市冀北村至今还保留着"招墓角"这一民间婚姻风俗。笔者通过对该村"招墓角"家庭纠纷的调查发现,从表象上看,人民调解成为了该村解决民间纠纷的主要方式,国家法似乎有了某种"失灵"的迹象。因此,必须客观认识民间法在乡村纠纷解决中的特殊地位及其与国家法之间的关系,二者虽然存在着结构性断裂,但也有着共同的逻辑基础。在当今文化多元化、纠纷多样化的乡村社会,应当构建适合乡村社会自身特点的以人民调解为基础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构建新型乡村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建立和完善一套科学完备的纠纷解决机制,是衡量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新时代我国乡村社会治理与纠纷解决正在发生着结构性变化。在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发展背景下,乡村场域下纠纷化解过程中难点与问题的破解,需要推动建立包容性更强、凝聚力更大、解纷效果更突出、综合体系更完善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试论我国农村土地纠纷的现状及解决机制

农村因土地征收、耕地转包引发的纠纷,不仅影响到农村的社会稳定,而且已成为乡村治理的一大难题。针对错综复杂的农村土地纠纷,必须构建可行的纠纷解决机制,具体的对策就是在完善诉讼与调解制度的基础上,让诉讼与调解形成一种良性互动的关系,这是解决当前乡村社会治理难题的一个有效途径。     

新发现的徽州文书与徽学研究的新进展

明清时代的徽州是中国著名的商贾之乡,频繁的商业活动和社会流动,培养出徽州人强烈的契约意识,再加上根深蒂固敬惜字纸的传统,使得徽州民间迄今仍留存有目前所知国内为数最多的契约文书。在徽州文书中,最早引起世人注意的是那些与艺术史研究相关的原件或稿本、抄本。譬如,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所藏歙县方氏书信七百通,早在19世纪的光绪年间就已流入日本,这可能是目前所知最早的徽州文书之外流。但当时的收藏者应当是将之视作艺术品,也就是从书法鉴赏的角度去认识这批徽州文书的。而最早注意到徽州文书重要性的应当是著名画家黄宾虹,他在与友人…     

给“社会法庭”说点好话

“社会法庭”是河南省推出的一种调解模式,聘请在乡村德高望重、处事公道的群众担任“社会法官”,针对婚姻纠纷、家庭赡养纠纷、邻里纠纷等民事纠纷案件,依据法律法规、乡规民约、道德伦理等,以最快捷、不收费的独特方式调处矛盾纠纷。从2009年4月开始,河南法院按照分批试点、稳步推进的原则,在新乡、郑州、许昌等地开展了“社会法庭”试点工作。截至去年12月底,     

论《史记》东渐扶桑的史学影响

<正> 在我国《史记》研究领域,因其研究方式长期蹈常袭故,致使《史记》在日本的史学影响至今无人问津。有鉴于此,拙文谨就这一问题进行初步探讨。一《史记》传入日本以后,直接给日本早期国史的编撰造成了巨大影响。现经考定,《史记》是在公元600年至604年之间始传日本的。此事关系重大,因为它是中国史学传入日本的标志。当时,日本尚无自己     

历史、田野与参政议政——福建省政协委员、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郑振满访谈录

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导郑振满是无党派人士,省政协委员。他从事史学研究30年,先后出版《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民间信仰与社会空间》、《乡族与国家：多元视野中的闽台传统社会》,     

明清时期滇池流域的水利纠纷与社会治理

水利纠纷是传统中国基层社会较为突出的社会矛盾之一,解决水利纠纷是地方官府社会治理的重要职责。明清时期滇池流域的经济社会发展虽然相对滞后,但水利纠纷的激烈程度却不亚于内地发达地区,类型多样,原因复杂。云南地方官府一方面根据“旧规”“旧制”等原则保护农户的合法权益,坚决打击违规行为,达到维护已有水利秩序的目的,这与内地无异|另一方面对已有分水、用水制度适时调整,适应已经变化了的水情与地情,不断完善灌溉制度,减少纠纷的产生,履行治理基层社会的职责。     

纠纷解决:城市与农村的比较

中国社会目前正处于一个城市与乡村二元并存的结构中.在纠纷解决领域,城市与农村仍然存在着差异.关于纠纷解决所依赖的权威,城市社会主要依靠代表国家的权威；而在乡村绝大多数纠纷是在民间权威的主持下解决的.关于纠纷解决所依循的规范,城市社会遵循的是法律,而在农村是民间规则,这是由于乡村有一定程度的自治性与其规则的自在性.关于纠纷解决模式,城市社会体现出的对抗性特征,农村社会之所以会出现非对抗性特征,在于其社会具有更浓厚的群体性特征.     

当前农村不同利益群体矛盾纠纷问题研究

农村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纠纷日渐增多,特别是因土地征迁等引发的矛盾纠纷成了当前社会稳定的一大隐患。究其形成的原因,有社会转型、建设发展带来的,也有基层组织控制力弱化、法制建设滞后等造成的。应积极构建调处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工作平台,最大限度地调动和整合社会各方面的调解力量。要坚持＂可散不可聚,可顺不可激,可解不可结＂的原则,认真理清解决矛盾纠纷的思路。对影响社会稳定的倾向性、苗头性问题进行分析研判,及时干预,加强督办,妥善处理。     

论信访制度在解决社会纠纷中的困境与完善

在实际运行中尽管新《信访条例》赋予了信访具有解决社会纠纷这一功能，但由于信访制度在目的、对象、性质及方式定位与其解决社会纠纷的功能没有实现有效的衔接，导致信访在解决社会纠纷中责重权轻，无法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只有将信访的目的、对象、机构、方式置于纠纷解决的框架下，才能使其在实践中真正具备纠纷解决的功效。     

论社会管理创新多元矛盾化解机制

我国社会快速转型过程中,社会分化日益明显,利益多元化格局日益明显。多元化的利益诉求不可避免地引发各种社会矛盾纠纷,成为影响我国当前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社会管理创新要从化解社会矛盾、解决社会纠纷着手,要着眼于群众多元化的利益诉求,构建符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特点的多元矛盾解决机制。多元矛盾化解机制效能的发挥,需要有法治保障,才能形成依法有序表达诉求、及时有效解决问题的社会环境。     

德江县龙泉乡开展调解培训

6月11日，德江县龙泉乡组织乡、村两级调解员进行了培训，有效提高了调解员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稳定的能力。当日下午，由龙泉乡政法委牵头组织乡纪委办、综治办、司法所、派出所、国土所及村（居）负责人等共42名调解员进行了培训。培训内容主要有行政信访，《中华人民共和圜人民调解法》，农村矛盾纠纷调解的基本要求和调解方法，     

警惕“底层冤化”——也谈信访制度

当前中国乡村社会面临着一种"底层冤化"的风险。影响乡村稳定的纠纷类型,已经由民间纠纷转化为官民纠纷。随着纠纷国家化的不断演进,信访人群逐渐进入公众视野并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乡村纠纷化解机制的结构性失灵,导致基层矛盾不断上移,乡村冤情不断向上堆积。伸冤以及对冤的各种表达是当下民众对乡村社会风险的一种注脚,而"底层冤化"反映的正是冤民对风险叠加感到不可忍受的心理过程和岌岌可危的现实状态。     

建立适应新形势的大调解机制

2003年4月,面对当时因经济转型而涌现的大量社会矛盾纠纷,南通市在全国率先探索建立了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机制。三年多来,共调处各类社会矛盾纠     

我国社会转型期信访与司法契合的必要性及路径选择

魏昊、杨瑞萍在《理论导刊》2013年第5期撰文认为，近年来，由于信访和司法缺乏有效协调机制，导致大量社会矛盾纠纷集中通过信访化解，严重制约法治社会建设。应从我国社会转型期的时代背景出发，在阐述现行信访制度及其工作机制功能定位的现状、分析其存在弊端和改革必要性的基础上，探索信访与司法契合的路径，旨在推动信访、司法制度的改革与创新，形成信访、复议和诉讼各司其职、相互衔接、协调统一的社会矛盾纠纷化解新格局。     

警察权威对乡村社会纠纷解决的有效性推演及其建构思路

从权威客体角度看,纠纷解决依靠的是权威施与的影响力。近年来警察出于对乡村社会治安管理的需要承担了相当数量的民间纠纷解决工作,此现象建构在权威客体对警察权威的有效性预期之上,既体现警察作为公共资源的易获取性,也是权威客体对警察权威合法性产生认同的结果。这种认同本质上发展于警民实践活动的利益共同体中,应通过对乡村社会警民利益共同体的建设强化民众对警察权威的认同,借此重塑警察权威,提高基层警队的纠纷解决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