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境与出路：信访制度的法治化改革

日益突出的信访矛盾，已成为影响我国科学发展和社会稳定的一大消极因素。信访困境的产生，是长期以来种种社会问题积淀的集中体现，其产生的根源涉及经济与政治体制、民意表达与纠纷解决机制、司法公正与司法权威等多方面。信访制度必须进行法治化改革，宏观上推进民主法治进程，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微观上应改革现行信访体制，健全民意表达机制，完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彰显司法权威．维护信访权与惩治滥用信访权并重．     

论我国信访制度的困境与出路

信访制度在我国具有公民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实现权利救济和化解纠纷，充当着社会“安全阀”的重要功能。但现行信访制度却面临着较大的困境。为使我国的信访走出目前的困境，在宏观层面上，要加快建立规范的社会公众政治参与秩序；在中观层面上，要全面推进司法、行政救济和纠纷解决机制改革；在微观层面上，要加快推进法治导向的信访制度改革。     

信访工作走出困境的路径选择

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矛盾与纠纷日益增多。矛盾与纠纷大量涌向信访部门,给现有信访制度在功能结构上带来很大压力。信访制度功效发挥不尽理想而陷入困境,既有信访制度本身的原因,也有救济、监督和解决争议机制不健全的原因,解决信访工作中的矛盾问题,需要从这两方面着手。     

非诉纠纷解决机制框架下的信访制度变革

信访作为中国一种特有的制度,在不同历史时期成功演绎了解决社会纠纷、监督政府行为、沟通行政主体与民众之间关系等诸多角色、然而在新时期信访制度却遭到了质疑和冲击。关键在于缺乏一整套符合中国国情．且真正有效的非诉纠纷解决机制。为此．当务之急是将信访制度纳入非诉纠纷解决机制（ADR）框架．从而更加高效、便民地化解社会纠纷。     

我国社会转型期信访与司法契合的必要性及路径选择

魏昊、杨瑞萍在《理论导刊》2013年第5期撰文认为，近年来，由于信访和司法缺乏有效协调机制，导致大量社会矛盾纠纷集中通过信访化解，严重制约法治社会建设。应从我国社会转型期的时代背景出发，在阐述现行信访制度及其工作机制功能定位的现状、分析其存在弊端和改革必要性的基础上，探索信访与司法契合的路径，旨在推动信访、司法制度的改革与创新，形成信访、复议和诉讼各司其职、相互衔接、协调统一的社会矛盾纠纷化解新格局。     

宪政视野中的涉诉信访治理

在行政化处置信访的大环境下,本应是公民对人民法院违法失职行为进行监督的涉诉信访,已演变为公民权利救济和纠纷解决的主要方式,面临着功能错位、司法公信力下降和信访量居高不下的困境.要使涉诉信访困境得以求解,必须在宪政制度框架内寻找产生涉诉信访困境的根源并加以审视和改革,通过修宪明确人民法院在国家机构中的地位,摆脱其地方化、...     

论多元化视野下家事矛盾非诉讼解决机制的构建

和谐社会并不是没有矛盾纠纷的社会，其存在的意义在于能够及时化解矛盾纠纷。为此，有效地运用各种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建立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实现诉讼内外各种纠纷解决方式的功能相济、有机衔接与融合，既有利于缓解司法途径解决纠纷的压力，也有利于及时有效地解决社会纠纷。从而促进社会和谐。比较借鉴美国、英国、日本家事矛盾非诉讼机制的成功经验．把外国家事矛盾非诉讼机制与我国现实国情有机结合起来，从而改革我国现行的纠纷解决机制，扩大家事矛盾非诉讼机制的适用范围．丰富家事矛盾非诉讼机制的形式，真正探寻出适合我国国情的家事矛盾非诉讼解决机制构建路径。     

全面推进妇女信访代理

近年来，河北省妇联广泛开展妇女信访代理工作，引导妇女群众依法有序表达诉求、推动解决妇女利益问题、化解基层矛盾纠纷，在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论以多元化机制解决矛盾纠纷推进社会管理创新

公安机关社会管理创新必须完成管理手段和方式上的创新,调动其它部门和机制潜力,运用多元化矛盾纠纷解决机制,有效化解社会矛盾,达到案结事了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为此,公安机关应当充分发挥当事人自行和解、行政调解、行政复议、信访等机制在解决纠纷中的功能,把公安机关的社会矛盾化解机制与人民调解组织和司法调解机制有效对接,进一步完善“大调解”机制,并实现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与诉讼机制之间的对接。     

纠纷伤害案件信访的成因与对策浅析

纠纷伤害案件因调查取证困难、责任难区分等,极易形成信访问题。为此,一要多渠道化解,把纠纷解决在萌芽状态;二要规范纠纷伤害案件办理机制,从制度上明确纠纷伤害案件办理的程序;三要强化司法伤情鉴定制约措施;四要依靠政府力量,发挥社会联动作用,多渠道解决因纠纷伤害引发的信访问题。     

论买卖不破租赁规则的适用

"买卖不破租赁"规则的确立,打破了传统私法领域的根基———所有权绝对保护,突破了物权优先效力,开创了债权法发展的新格局。我国《合同法》第229条确立的"买卖不破租赁"过于简单、宽泛,难以指导解决实践中出现的纠纷,笔者在分析"买卖不破租赁"制度立法设计初衷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租赁权的法律性质,从而得出适用该规则的具体条件,以期细化规则、定纷止争,兼顾各方权益。     

民警在治安调解中的效力分析

治安调解作为警察行政管理中的一项重要职能,对维护社会治安、稳定公众情绪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我国基层公安民警愈来愈多地面临着在处理治安违法的同时需要附带解决由此产生的经济纠纷,具有化解群众矛盾、厘清经济纠纷作用的治安调解被广泛运用于治安执法过程中。然而,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治安调解与人民调解、诉讼调解的效力并未实现有机衔接,有必要厘清应对之策。     

关于完善中国—东盟争端解决机制的立法思考

构建中国—东盟争端解决机制,对于加强东盟各国的贸易关系有重要意义。《中国—东盟争端解决机制协定》的签署,使解决贸易争端有了法律依据,但该协定在运用时尚存在诸多不足,需要进一步完善。为此,应当从立法上扩大主体的范围,建立一份专家名单,设立常设仲裁庭,增设仲裁裁决的复核程序,建立"跟随执行监督制度",增设贸易和投资纠纷预防机制,建立中国—东盟投资争端解决机制。     

拓展合作秩序:创新社会管理的新途径

本文阐释了三种类型的合作——博弈性合作、伦理性合作和商谈性合作,分析各自达成合作的机理及其所需要的社会管理条件。据此提出,拓展合作秩序,将解决社会矛盾和纠纷的"事后救济"扩展到"事前防范",是改善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新途径。为此,需要建构和完善有效的监督约束体系、社会教化体系和公共交往体系,并使之相互匹配,以化解不同利益主体间的矛盾和纠纷并防止其激化。     

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的实践与完善

为了从源头上预防和消除各种不稳定因素,保持社会和谐稳定,各级地方政府在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建设方面作了不同程度地探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这一制度在实践探索中存在很多问题,影响了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的开展。为了更好地推进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需要探讨完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的思路和对策。     

刑满释放人员社会安置论略

在现代社会中,刑满释放人员是兼具弱势性与风险性的特殊社会群体。加强刑满释放人员社会安置工作,不仅有利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顺利进行,而且也是体现人文理念的现代社会之必然要求。建国以来,我国刑释安置就业政策经历了一个较长的演变过程,考究刑释安置工作的历史并分析其现状,感觉喜忧参半,任重而道远。     

青年领导干部社会资本的培育

尽管社会资本理论的研究仍然处在初创阶段,还没有形成一个普遍被接受的权威性定义,但社会资本与社会关系网络存在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却是被证明了的。因此,以青年领导干部成长规律的视角,探讨青年领导干部社会资本的功能和培育途径,自然有利于青年领导干部的成长。     

论立案调解程序的附加功能与规制——以立案调解对审判效率的影响为视角

立案调解,作为近几年新出现的一种法院处理纠纷的方式,在全国各地、各级法院的审判实务中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它不仅有效地把很多争议解决在了审判程序之外,降低了法院的收案数量,有效缓解了法院"案多人少"的矛盾,而且对于缓解当事人之间的激烈对抗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有利于真正做到"息诉服判"、"案结事了"。然而,随着立案调解实践的发展,它的一个附加作用也逐渐显现出来,即立案调解可以促进审判效率的提高。通过某法庭在实行立案调解程序前后各项统计数据的对比分析,从实证角度可揭示出立案调解对审判效率的影响;立案调解能够促进审判效率提高的原因在于立案调解的四个附加功能的角度,即诉前送达程序、繁简分流功能、心理疏导功能、庭前准备功能。在立法中应对立案调解进行必要的确认和规制,以保证其运行的合法性,更好地发挥其功效,促进审判效率的进一步提高。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调解方法的思考

在审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时,坚持在严惩罪犯的同时,充分利用法律赋予的调解职能,围绕刑事诉讼这一主线,克服就案办案思想,积极调解,使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相容相济,通过调解使二者在法律与情理上得到互补,从而达到被告人服判、被害人息诉的良好效果。从近年来的司法实践看,初犯、过失犯、未成年犯等刑事案件和邻里纠纷引发的刑事案件也不在少数,通常像这类犯罪,被告人和被害人没有太深的过节,被告人愿意通过赔偿希望得到从宽处理,而被害人也愿意得到经济上的赔偿,谅解     

歌唱与纠纷的解决--黔东南苗族口承习惯法中的诉讼与裁定

苗族历史上没有文字,口承法律文化丰富。在传统的纠纷解决过程中,理师的调解和裁定、当事人双方的自我辩护都通过唱词表现出来。唱词“引经据典”、灵活自如、生动形象,琅琅上口,理法的剖解蕴含其中,最后使各类纠纷圆满解决。本文以贵州省黔东南现存理词为基本资料,探讨无文字状态下苗族传统纠纷解决的形式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