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志应该记述“文化大革命”

读了今年2期《理论导刊》陈元方同志写的《新编地方志记述“文化大革命”的再思考》一文,觉得很有启发.这篇文章,对于地方志该不该记述“文化大革命”以及如何记述“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可以说论述得很全面很详尽了,这也是他多年来领导编写陕西新编地方志关于这个问题的体会与思考.他的意见,我是完全赞     

文物大盗康生

“文化大革命”剥夺了康生对艺术的公开兴趣，但混乱的时代也使他能够悄悄地聚集起了也许是全国艺术古玩的最大私人收藏。康生获取的方法通常是可耻的，他的贪婪无法满足。康生确实以合法手段购买了一些珍品，但绝大部分都是从国家机构和私人收藏中偷窃来的。“文化大革命”以前，他特别喜欢的手法之一是，向博物馆商定借一件独特的艺术品或一套图书。他会写一张借据，但一旦珍品进入他的掌握之中，他会认为永远属于他了。由于他的身份，管理员没有其他选择，只能调整他们的记录，把“出借”改为“移交”。这种搜集的方法有其局限性。康生不…     

“文革”中的周恩来(四)

四、批判极左 力挽狂澜(上)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周恩来忙于对国内外大事的操劳处理,经常顾不上休息,顾不上吃饭,日以继夜,夜以继日。有一次,一位烈士子女来探望他,恳求他保重身体。傍晚在院子里,周恩来目光炯炯地看着这位同志,说道: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只有八个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这是他决意面向这场灾难,为党和国家献身的忠诚誓言。这八个字贯串了周恩来的一生。     

一场很值得注意的争端——地方志应否记述“文化大革命”?

陈元方同志从省委负责岗位上退下来后,又主持省新编地方志工作若干年,两年多以前离休了。最近突然寄给我该省地方志刊物一份,内有他所写《新编地方志不记述“文化大革命”是对我国现代史的歪曲》一文。标题引人注目,内容更发人深思。不准许新编县(市)志记述“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     

于会泳浮沉录

于会泳有音乐天赋，曾经是优秀的教师、有才华的音乐专家，“文化大革命”后期当上了文化部部长。粉碎“四人帮”后，他被隔离审查，最后自杀。于会泳走的是怎样的人生之路呢？     

最喜欢的三种书

我在1987年内读过的书中,最喜欢的是以下三种。 一、约翰·希克斯著《经济史理论》(商务印书馆出版)。 希克斯是一位理论经济学家,他在动态均衡理论方面的研究,曾使他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金。而这本《经济史理论》,却是以经济史学家的身份来写的,反映了他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过程的看法。他对“市     

介绍一门新的学科分支——比较人才学

本文将简要介绍一门新的学科分支——比较人才学．希望通过介绍得到大家的指教和帮助。西方国家没有“人才学”这门学科。他们只有“人力资源”(human resources)这门学科。“人才学”这门学科是“文化大革命”以后才在中国国内出现和兴起的。“比较人才学”这个名字是1992年我取的。当时我还商请原杭州大学外语系主任鲍屡平先生为它取了一个英文名字—comparative talentology。1998年我又拜托原浙江医科大学的张贻瑾教授去北京登门请教她的老师一北大李赋宁先生，问取这个英文名字可不可以，得到他的首肯。     

再读谷溪

勇气 百折不挠、勇往直前，是曹谷溪老师的又一特点。通过这些年来与谷溪老师的接触，我深切地感受到，他想要做的事情，必将身体力行，认真去做。不，是用心去做，谁都管不了、拦不住。此时此刻，我又想起了清代著名画家、文学家，也是“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的一首《竹石》诗：“咬定青山不放松，主根原在破岩中，干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邱会作之子：我的一九七一

我所在的124师是甲种战备值班师，我那时是该师下属370团三营八连指导员。我们师从1970年就开始在“支左”（编者注：“文化大革命”中，工人和人民解放军支持当时被称为左派群众组织的行动）中增加了国防施工的任务。我们团参加的“七〇五工程”在广     

难忘中学时代

母校华工附中（今华中科技：大学附属中学）筹备校庆的消息，让我想起难忘的中学时代。说来很感慨，我们这代人的“中学时代”估计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盖因一是“三年自然灾害”，一是”文化大革命”。而今回头看去，酸甜苦辣，一言难尽!和许多“老三届”一样，我的中学时代也是分别在两所不同学校里度过的。     

用历史唯物主义眼光看问题--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方法探析

“文化大革命”十年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受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邓小平本人也深受其害。但是,邓小平并没有因为个人的经历而受感情和利害的干扰,而是十分冷静客观地对“文化大革命”进行科学的分析和评价。他评价“文化大革命”有其独特的方式、方法,这不仅对“文化大革命”史研究具有直接、特殊的指导意义,而且对     

“文革”中的周恩来(三)

三、“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 “文化大革命”起初是在文化教育战线进行的,但很快就波及经济战线。周恩来既要应付“文革”带来的种种冲击,又要应付各部门各地方“造反派”的种种纠缠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阴谋暗箭,还要不分昼夜地了解和处理经济方面出现的各种问题。他     

“秘密录音”事件真相

杨尚昆的回忆 杨尚昆说，所谓“秘密录音”，这个问题本来很简单，事情过去了，可以不提了。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把它搞得神秘化了，说是“秘密窃听”，如此骇人听闻，其实只需几句话就可以讲清楚。他说：     

程世清沉浮录

程世清，1918年生，河南新县人，解放后曾任军委装甲兵干部部部长、政治部主任、第26军政委、福州军区副政委兼江西省军区第一政委、江西省委书记、江西省革委会主任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是一系列重大事件的见证人：1970年庐山会议期间，他曾斡旋于毛泽东与林彪之间；“九·一三”事件之前，他曾向毛泽东报告“林彪可能要逃跑”。他因“上了贼船”受到审查和逮捕，而后又被免予起诉，在孤独和落寞中度过了晚年，2008年4月29日病逝。     

思想解放之门是怎样打开的?──访中共中央党校教授沈宝祥、南京大学教授胡福明

思想解放之门是怎样打开的访中共中央党校教授沈宝祥南京大学教授胡福明本刊记者滕朝阳袁养和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后，中国面临着重大历史关头，当时形势十分严峻，整个国家问题成堆，亟待解决。邓小平同志一恢复原来担任的职务，就以他的远见卓识、丰...     

马思聪的后半生

“文革”的灾难 1966年马思聪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1967年1月15日与女儿马瑞雪、夫人王慕理、儿子马如龙乘“002”号电动拖船偷渡香港。1967年4月12日美国国务院公布，北京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马思聪逃出中国大陆，来此避难。马思聪同夫人及两个孩子，一起被批准避难。此后不久，马思聪在纽约公开露面，在寓所接待外国记者，发表了题为《我为什么逃离中国——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可怕真相》的讲话。原文如下：     

张治中在“文革”中

1966年初夏，我国发生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全国乱翻了天。 毛泽东在天安门多次接见红卫兵，父亲每次都看电视。天安门广场上“伟大”、“万岁”的标语到处都是，字写得特别大，非常显眼。父亲看了一个劲地摇头，但不说话。余湛邦一直陪伴在侧，他说，父亲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是向来反对个人崇拜的吗？”     

愚公移山值得歌颂吗？

二千多年前的列御寇，也就是列子，战国时代的郑国人。他的一篇《愚公移山》，曾因是“老三篇”中的一篇，文化大革命期间，强制思想灌输，老三篇是必背课程，愚公移山的传播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人人朗朗上口。     

悠悠九十载春培风雨路

“他曾经是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1941年单线入党），不幸的是在战争年代的特殊情况下，在随同‘新浙东日报社’转移的过程中，为防暴露整个队伍的机密，他的党组织关系证明随其它一些档案材料被全部深入海底。他立志要重新入党，然而1957年后的反右扩大化和‘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无情地摧毁了他这一孜孜追求。”     

小平同志 我们全家怀念您

当我们从电视新闻中惊悉敬爱的邓小平同志逝世的消息,全家极其悲痛,失声痛哭。小平同志是我们全家的大恩人,没有他,就没有我们家的今天,我们全家不会忘记他老人家的恩情。 “是邓小平,给我第二次生命” 1966年,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不少干部和知识分子受到林彪、四人帮一伙的政治迫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