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本"替代不了民主--与徐勇、周一平两位先生论辩

《探索与争鸣》2003年第9期、第12期和2004年第3期分别刊登了徐勇教授关于新民本主义的一篇文章和周一平教授关于新民本主义的二篇文章。徐勇教授首倡“走向新民本主义”,认为“从新权威主义到新民本主义的转变”使“中国的改革发展和执政理念都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周一平教授对此表示赞同,并觉意犹未尽,先对徐文没有谈到的新民本主义的“实质”及“走向”作“试论”,又对“新民本社会主义观”进行“初探”。二位先生大作的气派不能不使人惊讶,但对他们的基本观点及大多论述我不敢苟同。现简叙如下,以期引起争鸣。新权威主义决非世纪之交…     

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权威

社会主义的权威问题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之一,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对此都有专门论述。前一段时期,随着“新权威主义”的出台,理论界又围绕着权威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在这场争论中,“新权威主义”理所当然地受到了批判     

论民主权威主义——兼析新权威主义有关论点

现阶段中国需要的是民主权威主义,而不是流行的新权威主义。 首先有必要对新权威主义的有关论点进行一些分析。 我对新权威主义的理解主要根据吴稼祥的文章的阐释。(参阅《世界经济导报》1989年1月16日)关于集权、专制与权威这三个概念的确切含义是互相联系,但并不相同。集权是相对     

新权威主义是必要的历史过渡

<正>新权威主义有两大特征,一是有权威,特别是有强势领导人;二是有现代化取向的改革开放。没有权威,就没有新权威主义。没有改革开放,也没有新权威和新权威主义新权威主义有两大特征,一是有权威,特别是有强势领导人;二是有现代化取向的改革开放。没有权威,就没有新权威主义。没有改革开放,也没有新权威和新权威主义。新权威主义实质上是必要的历史过渡。历史必要性和     

民主与权威的实质:权利界定与自由选择——兼评空想民主论和新权威主义

“公意论”——空想民主与新权威的虚假前提从当前理论界关于民主与新权威主义的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到两者有一个共同的理论前提,那就是都肯定存在基于人民共同利益的公意。“民主是法理化的大多数”,“民主是社会意志的统计学多数”。——这是民主论者对民主的基本看法。这个定义实际上假定:人民有着共同的利益。共同利益产生公意,而公意表现为统计学的多数。这就是民主和民主操作的实质。     

新权威主义在中国是否可行

<正> 最近以来,理论界在政治领域改革的理论探讨中,提出了一个新的热点——新权威主义。所谓新权威主义,是指具有现代化意识及导向的军事、政治强人建立起来的权威政治。作为一种政治实践的新权威主义,它必须具备这样几个条件。首先,新权威主义的治国者在经济上必须具备一定的现代化导向,他所订立的治国、发展目标。应当与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市场化趋同。其次,新权威主义在政治上凭借庞大及有效的官僚体制和强有力的军事力量,以此来实行自上而下的统治。并在意识形态上,对传统的价值体系有更多的认同。第三,也是最为重要的条件,具备现代化导向的新权威主义,对西方的资本和先进的技术、文化采取开放的政策。希望籍此来推动本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一政策的后果,     

新权威主义在西方政治中“抬头”

2016年,可以说是强势领导人在全球范围内跨体制崛起的一年。西方以自由主义为核心的价值体系,受到新权威主义的挑战。权威主义和民粹主义结合,共同挑战精英主义。权威主义者反自由化、反精英、反全球化,但并没有反对自身根本政体,他们更像是西方民主体制下的现实主义者。     

多边主义制度权威与霸权

在国际社会中,多边主义作为一种在普遍的行为原则基础之上协调三个或更多国家之间关系的制度形式,其本身具有一定的制度权威.多边主义制度权威来源于其自身的合法性与合理性.但由于国际社会权力的不平等性,多边主义制度权威与霸权国关系密切,霸权国能对多边主义制度权威形成损害,使多边主义表现出制度霸权属性,而且多边主义自身合法性问题也制约了多边主义制度权威的提升.因此,在国际社会中需要努力使霸权国以多边主义制度的领导者身份出现,减少霸权国与多边主义制度的对立,加强一般参与国对多边主义制度的认同度,增强一般强国对多边主义制度的自愿认同,开启制度法律化的途径,提高多边主义制度权威对霸权行为的制衡力.     

“中央要有权威”──学习邓小平论权威的一点体会

邓小平同志关于权威的论述，是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指出“中央要有权威”“中国的未来要靠新的领导集体”“要有意识地维护一个核心”，我们要时刻牢记邓小平同志的教诲和嘱托，坚决维护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权威。     

论民主与权威的关系

<正> 在某种意义上讲,民主就是保证由比较符合社会大多数成员意愿的精英人物来有效地管理社会事务的方式。所以,我们主张树立一种民主基础上的新权威。所谓民主基础上的新权威,无非两层含义,一是比较民主地产生新权威,从而扩大权威的合理性基础;二是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通过民主这种“修错”的机制来防止新权威沦为旧权威。我们主张确立民主基础上的新权威,这种权威新就新在它反对霸权,反对特权。它不是历史上以人的愚昧无知为基础上的神权,也不是以暴力和恐惧为基础的专制王权,而是法的权威、合理性的权威和对人人平等的公共权威。这种新权威的确立过程,就是政治民主化的过程,当然也就是社会现代化的过程。“民主是一种社会管理体制”(科恩:《论民主》第10页),其主要的特征就是开放性:职位和决策向所有人开放。你愿意参与某个决策,     

执政党政治权威的三大基础

历史与现实表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需要一个强大权威的具有现代化取向的先进性政党来领导与组织。加强党的建设,实质上就是提升党的政治权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新世纪全面加强党的建设从而提升执政党政治权威的纲领性文件,蕴涵着我党政治权威的物质基础、思想基础和社会基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我党保持强大政治权威的经验总结,也是21世纪我党保持强大政治权威的新要求。     

制度权威:评价标准与建构路径

西方学术界对制度及权威的研究主要表现为制度主义视角、结构主义视角、国家制度化理论视角、治理主义视角。国内学界较为关注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注重制度权威的秩序与稳定功能。衡量制度权威的双重维度包括制度正当性维度与制度有效性维度。建构制度权威的可能路径包括:塑造制度权威的社会认同、培育制度权威的社会资本、重塑制度权威的人力资源、注入制度权威的德性伦理。     

权威主义及其转型的理论分析

在现代政治学中，权威主义作为一个政治概念，有着不同的理解。作为当今世界实际存在的一种政治形态，权威主义实际上是指介乎极权政治与现代民主政治之间的一种过渡型的政治体制，它既有民主的成分，又有对集权的强制。权威主义一般产生于集权专制统治向民主政治过渡的国家，表现出过渡性、合法性、现代性、实用性等特征，它为经济发展提供稳定的局面，为向民主政治迈进打下了一定基础。政治发展的逻辑与现实决定着权威政治不会作为常态存续下去，应向民主政治转型。     

论加强中央权威

论加强中央权威王建伟邓小平同志曾指出：“中央要有权威。”“中央就是党中央、国务院。”中央权威，“要体现在中央说话能够算数。”①这就告诉我们，所谓中央权威，就是党中央、国务院及中央领导核心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起着决定作用，政令畅通，“说话能够算数”；...     

试析俄罗斯权威主义政治的发展

权威主义政治是在传统政体与价值规范瓦解而新的法理型规范体系尚未确定的情况下的重要权威形式,能有效抑制转型时期出现的价值失范和社会冲突,有利于稳定社会秩序,进而推动经济发展。强调权力的集中是权威主义政治与西方民主政治最大的差异,强调在法制条件下运行是其与集权统治的最大区别。俄罗斯权威主义政治是一个典型形式,经过普京时代的发展,仍然面临重大挑战,向民主政治迈进是其未来发展的趋向。     

权威主义视角下的中俄改革比较及其启示意义

中俄两国在20世纪末开始的改革产生了截然不同的效果。权威主义这一政治概念主要是指一种介于极权政体与民主政体之间的政治秩序。从"传统型""克里斯玛型"以及"合法—合理型"三种权威类型的视角出发对中俄改革进行比较,我们可以看到中俄两国对待"权威"的不同,导致两国所选择的改革道路和取得的实际效果的不同。普京时代俄罗斯向权威主义的复归、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就,都说明权威主义是在告别极权制度而新的社会秩序尚未确立的情况下,能够发挥重要作用的政治秩序。由于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和国情现实的制约,权威主义是后发现代化国家进行改革、促进社会转型和实现国家现代化的有效途径。     

浅谈领导权威

浅谈领导权威侯世成树立正确的领导权威是实现正确领导的重要条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树立正确的权威观，建立起有力的领导权威，对于我们做好领导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新旧体制更替的时期，由于出现了许多与以往不同的新情况、新矛盾，有些领导干部对权威...     

李登辉的权威人格与台湾的新强人政治

李登辉早年强烈的自我和自我冲突形成了权威人格的滥觞；后来的皈依宗教和进入政治生涯，则进一步诱发和加强了其权威人格。在此种人格的支配下，李登辉在蒋经国时代服从权威体制和蒋经国；继任后则要求别人服从其权威意志，其自我也膨胀为“圣徒”的形象。而这与台湾民众在政治转型中“本土化”和民粹主义两种风潮相作用，形成了台湾的新强人政治，政事依然由李登辉“独自裁决”。     

我国宪法权威的历史演变

□从“五四宪法”到“七八宪法”:有宪法无权威□从“八二宪法”到“九九修宪”:宪法权威的逐步确立□九九修宪:法治条件下的宪法权威在现代民主政治建设和社会发展过程中,树立和维护宪法权威已成为至关重要的环节。权威,是一种抽象意义的概括,实际上它有纷繁复杂的表现。神的权威、组织的权威、规则和人的权威等只是这一抽象概括的具体形式。在国家和社会管理范畴中,则主要表现为从习惯权威到宪法权威的历史过程。而宪法权威之形成则是人类理性选择的结果:为避免社会成员问的矛盾和冲突,促进良好、和谐的社会秩序     

台湾——民主化与“国体”的对立

首先,把我这份报告和昨天的讨论在专题上作一个联结。渡边利夫教授在关于南朝鲜的报告中明快地提出关于经济发展与民主化的关系的“高丽脚本”。该脚本的后半部分所说的“权威主义体制转化的模式”,即权威主义政治体制之下,开发战略如果成功,其结果就是为攻治民主化做准备。我认为,台湾也可以套用这种模式。权威主义体制转化的模式,作为民主化政治进程的模式来看,也可以称为中产阶级模式。因为,由经济发展而形成的中产阶级在民主化的政治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经常作为原动力。我的报告还很不充分,试图用台湾的事例来检讨这种“中产阶级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