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行政体制改革的模式与路径选择

当前地方行政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是推行"省直管县"改革。然而,"省直管县"改革不仅是减少地方行政层级、推进地方财政体制改革的操作性环节,还涉及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选择与各地经济增长点的选择。推行"省直管县"改革的基本"条件"需要展开深入研究。通过采用快速聚类分析的方法,在对26个省区分类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不同类型省区的基本条件存在很大差异,应该依据各自的发展阶段与特点,分类指导,分类改革。     

行政机关侵权责任探析

行政机关是指依宪法或行政组织法的规定而设置的行使国家行政职能的国家机关。行政机关及其公务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过程中侵犯相对人合法权益而产生的行政侵权责任已为以宪法为核心的相关法律所确认。同时，行政机关由于其非职权行为亦会产生相应的民事侵权责任。这两种责任都是由于行政机关的某种侵权行为所引起，在性质上都具有补救性（即补救受害方所受到的损害），表面上似乎没有什么明显的差别，但进一步分析，会发现二者有着本质上的不同。 一、归责原则不同 所谓归责原则，就是确定责任归属所必须依据的法律准则。归责原则所要解决的…     

法制政府的行政指导基本问题探析

行政指导作为一种非强制性的行政行为为政府大量使用,是对传统依法行政的一种必要补充,然而有关行政指导的理论在学术界一直存在分歧。从行政指导与依法行政原则相契合的前提出发,探析行政指导行为的合法性基础、性质和分类三个具有学术争议的最基本的理论问题,为实践运用提供可靠的理论支持,才符合“依法行政”的理念。     

试论行政审批责任制度创新的原则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重要问题之一是行政审批责任制度的改革。而行政审批责任制度的改革重在创新,所要遵循的原则应为:行政审批责任的设立原则和行政审批侵权归责原则。     

重大行政决策终身问责制度的困境与出路——以地方立法样本为素材的分析

在我国重大行政决策普遍失范的背景下,重大行政决策终身问责能够有效弥补程序性规则的不足,实现对决策权的有效控制。重大行政决策影响的严重性和后果的滞后性也决定了建立终身问责制度的必要性。但在建立重大行政决策终身问责的制度过程中,存在责任主体不清、问责范围不明、归责原则不统一、缺乏协调机制等障碍,可通过建立会议案卷制度明晰责任主体,用正面列举加反向排除的方式界定问责范围,实行过错归责与结果归责相结合的问责原则,建立跨区域跨级别协调机构,以解决追责机制不畅的问题。     

论程序失当行政行为的规制

程序失当行政行为是不当行政行为的主要形式之一,规制程序失当行政行为是法治政府建设的必然要求。程序失当行政行为的认定可以从程序错误和程序瑕疵两方面进行考量。程序失当行政行为主要表现为自定程序、民主程序缺失、行政不作为与慢作为等。规制程序失当行政行为应当充分发挥合理性原则与正当程序原则的作用,并对相关行为人进行归责。     

行政违约责任探讨

行政违约责任理论是行政契约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随着我国行政法制建设的发展和行政契约法的创制与完善,行政违约责任问题应当得到学界的重视和系统研究。从行政违约责任的概念、构成要素、归责原则和责任方式等方面予以探讨,可为创制完善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契约论提供扎实的理论依据。     

论当代中国行政指导的制度化

行政指导是现代行政学理论的一个重要范畴,主要指政府根据社会的实际需要,在其职权范围内,通过制定诱导性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或者通过运用具体的建议、劝告、鼓励等方式,引导社会公众予以合作以实现一定行政目的的非强制性行政活动.因其所特有的柔软性、灵活性和民主性等特征,行政指导成为适应中国政府管理的主要手段和行为方式.在现实公共管理活动中,行政指导正面临着发生异化、信息交流"阻隔"过大,缺乏"官民合意"的空间和透明度不够,"黑箱操作"的制度化困境.造成这一困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究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政府官员权力,意识的固化和公民权利意识的缺失.为推行行政指导制度化,就需要建立行政指导公开制度、咨询制度、听证制度和责任制度.     

论行政指导的司法审查

行政指导在我国被排除在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之外,这与宪政理念和价值是相冲突的,也与"有权利必有救济"这一原理相悖.随着我国民主政治制度的不断完善,行政法治理念日益深入人心,行政指导接受司法审查不仅有必要,而且具有可能性,关键是要制定切实可行的行政指导行为司法审查规则.     

行政指导的程序规范探讨

行政指导既不同于设立规范的行政立法行为,也不同于具有强制力的行政执法行为,它并不直接产生法律效果。行政指导的目的与其他行政行为无异,仍是为实现一定的行政管理目标,而行政相对人之所以选择服从指导,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基于对行政主体的信任,因此行政指导不应该是一个任意的不受约束的行政行为。但是由于行政指导的特殊性。立法不可能对其内容作具体规定。那么．要规范行政指导行为,最重要的是通过立法规定行政指导行为的程序。     

人工智能犯罪的可归责主体探究

人工智能犯罪在生成机理和内在逻辑上只能是人工智能"算法安全犯罪"。基于人工智能犯罪中人工智能算法安全的相对自主性与绝对客体性的犯罪机理,人工智能犯罪仅能归责于作为保证人的"自然人-法人"责任论。人工智能犯罪中"人心人性"的刑法常识观,应当确认人工智能犯罪的可归责主体,只能是作为算法安全社会关系主体的"自然人-法人"二元主体。为妥当解决人工智能犯罪的归责原理和实践问题,应当在坚守人工智能犯罪"自然人-法人"二元主体模式的基础上修改完善刑法立法。     

委托代理行政法律责任分析

委托代理行政,由谁承担法律责任,无论是理论上还是法律规范上都较为笼统,这给实践带来了困难。委托代理行政所产生的法律责任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只有对具体情况进行分析,并依据一定的标准原则才能确定法律责任由谁来承担。依据主客观统一归责原则,在客观条件确定下,主观“过错”就成为了分析委托代理行政法律关系中法律责任主旨原则,并根据这一原则精神对委托代理行政法律关系中委托主体的责任、受委托主体的责任和行政相对人的责任进行分析,可以确认三方在委托代理行政中各承担什么责任。     

重大行政决策终身责任追究的适用范围

重大行政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中的"终身",实际上是责任的追责时效问题,要实现对重大行政决策的终身责任追究,关键就在于如何理解终身追责。从性质上将重大行政决策责任分为政治责任、行政责任、法律责任和道德责任四类。政治责任、行政责任和道德责任适用于终身追责,而法律责任的追究则要遵守法律的相关规定。应该建立对重大行政决策责任的分类追究制度,以避免陷入"多责任混乱"而难以有效追责的情况。     

论行政指导之政治内涵

行政指导是行政法学中一个意在指行政主体依法对行政相对人采取劝告、建议、奖励、诱导、斡旋等柔性行政方式来实现既定行政目标的活动与过程概念,具有非强制性、公职性等基本特征。将服务型政府引入行政指导的讨论,可以将学科语境从行政法学转换为政治学。行政指导作为行政法学的概念应当接受政治的检验。从行政法学延续到政治学来分析行政指导有利于剖析行政指导自身的法治化,这将对服务型政府构建又是一个重大的制度突破。     

行政指导相对人及其权利保障

行政指导属于一种延续性行为,是一个从作出到发生效果的动态变化过程。就行政指导单方面而言,它是一种行政事实行为,行政主体与相对人之间没有形成行政法律关系。但是,当行政相对人接受行政指导后,其性质必然发生变化而成为一种行政法律行为,构成一种行政法律关系。在行政指导法律关系中,行政主体是义务主体,行政相对人是权利主体。由于行政指导相对人的权益与行政指导主体的指导行为休戚相关,而行政指导主体本身所具有的“自利性”倾向极容易导致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所以必须强调使行政相对人充分享有知情权、程序抗辩权、受平等对待权和申请救济权以作保障。     

行政指导制度比较研究

国外一些国家通过行政程序立法对行政指导制度进行了规范,明确规定了行政指导的越权无效、合法指导、自愿协助和非强制性等基本原则;行政指导的说明、交付、陈述和公布等程序;行政指导的辅导、协助、劝告和建议等方式;行政指导的救济方式等。这些规定对完善我国行政指导的相关立法和制度建设有借鉴意义。我国目前行政指导制度存在的问题有:立法相对滞后;违反自愿原则实施指导;透明度不高;责任不甚明确,救济缺乏力度。建立和完善我国行政指导制度,就要加快立法工作,确立行政指导的原则,规范行政指导的程序,统一行政指导的方式,建立行政指导监督和救济制度。     

论行政指导的法律责任

行政指导作为一种新型的行政管理模式,已引起很多国家的关注。但目前我国对行政指导的立法几乎处于空白状态。我国立法应明确规定行政指导的职责和程序,对于行政主体所作出的违反其所承担的职责义务和程序义务的行政指导行为,在对我国现有的行政救济制度加以改造的基础上,将行政指导分为抽象和具体行政指导,分别进行救济。     

我国司法判例制度的探索、问题与完善

我国没有正式建立司法判例制度,但有关判例制度的实践探索已经展开.在探索的过程中,存在着案例范围不清、效力不明、多元化案例指导模式弱化了指导实效以及行政性案例发展相对不足等问题.主要原因是案例与判例概念上的混同、案例指导制度缺乏整体定位以及没有充分重视行政判例的特殊价值.改进与完善之策在于实现从"案例"指导单轨制到"案例"指导与"判例"援用双轨制的转变,实行"二元案例指导"和"一元判例援用"模式,建立制定法依赖型判例为主导的判例制度,强化行政判例的创制和效力.     

论行政指导的性质

对行政指导性质认识的分歧,既源于行政指导内涵的不确定性,也与我们对强制行政行为、权力行政行为、行政事实行为及与行政职权有关的行政行为等概念的认识不统一有关。从行政指导的实际运作及现代行政法理论来看,行政指导这种新型行政行为虽然有自身的特点,但仍可归为非强制的具体行政行为。     

社会矛盾“大调解”中行政调解制度的完善

行政调解作为我国三大调解制度之一,具有独特的功能价值和职能优势,在"大调解"工作体系中处于主导地位。但由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对行政调解缺乏足够的重视,导致我国行政调解制度存在着诸多问题。应以国务院《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为指导,完善我国行政调解制度。为此,必须加快行政调解立法,扩大行政调解范围,规范行政调解程序,明确行政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建立专门的行政调解组织,积极推进行政调解与其他纠纷解决方式的有效衔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