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强化党的利益整合功能

利益整合是执政党的重要功能。在中国社会利益关系日益分化的今天,必须要强化党的利益整合功能。在利益整合过程中,要确立和坚持公平、公正、统筹兼顾、民主法治的价值理念。要从建立利益表达机制、利益分配机制、利益均衡机制、利益冲突调解机制和利益观念导向机制等五个方面着手,来构建适应和谐社会要求的利益整合机制,从而实现制度化整合的目标。     

文化自信的社会功能及其实现机制探究

在当代中国,文化自信作为中华民族最深层次的精神追求,通过文化系统内部的建构以及与外界的联系,彰显了自身的社会功能。文化自信具有教化和激励社会成员、凝聚社会共识、调控社会冲突和整合社会资源等重要社会功能。从社会化的视域来看,文化自信社会功能的实现,既是文化社会化和主体社会化的过程,也是思想价值社会化的过程。文化自信彰显了文化主体对民族文化的理性认知、反思、批判、认同以及对异质文化的包容与接纳。文化自信的社会功能通过文化主体自觉内化的内在机制和自觉外化的外在机制而得以实现。     

多主体协同治理机制探析

伴随现代社会公共事务的日益复杂,协同治理应运而生,治理主体逐渐呈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如何在治理过程中,有效整合各方力量,探寻多主体治理的协同机制具有重要的意义。探寻多主体协同治理的机制需要首先理清多主体共同治理的维度。多主体协同治理应当有时间维度、空间维度以及管理职能的协调三个方面。健全协同治理的机制应当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治理主体自身的建设,这包括政府职能的转变与社会组织的完善;二是治理主体责任机制的建立;三是多主体联动体系建设,包括加强信息化建设,组织网络衔接以及工作制度衔接。     

整合养老研究：主体、内容与路径

当前,我国老龄化的速度和规模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面对迅速发展的老龄化社会,提供全方位的整合养老服务变得日益迫切。回顾国内有关整合养老的相关文献,可以发现整合养老主体可分为"三位一体"说"、四位一体"说以及"五位一体"说,整合内容包括基本养老服务、健康医疗护理和娱乐文化服务等,整合的路径有转变养老观念、完善政策机制、加强人力资源的培训和资金投入、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等。未来,养老服务应该趋向于建立整合的服务体系,通过实现主体、内容、路径三者的无缝对接,最大限度地满足多样化、个性化的养老需求。     

依法治国视角下基层社会矛盾化解法治化机制的完善

依法治国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基层和谐社会构建与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发展要求,为基层社会矛盾化解法治化机制的完善提供良好的契机与平台;基层社会矛盾化解法治化机制的完善是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因此,二者具有诸多的关联性。环视目前我国基层社会矛盾化解法治化机制运行的现实场域,确实存在很多不足的地方,与依法治国的要求还有很大一段距离。有鉴于此,我国务必要主动适应法治建设与依法治国的要求,针对基层社会矛盾的特点,从理念构建、内容拓展、方式平台整合、主体素质提升、保障机制与督导考核机制的构建等方面全力推动社会矛盾化解法治化机制完善创新,力求实现基层社会矛盾的有效及时化解。     

中国城市社区冲突化解与治理机制探究

社区冲突是现代城市社区治理不可回避的重要议题之一。有效的冲突治理机制是城市社区冲突化解与治理的重要保障。为此,应在"合作互惠,协商共赢"之社区冲突化解与治理理念重塑的新思维下,着力从内部机制建设、外部机制建设以及内外联动机制建设等方面多管齐下,切实构建起当代中国城市社区冲突化解与治理的新机制。其中,内部机制建设注重纵向层面上社区冲突的化解与治理,包括风险预警、沟通交流、利益整合、技术支持和学习机制等;外部机制建设侧重横向层面上多元主体参与社区冲突的化解与治理,包括外部扶持、社会组织与公众参与、第三方干预、争议事项裁决与制动机制等;而内外联动机制建设则聚焦于纵横层面的协同整合,涉及不同社区、城市甚至国家之间的互动机制。     

商谈式民主决策及其社会行动机制研究——以温岭民主恳谈为个案

为了对温岭民主恳谈进行整合的理论阐释,从社会行动及主体间关系的分析视角,阐释了商谈式民主决策的实证逻辑:以对话商谈社会行动的伙伴关系为基础,并在共生的社会行动机制中,建构商谈式民主决策公共行动的能量场(包括权力精英与社会公众间公共的对话商谈、网络化交往、开放积极的参与合作和平等互动等机制);商谈式民主决策的社会建构过程同时是一个系统性的社会生态建构过程。论文为温岭商谈式民主决策的未来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商谈式民主决策的理想型及其社会行动机制的理论阐释,为地方性社会民主治理提供了公共决策的社会建构路径。     

中国地方治理的新模式

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在实践中,中国地方治理形成了一种整合治理模式,政府通过资格认定、精英吸纳、资源支持、项目化运作等方式,对市场和社会主体进行跨界整合,形成一种隐性控制机制。这一治理模式显著提升了地方政府能力,也存在政企联盟、社会运作行政化问题。推进简政放权、法治行政、责任政府建设,加快政府向社会赋权,已经成为新一轮政府改革的核心诉求。     

转型期的农村矛盾及其化解机制

转型期的农村矛盾总体上呈现出原因和主体多元化、矛盾交织化和激烈化、涉及层面广泛化、处理难度加大化等突出特征.农村矛盾的化解需要整合农村社会的利益使其达到均衡,需要借鉴"社会安全阀"理论构建科学的预警和处理机制,强化民主协商和宣传教育机制的作用.在探求农村矛盾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过程中,构建农村矛盾的有效化解机制.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中的风险及其防范与治理

政府购买社会服务过程中存在着多种管理风险点,需要加以研究和有效防范。针对风险发生原因,防范与治理对策是:在分类的基础上,保障公共服务购买标准条件程序等的透明化,减少确定"跟谁购买"的自由裁量权;建立透明的供给方遴选机制,确立社会组织的主体独立性,创造适合于"被购买方"公平竞争的环境;建立有效、持续的双向激励和约束机制,防止出现"购买结果不达标"的情况。     

我国社会整合机制的转换——兼论宗教在社会整合机制建设中的价值

社会整合关系到国家稳定、政权巩固、区域和谐、人际和睦,体现着人们在稳定的社会秩序中推进历史进步的共同诉求。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的特殊时期,如何适应社会转型及时转换社会整合机制,这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经典社会学整合理论指示了现代性危机之上的社会整合趋势,即有机整合对机械整合的超越,柔性整合对刚性整合的互补,交往性整合与制度性整合的融合。现代宗教的整合实践也为我国社会整合机制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与借鉴。     

政府信任适度下降的合理性研究

政府信任是政府与公众之间相互信任的结果,由于公众理性的进步、新媒体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急剧变革,政府信任水平的适度下降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但对于转型期的中国而言,由于公众意识形态的多元和政府公共服务水平不足,政府信任的过度下降易增加社会的不稳定因素,政府的目标应该是在允许政府信任的适度下降与避免政府信任的过度下降之间寻求一种均衡——意识到政府信任的适度下降的必然性;从政府的单一主体管理转变为多元主体共治;加快体制改革;在整合政府职能的基础上改革政府结构和管理方式;建构一套符合现代社会要求的国民价值观体系。     

执政党利益整合: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

利益整合是执政党的重要功能。在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来源多样化、利益差距扩大化、利益矛盾复杂化的今天,必须要强化党的利益整合功能。要秉持公平公正、统筹兼顾、民主法治的价值理念,从建立利益表达机制、利益分配机制、利益补偿机制、利益观念导向机制和利益冲突调解机制等五个方面着手,来构建适应和谐社会要求的利益整合机制,从而实现制度化整合的目标。     

“三社联动”的内涵拓展、运行逻辑与推进策略

个体化变迁深刻改变着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使得我国基层社会治理面临新的形势。"三社联动"作为近年来我国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实践探索,是指通过社区建设、社会组织培育和社会工作现代化体制,形成"三社"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相互促进的政府与社会之间互联、互动、互补的社会治理新格局。"三社联动"的协调机制主要体现在街道-社区两级主体之间,协作机制主要体现在社区居委会与社区工作站之间,合作机制主要体现在社区、社会组织与社会工作者各主体间的联动过程。推进"三社联动",要求通过政府体制创新,加快社区的本质重构;专业社会组织导入与本土组织培育并举,实现社区的再组织化;双向整合社会工作人才队伍,提升社会工作者工作能力和水平。     

风险社会中的问责机制研究

当代中国社会的转型、现代化的推进、改革开放的深化,均伴随着社会风险的产生,当代中国已经进入风险社会时期。风险社会的"有组织的不负责任"与"人为制造不确定性"特征,使得风险责任主体虚置、事实模糊、依据缺乏、问责无据,这也加剧了社会风险的蔓延。在风险控制中,必须以风险社会复合型治理模式为指导,确立风险社会中的复合型问责机制,公平合理地分配风险责任,才能形成有效的风险化解机制。     

“大调解”在处置群体性纠纷中的功能及运行机理

当前群体性纠纷高发、多发给社会带来了许多问题。而"大调解"机制能够化解群体性纠纷,促进社会管理从刚性向柔性转变;有效整合社会资源、行政资源和司法资源,实现社会矛盾纠纷常态化解,促进社会管理从一元转向多元,形成一个综合性强、权威性高、公信力大的多元化矛盾纠纷调处机制。因此,我们应该发挥大调解的解纷功能,以不同利益主体间的理性对话为基本要素,以主体交涉过程中的相互沟通和协调为基本机制,推进重点工作建设,从而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     

刍论我国诉讼内外纠纷解决机制的协调与整合

诉讼是一种权威性的纠纷解决方式,但绝不是万能、唯一的纠纷解决方式。我国现行纠纷解决机制体系过于突出法院在解决社会纠纷中的地位和功能,导致纠纷解决机制系统内部不协调、不同机制间衔接程序不合理、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被闲置等问题。现行纠纷解决机制已无法满足我国市场经济利益主体多元化的需求,因此,为了促进我国诉讼内外纠纷解决机制的协调与整合,实现我国现有纠纷解决资源的可持续性发展,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当前应当做出的理性选择。     

公共政策视域中的公共利益解读

公共利益是公共政策的逻辑起点和合法性的基础,是整合个人合理利益基础上的利益,是社会关于利益价值期待的体现,具有公共性与政治性、共享性、消费的非竞争性、伦理道德性、目的的非营利性以及内容和受益对象的不确定性等特性。实现公共利益,需要具备以下条件:确立公正公平的价值标准,体现个人利益的合理诉求,有效抑制政府自身利益,以政策伦理规范约束政策主体行为,推进公共利益确认的民主化进程。     

“微”视角下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内容及方法的创新

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是教育内容在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的传递,以及受教育者接收、内化,并转化为一定行为表现的过程。在微博、微信等新媒体时代下,思想信息的建构性、信息主体的互动性、信息传递方法的完整性,为重新审视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过程,提供一种新方法、新思路,主要体现在:教育内容的开放与建构,教育主体的确立与契合,教育方法的多元与整合等方面。     

给付行政视域下的失地农民保障研究

国家基于生存权的公共性对失地农民进行保障,是失地农民给付行政制度确立的理论基础。当前失地农民生存权实现过程存在给付行政理念缺失、给付系统非闭合、给付主体错位和缺位、给付过程任意等问题。基于对失地农民给付行政制度构建的理论难题进行探索,应通过确立国家的给付主体地位、整合失地农民行政给付系统和完善失地农民行政给付制度运行保障措施方面构建失地农民给付行政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