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正义之理论建构 ——以"生产性正义"和"生产关系正义"为切入点

生态正义是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一个重要生态哲学范畴。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出发,当前对生态正义的理论建构之路比较有代表性的主要有两条,即"生产性正义"与"生产关系正义",前者主要从"人与自然"层面表达正义诉求,后者则主要从"人与人"层面表达正义诉求。这两条建构之路对于人们把握生态正义虽有一定的意义,但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统一的唯物史观原理。作为一种"生产方式正义"建构之路的出场则能弥补其相关缺陷,理由在于:一是"生产方式"内蕴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两个维度;二是正义的话语基础必然根植于一定的生产方式;三是生态问题的产生根源可归结于某种生产方式的非正义性。对生态正义的理论建构应该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统一的唯物史观原理为基础,坚持"大自然-人-实践活动"的有机整体性、生产性正义与生产关系正义的内在统一性以及从"自然的解放"到"人的解放"的目标指向性,这样才能更加充分和整体性地把握生态正义的本质内涵。     

重释马克思的正义观

在当今自由主义正义观霸权话语的冲击下,马克思正义观的阐释和重建需要基于马克思的文本语境在历史与逻辑的双重层面上展开。批判自由主义的"形式正义"构成马克思正义观建构的出场语境与历史前提;建构与自由主义正义观异质的"实质正义"构成马克思正义观建构的终极旨归与逻辑终点;澄明分析马克思主义有关马克思与正义的论争构成破解马克思正义观建构的逻辑迷阵。只有在批判、建构与澄明的三重奏中才能走出马克思正义观研究中历史必然性论证和道德论证的两极对立,凸显马克思正义论范式建构的价值和意义。     

平等、正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凯·尼尔森对马克思正义观的阐释

凯·尼尔森认为马克思葆有一种正义观,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被理论渗透的经验论述和道德评价.马克思的正义现要求我们根据具体的历史背景和特定的生产方式判断社会现象的正义性.共产主义两个阶段有着与其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正义原则,无产阶级的正义诉求绝不是追求所谓的"消除一切社会的和政治的不平等",而是消灭阶级.     

论马克思正义理论内部结构的跨越融合

马克思对正义的批判性、隐晦性的话语表述方式客观上带来了其实践正义理论新景象的遮蔽,甚至引发了塔克尔、伍德等人误解,指责他没有正义理论,患上了"道义贫血症"。为了更加清晰地彰显马克思正义理论的独特性和开拓性,也为了更好地用之观照中国现实,我们需要深入到马克思主义正义理论的内部结构之中,跨越融合解构性正义与建构性正义、解释性正义与规范性正义、高阶位正义与低阶位正义之间可能存在的理论鸿沟,从马克思的思想体系中捡取出正义论述,并在坚守其精神要义的基础上,发展能够观照中国实际的正义理论。     

正义的转向:从亚里士多德、黑格尔到马克思

作为西方伦理学的奠基者,亚里士多德把正义视作理性合乎德性的实践活动,强调那些形成正义倾向的事物来源于人自身的"我能成其所是"的德性,因此亚里士多德的正义是内向性的。黑格尔看到了亚里士多德内向性正义以"自我沉思"的方式追求正义的局限,主张以法权这一外向性维度完成正义实现的理性必然,但由于黑格尔缺乏对社会生产方式的研究和剖析,导致其正义理论仍然带有抽象性和片面性。马克思则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深入剖析,发现了资本对劳动的绝对支配这一隐匿着的资本逻辑,主张无产阶级以革命实践的方式推翻资本主义私有制,从而既突破了亚里士多德的正义和德性的内向汇通,也超越了黑格尔的正义和法权的外向交叉,在历史和社会的生产方式变革中实现了正义的现实性。     

从遮蔽到解蔽:国内外马克思社会正义理论研究述评

马克思社会正义理论长期处于被遮蔽状态,这种状况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才开始改变。70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发生了马克思与正义之争。马克思与正义之争是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在研究视觉和理论旨趣上的必然反映,为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研究提供了新的范式,积累了新的知识资源,是对马克思社会正义理论的解蔽。但由于大部分学者对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辩证法的误解,他们的研究存在着严重缺陷。我国学者对马克思社会正义理论的研究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研究重点集中于:马克思社会正义理论之哲学基础、价值主体和理论主题的阐析;马克思社会正义理论形成过程的历史考察及其生成逻辑的哲学分析;马克思社会正义理论之科学内涵的阐发;马克思社会正义理论当代价值的诠释。随着当前我国社会正义问题的凸显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进程的推进,如何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正义理论是马克思社会正义理论研究的重要任务。     

法的正义观与自由人的全面发展——亚里士多德与马克思正义观的比较

在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中，正义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亚里士多德在对这一问题的解答上，主要侧重于法律方面。而在马克思的哲学中，对正义问题的解答则体现在最后的“自由王国”中。在这两种不同正义观的解释中，亚里士多德主要侧重于“衡平”的思想方法和城邦的至善生活上，而马克思则侧重于自由人的全面发展上。尽管这两种不同正义观，在手段和方法上有很大的区别，但是从认识正义和实现正义的角度上来看，他们共同的特点都是思考正义和提出实现正义的方法，以此指出社会发展的出路以及解决人的存在问题。     

马克思正义理论的三维向度及其启示

马克思正义理论是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不正义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法权批判、社会批判和道德批判三维向度的统一。正义的法权批判向度在批判自然法和市民社会的基础上揭示了正义的阶段属性,正义的社会批判向度指出了解决正义问题必须返回到现实的生产实践当中,正义的道德批判集中体现在马克思从人性角度对未来社会分配方式的反思。马克思正义理论的现实启示是:分配正义是保障社会正义的基础,社会正义的实现要防止个体需求满足异化为对拜物教的追逐,个体正义感的确立需要对个体人性的充分关注。     

马克思批判自由主义正义观的四重向度——以《资本论》及其手稿为中心的考察

所有权、自由、平等、功利是自由主义正义观的四个关键词,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从所有权与正义、自由与正义、平等与正义、功利与正义这四重向度对自由主义正义观的"权利悖论"进行了立体化分析,深刻揭示了自由主义正义和资本逻辑既相互耦合又相互否定的辩证关系,指认了自由主义正义观不过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交换主体双方意志自由、契约自由的观念体现,他们服务于且遮蔽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真实本质。与自由主义正义观不同,马克思从超越资产阶级市民社会的人类社会这一全新的理论视阈和价值基点来重新思考自由、平等、正义的真实实现,从而实现了对自由主义正义观的超越。     

理解马克思道德哲学的三个维度

在马克思看来,劳动作为人的本源性的活动,它体现了人的自由。在此,马克思确立了一种全新的自由本体论。他从"实践哲学"的范式去阐释自由,从而在唯物史观的地基上,揭示了道德与利益之间的辩证张力关系;指明了规范性的道德原则不是立基于超验实体,而是根源于现实,这在很大程度上使马克思的道德哲学与其他道德哲学区分开来。马克思揭示了道德的根源、本质及功能,破除了西方伦理学史上长期存在的"道德幻象",从而使道德的本来面目得以呈现。马克思通过批判资本主义的道德而彰显了一种"真正的人的道德"——人的生存正义。道德不再是利益冲突的麻醉剂,而是人的存在方式,在真正的共同体之中,人与他人之间实现了内在有机的统一与和谐。     

规范与道德之争——基于《拯救正义与平等》谈柯亨对罗尔斯建构主义的批判

建构主义作为一种政治观念和方法,被罗尔斯在其《政治自由主义》中称之为"政治建构主义",用作解释他的正义理论。而柯亨则在《拯救正义与平等》中,集中批判了这种社会正义的建构主义。社会正义的建构主义试图在原初状态下建构出正义原则,柯亨认为无论是建构的方法还是关于正义原则的解释,都存在着许多问题。柯亨对罗尔斯为代表的社会正义的建构主义的批判主要从正义的特殊性、首要性以及受环境的影响等几个层面展开。这种批判实际上也是规范与道德之间的权衡和论战。     

苏格拉底与梭罗的不同坚持——由实体正义的不可靠性认识程序正义的价值

从"苏格拉底"到"梭罗",我们看到了对待程序正义的不同的态度。然而这个话题即使延续千年,在现实社会运行中,道德直觉的实体正义与理性求证的程序正义仍然争议不断。因此,我们认为需要通过对实体正义不可靠性的分析,达到对程序正义的价值的认识。     

马克思对自由主义正义传统的批判性重构及其中国语境启示

自由主义正义传统受制于历史唯心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立场,始终秉承维护特权阶级利益、服务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这一终极价值指向,终难摆脱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下具有抽象性和虚假性的"形式正义"的桎梏。马克思基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和无产阶级立场寻求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之路径,以政治经济学为批判工具,揭示了自由主义正义传统的资本主义实现方式及其历史局限性,致力于从更高级的"异质社会"层面思考人类自由、平等、财产权等基本权利的实现问题。秉承"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一价值旨归,马克思将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作为正义社会的实现路径,将按劳分配与按需分配作为正义社会的根本分配方式,其正义观具有"实质正义"的性质,实现了对自由主义正义传统的批判性重构及超越。马克思正义观作为与时俱进的、科学的公平正义理论,对我国现阶段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马克思正义观视角下大学生职业道德观塑造

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趋势下,当前,大学生职业道德观存在价值观的利益化、道德认知与道德行为不协调、理想信念意识淡薄等问题,我们需要对此类问题有个理论上的解答,而马克思正义观就是一个重要的视角。因此,运用马克思正义观解决大学生职业道德观问题是时代的召唤,更是社会发展的需要。     

罗尔斯和哈贝马斯正义与合法性之争的深层解读

罗尔斯和哈贝马斯是当代西方社会政治哲学的两位大师级人物,他们关于正义问题的争论格外引人注目。罗尔斯的正义观是实质正义,这种政治正义观独立于任何完备性学说,支配着整个社会的基本结构;而哈贝马斯的正义观是程序正义,他认为正义是由某种民主程序决定的,是通过公民之间的对话、交流、协商之后所达成的共识决定的。罗尔斯认为,正义与合法性不是一回事,正义本质上是一个道德概念,合法性是一个法律概念;而哈贝马斯认为,合法性是某种社会政治被认可的价值,追问一个社会是否合法,就是对它进行道德批判,因此,在这种意义上,合法的就是正义的。     

马克思正义观的三重位阶

马克思正义观是复调的，这种复调性是一种分层和位阶关系。由于分配正义只具有相对独立性，故其在马克思正义观中处于初级位阶。马克思在分配正义上不但批判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正义观和形形色色的小资产阶级正义观，而且建构了按劳分配和按需分配的正义观。分配是一定社会关系的产物，是社会关系的一个环节，这决定着它会被更高的位阶——关系正义所统摄。马克思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支配性，同时以“自由人联合体”为载体建构了一种新型的社会关系——互依性社会关系。按劳分配、按需分配、自由人联合体，都是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共同要素而存在的，因此它们都从属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一根本价值目标，即从属于处于高级位阶的发展正义。     

驳艾伦·布坎南对马克思正义观的误读

马克思与正义的关系问题引发了学术界的广泛争论.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布坎南以"正义无用论"为逻辑内核,以"内在批判说""革命动力说"和"外在批判说"为外层框架,重构了马克思的正义观.虽然这种重构有某种新意,但是也存在明显的误读倾向:其"正义无用论"存在理论错误,"内在批判说"需要进行重新审视,"革命动力说"曲解了马克思的观点,"外在批判说"也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从根本上说,布坎南站在自由主义的理论立场上,试图先重构马克思的正义观,然后指认这就是马克思的正义观,再对此进行批驳来凸显抽象权利和正义观念的价值,实质上这是恩格斯所批判的杜林的立场和方法,实际上已经彻底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     

还原马克思的正义形象:驳“塔克-伍德命题”——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

马克思以冷嘲热讽的语言利剑剥开资本剥削的秘密,以异常激烈的批判精神痛斥资本主义的罪恶,以理性的激情掩埋资本逻辑的恶果,以正义的呐喊凝聚无产阶级革命的力量,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处勾勒了共产主义的正义王国,他给世人留下的是正义的伟岸形象。"塔克-伍德命题"把正义牢牢地系在生产方式的根基上,强调资本主义的法权关系和剥削关系是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因而是正义的。这给充满正义能量的马克思蒙上了厚厚的面纱,把作为正义倡导者的马克思的通常形象掩盖在了主张"剥削正义"的虚幻的假象里。实际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正义评判是在科学尺度和价值尺度相统一的语境中进行的。只有从事实与价值、解构与建构的双重逻辑和语境中审视马克思的正义批判,才能从根本上破解"塔克-伍德命题"的理论困局,还原马克思的正义形象。     

艾伦·布坎南对马克思“正义”概念的重构——基于布坎南—伍德正义问题争论的分析

西方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流派中,艾伦·布坎南是一位非常出色的代表。他通过对艾伦·伍德"交易正义""先定和谐""虚假的意识形态"以及"偷换概念"的批判,重新建构了马克思正义问题的逻辑结构,并提出马克思的"正义"是"共产主义的非法权评价视角"。人们通常认为,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是因为这种制度是"不正义"的,人失去了社会生存的"权利"。而共产主义是最符合"正义",最能够满足人类生存"权利"的社会。然而,在布坎南看来,马克思所提出的共产主义,是一种超越法权框架的评价视角,共产主义社会比资本主义社会优越,不是因为它实现了正义和权利。共产主义社会作为阶级消亡、国家消亡的理想生存方式,根本没有"正义的环境",言外之意,根本不需要提出"正义"和"权利"的要求。因此,可以说共产主义是正义和权利不再是问题的社会。这样,自然就变成了"非法权"的社会。     

马克思正义理论的伦理特质

人们在马克思正义理论的理解上出现了很多分歧,究其原因主要是对马克思正义理论的伦理特质缺乏准确认知。马克思正义理论的伦理特质表现在四个方面:首先,它是一种规范正义论,主要着眼于对现实社会的价值评价而不是事实描述;其次,它是一种社会正义论,超越了传统正义理论的法权结构框架,对社会本身进行价值指认;再次,它是一种类正义论,认可人是类存在物,采取类哲学思维对正义进行规定;最后,它是一种历史辩证正义论,认为正义是一个逐渐展开和实现的历史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