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跨界水污染治理中的利益协调探讨——以渭河流域为例

跨界水污染纠纷关系到不同行政辖区的利益,如果处理不好就会引发地区矛盾与冲突,甚至是群体性事件。因此,治理跨界水污染必须将协调流域地方政府间利益作为一个重要视角。具体来说,一要构建民主而权威的流域管理机构,完善流域管理法律制度建设,加强地方政府的环保绩效考核,完善科层型的流域政府间利益协调机制;二要通过排污权交易来协调流域地方政府间的利益关系,促进流域地方政府间对水污染的合作治理;三要利用流域政府间生态补偿政策消除流域内部环境占用的不平等性,从而调解流域经济和环境的关系。     

构建跨界水污染治理机制的思考

我国的水污染事故不断发生,重大跨界水污染事件更是频发,跨界水污染急需得到重视和整治。由于跨界水污染治理机制的不完善导致了群体性事件频发和政府公信力打折。我国水资源的公共物品属性、行政区划造成的分头管理、治理机制的局限都是造成这一困境的原因。未来,对跨界水污染治理机制的完善应追根溯源,从意识、绩效评估方式、管理协调、政府间的相互信任等方面做起,对我国保护跨界水资源有重大意义,对保障人民的饮用水安全也起到作用。     

地方政府数据治理绩效及其提升

对地方政府数据治理绩效要从目标、运行机制、行为和结果等方面进行综合考察,这几个维度从不同层面表达了地方政府数据治理的绩效。地方政府数据治理绩效提升的理论分析框架由"一个中心,四个基本点"构成,其提升过程中具有以下难点和挑战:导引不足,缺乏系统的政策支持;贡献不彰,存在潜在的安全问题;技术系统缺乏协同,存在系统融合问题;公众参与不足,效果不佳;缺乏系统监管,影响治理效能。因此,应加强政府数据治理的战略和政策支持,优化行政生态环境;强化数据信息链的绩效贡献,重视数据的安全风险问题;注重技术平台的系统融合,挖掘技术协同的绩效动能;注重公众的参与和体验,实现政府与民众的良性互动;构建政府数据治理的全方位管控体系,提升数据治理的绩效。     

中国民主行政模式建构

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对政府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国政府治理变革必须适应经济社会转型和思想意识变化的要求,以国家政策趋向和地方创新实践为基础,实行民主行政。建构中国民主行政模式,需要政府树立民主与公共的价值理念,创新公共服务和协同治理的制度安排,并从技术操作层面加强政府的问责机制与公民的参与机制,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民主行政道路。     

跨界流域治理中地方府际协作机制研究——以菇溪河为例

"五水共治"以来,浙江省整体的水生态得到很大改善,在水污染治理中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现实看来,这一治理方式过度重视地方水权,忽略了水域的整体性,这种治理模式并没有很好地解决治理中存在的地方区域性与流域整体性的冲突,流域治理很难协调统一。河长制虽然能够职责到人,但对于跨区域流域却很难奏效。因此加强地方在跨界流域治理中的府际协作,构建有效的协作机制、完善公众参与度、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在跨界流域治理中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就以菇溪河为例探究了一河分两区的治理,为解决跨流域治理中政府间尴尬局面以及治理难以推进等问题,进一步提出了建立以"共赢"为核心的沟通协作机制;依法治水、依法管水,设置有法律依据的管理机构和职责授予;完善公众参与治理制度;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等对策建议。     

推进地方政府治理现代化的探析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地方政府治理作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行政管理的中间和基础环节。然而,推进地方政府治理现代化还面临一些困难和问题。为此,立足推进地方政府治理现代化的动力机制,通过再造地方政府治理体系、提升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大力发展公民组织和加强地方电子政府建设,以期实现地方政府治理现代化。     

数字治理时代行政许可协同审查机制的理论逻辑与优化路径

数字治理助推行政许可审查机制由独立审查转向协同审查，程序凝练化、数据驱动化、审查协同化是行政许可协同审查机制的显性特征。行政许可协同审查机制因顺应整体政府理念下的业务协同趋势、助益提升行政效能、优化行政许可证明责任分配而具备推广适用的正当性。然而作为一项数字治理时代革新行政审批服务的新创举，行政许可协同审查机制的运行面临立法支撑不足、协同惰性阻滞、数据短缺与信息共享不畅、责任配置不明等多重困境，为持续推动行政许可协同审查机制趋向高效化，应从适时调整《行政许可法》的审查规范、完善激励机制、夯实数据基础、明确法律责任等方面着手为行政许可协同审查机制的推广适用清障。     

整体性治理视角下地方政府大部制改革研究——以广东顺德为例

地方政府大部制改革,作为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环节之一,是通过整合地方政府部门和事项,以最大限度发挥政府职能,提高政府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而这与整体性治理的中心理念、组织结构、现实目标有着较高契合性。因此,选取广东顺德大部制这一地方典型改革为例,结合整体性治理理论深入分析大部制改革过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并为地方政府未来改革提出以下建议:建立大部制下的整体性内部协同机制;职责整合机制;内外协调机制;监察约束机制。     

我国区域合作治理困境与纵向嵌入式治理机制选择

区域合作治理机制是为解决地方政府的制度性集体行动(ICA)问题而采取的制度安排。不同类型的治理机制面临着不同程度的交易成本。我国当前的区域合作治理以地方政府之间的横向协作为主要形式,存在着横向政府协调缺乏约束力、纵向政府过度介入与介入不足并存、社会组织力量比较薄弱等问题,区域合作面临诸多困境,交易成本高昂。本文提出纵向嵌入式治理机制的概念,认为在区域合作治理中要正确发挥纵向政府的作用,将上级政府的纵向嵌入与地方政府的横向协调相结合,以降低交易成本。纵向嵌入式治理机制选择受到区域合作性质、区域合作风险、区域差异特征以及地方政府自主权等因素的影响。嵌入方式包括政治动员、法律和行政命令、战略规划、制度激励、项目评估、省部际联席会议等。应根据区域合作的不同类型,综合分析上述因素,合理选择纵向关系嵌入的时机、程度与方式。纵向嵌入式治理机制为我国府际关系发展提供了新思路,对推动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级政府有效合作,更好地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有益。     

政府绩效评估的系统偏差与政策控制——基于整体性治理的分析框架

绩效评估政策执行是政府公共权力与资源配置的协同要义,以整体性治理为切入点实施政府绩效评估系统偏差的政策控制是评估政策执行过程的核心命题。协同机制是消解地方政府之间过度化竞争的逻辑前提,整合机制是破除政府治理"职责同构"层级绩效分割效应的规范要求,绩效评估结果偏差的控制路向体现整合机制与协调机制的双重契合。建构绩效评估系统偏差政策控制的整体性治理框架,充分信任与合作是绩效评估系统偏差的政策协调的价值前提,基于合理"空间"布局实现绩效评估治理府际间政策网络的协同优化,建构政府间一体化的信息资源共享与数据交换系统。     

治理语境下的基层政府行为失范与矫正——基于陕西省ZS县的个案研究

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治理单元"——基层政府扮演着双重角色:既是国家和上级政府治理的代理人,同时又是服务和回应当地社会公众诉求和利益表达的协同治理主体。陕西省ZS县公共项目管理案例折射的基层政府行为失范主要表现在:公共项目决策、行政执行过程和行政行为监督等方面。矫正基层政府行为失范的对策是:在构建地方基层治理模式创新的理论模型的基础上,重构政府与社会关系,构建基于协同参与的多元治理主体;以公共权力的使用为核心,强化对地方政府行政行为的监控;鼓励社会公众积极参与基层政府治理;建立基层政府绩效评价和效能监察制度。     

环境治理中多主体协同困境与出路——以丽江程海湖水污染治理为例

新时期,环境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构成,其治理的成效与政府主体、企业主体、社会主体的协同共治不可分离。程海湖作为云南生态环境保护的标杆,其湖泊水污染的有效治理关系到云南生态文明建设争排头这一目标的达成。反思程海湖污染治理效果不佳的原因,主要在于多治理主体在协同上面临多重困境,因此要构建实现政府、企业、公众多主体协同共治的体系,进而提升程海湖污染治理能力和水平,最终实现共享程海生态文明发展成果和价值的皈依。     

打造“东方莱茵河”——湘江水污染治理十年回顾与展望

湘江是湖南的母亲河,也是湖南重要的经济带。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的飞速推进,湘江水污染的程度也在逐次递增。针对湘江水污染的现状,政府在防治政策、治理资金、基础设施建设、污染领域整治、治理模式上都采取了相应的措施,虽在总体水质、污水处理能力、垃圾处理效率、工业污染控制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在治理技术、产业结构、治理机制和文化引导这些层面亟待加强。     

从财政学角度分析腾格里沙漠水污染

腾格里沙漠水污染事件,揭示了政府与企业之间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以及地方财政收入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解决该矛盾必须加强执法力度、解决恶性竞争、扶持落后地区、改革官员考核制度、提升官员素质和减少不必要的财政支出。     

西部民族地区基层政府治理困境及变革路径

我国西部民族地区正处于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半封闭型社会向开放型社会的快速转变期。从实践来看,基层政府存在治理观念陈旧落后、治理机制刚性僵化、府际组织协同困难等问题。官僚文化意识影响深远、学习型政府构建不力、公民社会发育不良是基层政府治理困境的主要成因。坚持以人为本、强化基层政府社会善治理念,建立多元互动协同治理网络,构建现代法治型基层政府,健全治理评价追责机制,加强行政伦理常态化教育,是西部民族地区基层政府治理变革的实践要求和路径。     

积极促进我国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无比优势,但制度优势还有待于转化为治理效能,治理能力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实现现代化,当务之急是积极促进我国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为此,应当加强和改善党对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领导,各级党组织要充分认识和高度重视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重大意义,坚决贯彻党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确保治理工作始终坚持正确的方向;应当充分发挥人民在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中的主体作用,完善人民代表大会组织制度和工作制度、立法和决定功能、监督功能,充分发挥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作用;应当改革和创新治理的体制机制,优化行政决策体制机制,强化行政执行体制机制,加强责任追究制度,健全行政执法责任制;应当优化政府职责体系和行政监管督察体制机制,加强决策监督、执行监管督察、效能监管督察,实现监督督察的制度化、程序化;应当正确处理和理顺各种治理关系,特别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关系、各行政部门之间的关系;应当强化各级领导干部的制度意识,不断提高其治理能力。     

国家空间治理的中国逻辑

空间是实现国家治理的有效方式,国家空间治理的中国逻辑体现在党的领导体制和国家权力结构在空间生产上的作用及反映。党的领导体制是实现国家空间治理的政治和组织保证,中国共产党以融入国家政权组织体系和基层社会的方式介入空间生产。中央权威与地方自主的平衡是实现国家空间治理的行政体制框架,中央政府引导地方空间治理行为,实施国家空间发展战略;地方各级政府从空间商品化中增加财政收入,提升空间治理效能。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结合是实现国家空间治理的动力机制,政府既引导市场主体参与空间生产,又防止空间过度资本化;市场在空间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驱动地方各级政府与其共同促进空间商品化。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的协同是实现国家空间治理的推进路径,政府整合社会,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多样化空间需求;社会参与促进政府回应民众空间诉求,形成共治共享的空间治理格局。     

中国地方政府数字治理的“过程”与“组织”

现阶段,我国地方政府数字化治理面临困境,具体体现为：建设跨应用场景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不足、破解部门分割的效果不佳。回顾文献发现,已有研究偏重考察治理结果以及科层组织在数字治理中的作用,相对忽视关于其他治理主体融入治理过程的复杂机制的深描。本文通过比较A省、B市两地的数字政府建设案例,建构出“结构-主体-治理机制”的数字治理过程分析框架,进而发现：在依赖行政机制和注重融入市场机制两类情形中,数字治理分别呈现出“直线-职能式”与“矩阵式”两种过程演化模式。内生于现代数字政府治理过程中的政企互动,会因面临行政机制的过度主导而发生脱嵌,引发后期数字政府建设模式的行政化;也可能面临强有力的契约约束,在治理过程中逐步互嵌,形塑出市场型的数字政府建设模式。本文在识别数字治理主体异质性的基础上,引入结构化的动态视角,加深了同类研究对中国地方政府数字治理微观情境的理解与把握,丰富了治理过程中组织间互动行为策略的解释机制。     

地方政府如何提升环境协同治理能力？——基于H市环境治理的案例研究

地方政府环境协同治理能力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体现。通过整合协同治理理论、目标设置理论和资源依赖理论，构建“目标—政策—资源”地方政府环境协同治理能力三维分析框架，并结合H市环境治理案例进行分析，研究发现，目标协同维度存在时间和主体两个子维度，在时间子维度上要实现长期目标与短期目标间协同，主体子维度上要加强政府内外多主体目标间协同；政策协同维度包括纵向和横向协同两个层面，在纵向上地方政府应与中央政府实现政策协同，在横向上环境政策应与经济政策及其他相关政策保持协同；资源协同维度涵盖人、财、物以及信息资源的协同，人、财、物协同提供基础支撑，信息协同提供数据支撑，从而增强协同治理能力。因此，地方政府应从制定区域协同目标、提高政策协同度和加强信息化建设等路径提升环境协同治理能力。     

整体性治理对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启示

整体性治理是西方国家继新公共管理之后政府改革的新理论,是对新公共管理的修正,整体性治理理论以公众的需要为基础,内容包括重新整合与整体性治理方式。＂协同政府＂是英国布莱尔政府在实践中的整体性治理模式,主要围绕统一决策和加强决策部门与执行机构的合作两个目标来进行。其他西方国家根据本国的实践情况,围绕整体政府进行了多元化的行政改革。整体性治理对我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启示主要是：在行政理念上回归公共性;在组织结构上强调协同整合;在公共服务供给方式上允许多元参与;在技术手段上注重数字信息技术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