赠与合同的局限及完善

《合同法》第186条规定了赠与合同的任意撤销权制度，学术界对赠与合同任意撤销权的理论基础及其与《合同法》第189条之冲突等问题尚存在较大争议，文章就赠与合同的局限性等问题进行粗浅的分析，并提出相应的立法完善建议。     

赠与合同的诺成性或实践性之探讨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虽然对赠与合同的方方面面的内容作出了详细规定，但因为立法的模糊性和不明确性，使得赠与合同究竟是诺成性合同还是实践性合同，仍未臻明朗。为此，本文参考外国立法模式、结合我国立法条文分析认为：赠与合同应是诺成性合同。     

论赠与人的责任

赠与合同是现实生活中常见合同的一种,《合同法》专章进行了规定。赠与人的责任可归纳为瑕疵责任(包括故意不告知受赠人瑕疵、保证无瑕疲、附义务的赠与)、缔约责任和违约责任等三种,其承担责任的条件、责任方式、赔偿范围等各不相同。     

赠与合同三题

首先 ,《合同法》的颁布并未平息赠与合同究为诺成合同还是实践合同的争论。笔者认为 ,《合同法》第 186条第 1款所指的赠与仅有诺成合同之名 ,却有实践合同之实。与其如此 ,不如直接将其规定为实践合同。这样较符中国的国情 ,而有利于重合同守信用的观念和法律意识的培养和提高 ;该条第 2款所指的赠与显然具有诺成合同之特征。其次 ,该法第 189条关于赠与人损害赔偿之规定的适用范围有待明确。最后 ,受赠人是否应有行为能力之限制 ,则应区别对待。     

商业性赠与瑕疵担保责任初探

商业性赠与与一般赠与有显著区别,而《合同法》没有注意到商业性赠与的特殊性.并笼统地规定了赠与人对赠与物的瑕疵不承担责任.对商业性赠与来说,这样的风险划分无疑加重了受赠人的责任,从而造成了当事人利益和风险的不平衡.作者经过认真的研究,认为商业性赠与的赠与人应承担瑕疵担保责任,但应在受赠人获得利益的范围内免责.作者并对修改《合同法》提出了合理的建议.     

论赠与合同法律规定之不足

赠与合同是现实生活中常见的合同之一,合同法中对赠与合同设专章予以规定,这是立法的一大进步,然而该章的内容却存在着诸多让人难以把握和矛盾的问题,不能不引起理论界和司法界的重视.     

夫妻间赠与的赠与人撤销权研究——兼论《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六条的规定

区分夫妻财产制契约、夫妻一般财产约定和夫妻间赠与是认定夫妻间赠与中赠与人是否享有撤销权的前提。夫妻间赠与行为具有无偿性但不具有身份附随性。夫妻间赠与行为统一适用《合同法》的规定,赠与人享有任意撤销权和法定撤销权。夫妻间赠与中赠与人享有任意撤销权合乎赠与合同的本质属性,合乎婚姻家庭法的伦理内涵和法律体系内部的协调性和和谐性。在受赠人严重侵害赠与人与赠与人近亲属的人身权利和严重侵犯赠与人的财产权利或者受赠人对赠与人有法定的夫妻扶养义务而不履行或者受赠人不履行约定义务的情形下,赠与人有权利行使法定撤销权。     

论赠与人的权利与责任

赠与在现实生活是很常见的民事行为,但是长期以来,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在实务方面都存在着对赠与人权利与责任的不同意见,本文根据《合同法》的相关理论对赠与人的权利与责任进行了详细的法理论证,明确指出了赠与人的权利范围与责任的界限,对处理赠与纠纷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试析附赠商品致人损害的民事责任

根据<合同法>,赠与人对赠与财产不负瑕疵担保责任.但若赠与人的行为构成加害给付从而对受赠人的固有利益(履行利益以外的利益)造成损害的,赠与人须依法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对此,受害人可选择要求赠与人承担合同责任或者要求行为人承担侵权的民事责任.     

论赠与合同的撤销与履行拒绝

本文从赠与的作用、赠与合同的特征入手，分析了赠与合同的撤销与履行拒绝制度。     

预期违约若干问题探讨

大陆法系的不安抗辩权制度起到了救济期前违约的作用,实际上就是大陆法系的预期违约规则。但不安抗辩权制度只是预期违约制度的一个方面,远非预期违约制度那样全面、完善。我国《合同法》在借鉴大陆法系不安抗辩权制度的基础上,呈现出向英关法系预期违约制度逐渐靠拢的趋向。     

论知识产权法的合同限制

权利人通过合同执行区别定价策略来获取知识产权法下难以获得的利益,属于权利的私人定制.权利人通过合同对知识产权权利限制制度予以反限制、对知识产权法不保护的客体提供保护、对知识产权进行知识产权法之外的限制,这些合同条款可否执行需要我们谨慎考虑其合法性.通过合同执行区别定价既有可能具有激励创新之效应,也有可能存在对公共利益侵蚀之威胁,因此需要在利益平衡原则的指导下,以合同法维护契约正义的制度为核心来考虑这些合同条款是否违反了知识产权法的强制性规定、是否属于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格式合同、是否属于显失公平之情形.     

借鉴与重塑:我国农地利用权利体系构建的基本思路和框架

我国现行的农地利用制度主要是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将土地承包经营权界定为用益物权是导致当前农地征用征收过程中农民利益严重丧失的一大重要原因。我国农地利用制度的设计基础与大多数大陆法系国家不同。大多数大陆法系国家土地物权制度设计是建立在土地私有制基础上的,而我国实行的是土地公有制,这一基础制度目前是不可动摇的。因而我们应在借鉴英美法系国家地产权制度的基础上重构我国的农地利用制度。农地持有权作为一种独立的权利形态,应该替代土地承包经营权成为我们的现实选择。     

行政合同单方变更、解除权初探

我国目前没有制定统一的行政合同法,在行政合同中,行政机关滥用单方变更、解除权问题亟待解决。建构行政合同单方变更、解除权的规制体系,建立行政合同诉讼制度,在受案范围、主体资格、事实认定、证据规则、判决形式等方面加以完善,促进行政合同中变更、解除权纠纷的合理解决。     

我国无权处分制度反思

统一合同法颁布之前,我国的立法及司法实务中将无权处分的债权合同视为无效合同。而合同法颁布之后,合同法第51条将无权处分的债权合同规定为效力待定的合同。这样的规定无论从价值判断或法律体系上看均有许多不合理之处或不完善的地方。合理的做法是,应建立承认物权行为理论的物权变动模式,并以这种模式为前提探讨无权处分的规则。     

论物权区分原则对合同分割制理论的发展--兼论对我国的立法启示

在国际合同的法律适用领域,同一制和分割制作为两种不同的法律适用理论,分别代表着两种不同的法律选择标准和价值取向.但随着国际民商事交往的纵深发展和国际合同法律关系的日益复杂,分割制将处于绝对优先的位置.尤其是对于涉及物权设定和交易的国际合同来说,物权区分原则加强和推进了分割制在合同法律选择方法的绝对地位.我国在当前的立法中应采纳并强化分割制的理论原则,并将其明确规定为涉外合同法律适用的基本制度.     

从契约到身份——现代身份权体系的重构

在经历了近代民法的“从身份到契约”之后,现代民法又掀起了“从契约到身份”运动,人类开始了对自由的更高追求。实现人格的实质平等、实现民法的公平正义是“从契约到身份”运动的目标。民法的这一变革相应地引起了现代身份权体系的重新构筑,伴随着传统身份权类型的衰亡,新的身份权类型成为现代身份权体系的中坚,身份权与契约一同承担起规制市场经济主导下的现代社会的重任。     

质疑劳动合同单方解除权的平衡性

劳动合同的单方解除涉及到合同效力、当事人的合同期待以及利益得失等问题 ,受到当事人和劳动立法、执法机关的高度关切。我国《劳动法》对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单方解除权采取区别对待原则 ,赋予劳动者完全自由的单方解除权 ,严格限制用人单位的单方解除权 ,这对于保护劳动者权益具有理论意义 ,但存在授权不平等、监督困难 ,达不到预期的实施效果。单方解除权的平衡性是合同的内在要求。     

建设工程优先权及其行使——对《合同法》第286条的解读

对<合同法>第286条的理解与适用,一直是民法学界争论不休的话题.通过比较分析,该条所规定权利的性质实为建设工程优先权,并有其构成要件、实行方式、与抵押权竞合及与消费者权利冲突时的处理办法等问题需要研究.     

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补偿探讨

农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农户享有的最现实最直接的土地权利,受法律保护。国家应该在土地补偿费中设立专项,依据土地承包经营合同,对被征地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给予合理的补偿。并通过司法救济和行政救济的方式,保障农民的这一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