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权论:现代行政法学的理论基础

将“管理论”、“平衡论”等作为现代行政法学的理论基础存在着片面性。行政法的主要职能是控权，而不是保权；行政法应以控权为主，而不仅仅是平衡的问题；行政法应加强对行政机关的控制和监督，而不仅仅是个管理工具。鉴于我国的具体国情，我们更应该强调行政法的控权职能     

行政法中平衡论的对立观念探源

行政法中平衡论的对立观念探源李娟一目前，行政法学理论基础——平衡论的倡导者们，都以行政法“管理论”和“控权论”的不足与片面作为自己立论的启示，以对它的批驳作为主要的反面论证，但迄今并未有人明确把自己的理论冠以“管理论”或“控权论”，那么，这两种平衡论...     

关于“平衡论”疏漏问题的几点思考——兼议“平衡论”的完善方向

本文认为，“平衡论”是８０年代初中期我国行政法学界发生关于行政法的“控、保权”之争后形成的主流观点的延续和发展，在我国体制转轨时期提出“平衡论”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但“平衡论”自身存在的疏漏在很大程度上又妨碍了其积极作用和理论潜力的发挥，应将其改造和完善成为主张西方行政法先进经验与我国行政法传统相结合、西方控权模式与我国国情相“平衡”的理论，并将其正确定位为我国体制转型阶段行政法的理论基础     

关于行政法理论基础若干观点的评析

目前学界颇重行政法学理论基础之探讨，观点纷呈。但这些观点总体言之尚停留在较为肤浅的认识层次上；具体而论笔者以为：“平衡论”在其内涵、语义、性质、行政机关和公民的地位与状态、行为规则等方面存在若干缺陷和质疑之处；“控权论”则将控权与保权相对立，认识有所片面；“管理论”从行政管理层面界定行政法，似有行政法与管理不分之嫌；“服务论”则以服务行政为中心，将行政中的一种功能与行政法相混且其概括并不确切。     

控权是平衡论的核心:关于行政法理论基础的思考

我国占主导地位的行政法基础理论是平衡论。但如何正确理解和把握平衡论，在理论界却有较大分歧。本认为，传统的行政法基础理论控权论虽时过镜迁，但行政权的特殊性质决定了控权理念仍具有价值。现代平衡论不过是对传统控权论的扬弃，控制行政权力应当是平衡论的核心。因而，在行政法律制度的设计上，应着重强调对行政权的控制和监督。只有这样，依法治国才能走上健康之路。     

法言法语

“平衡论”与“控权论” “平衡论”——“平衡论”观点的基本含义是：在行政机关与相对一方权利义务的关系中，权利义务总体上应当是平衡的。它既表现为行政机关与相对一方权利的平衡，也表现为行政机关与相对一方义务的平衡；既表现为行政机关自身权利义务的平衡，也表现为相对一方自身权利义务的平衡。不论哪一方侵犯了另一方的合法权益，都应予以纠正。     

“平衡论”的困境

“平衡论”的困境晨曦“平衡论”是一种富有新意和生气的行政法学理论。由于准确地把握住了行政法中“行政机关──相对人”这一核心矛盾，并就此建立起“管理法”、“控权法”、“平衡法”三个理想类型（ｉｄｅａｌｔｖｎｅ），“平衡论”在方法论上颇有可取之处。而且，...     

现代系统理论与现代行政法——“行为协同论”与行政法学研究初探

目前，我国行政法学研究尚处于解释性行政法学阶段，理论研究十分薄弱，行政法理论有“管理论”、“控权说”及“平衡论”之争，且多处于不成熟阶段，无一致看法。本文采用现代系统理论研究行政法，从社会系统秩序进化的内在机理中，提出“行为协同论”为行政法理论，供研究参考。一、系统·社会系统·法（一）系统及系统一般特征在现有的著作中，对系统的定义极多。如苏联学者Ｂ·Ｈ萨多夫斯基在《一般系统论原理》中列举了近４０个定义。①我国著名学者钱学森同志对系统的定义是：系统就是“由相互作用和相互联系的若干组成部分结合而成的…     

行政法的理念:服务、管理、法制监督

行政法是什么法?治民法还是治官法?控权法还是保权法?抑或是平衡法?行政法的功能是什么?维护公益还是保护私益?规范管理还是保障服务?抑或是兼顾二者?近年来,行政法学界开展了一场关于“行政法理论基础”的讨论,形成了若干不同的观点和主张(尚不足以称为“学派”),如“控权论”、“管理论”、“平衡论”、“服务论”、“公共权力论”、“政府法治论”等。为了加强各种观点、主张者之间的相互交流,使之互相了解对方的论点、论据,以便更好地开展学术争鸣和相互取长补短,逐步达成应当和可能达成的某些共识,北京大学法律学系行政法教研室组织了这一笔谈会,邀请行政法学界几位“有见之士”,概要地谈谈他们各自对行政法理论基础之己见。来稿我们作了若干删节和文字修改,笔谈题目也是根据各位学者来稿的内容确定的。     

试论我国现行的行政征用制度

本文就我国行政征用制度的现实发展状况以理性的分析,结合"控权--平衡论"之理论思想,指出了其法律制度的缺陷和不足的根结之所在,并提出了建立、健全我国行政征用法律制度的建设性意见.     

再论市场经济与行政控权理论

再论市场经济与行政控权理论程干远１９９４年我和李载华同志曾在“学海”杂志上发表《市场经济和行政法学“控权理论”的思考》一文，引起行政法学界的兴趣和争论。争论的焦点是西方国家行政法学家提出的行政控权理论是否只能适用于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不适用我国社会...     

现代行政法的理论基础——论行政机关与相对一方的权利义务平衡

本文认为:行政法的全部发展过程就是行政机关与相对一方的权利义务从不平衡到平衡的过程。现代行政法不应是管理法、控权法,而应是“平衡法”,其存在的理论基础则应当是“平衡论”:即在行政机关与相对一方的权利义务关系中,权利与义务在总体上应当平衡。它既表现为行政机关与相对一方的权利和义务分别平衡,也表现为行政机关与相对一方各自权利义务的自我平衡。“平衡论”是以各种现实的法律手段作为存在基础和实现保障的。建立“平衡论”的理论范畴,对于推动行政法制建设沿着正确轨道发展,促进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对于实现民主与效率的有机统一,对于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行政法学体系,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刑事证人出庭作证与庭审实质化

一般认为，证人出庭作证有助于实现庭审实质化。然而，实证研究表明，受制于“法官控权”的消极影响，被告方的质证权难以在庭审中得到充分保障，证人出庭并不必然推动庭审实质化。解决这一困境的现实选择应当是尊重法官的庭审主导权，并给予被告方与证人充分对质的机会——从“法官控权”走向“有限的控辩主导”。     

论我国当前实现依法行政的必要举措

当前，我国依法行政的难点主要有如下三个方面：一是行政主体对行政的法律依据认识不清；二是违法行使职权的现象时有发生；三是消极人治背后的因素时有影响。①对此，必须采取必要的措施，确保依法行政的逐步实现。 一、加强行政法制教育 中国实行现代意义的行政法制时间较晚。改革开放后，有关行政的立法大量涌现，这一时期，才真正开始了现代意义的行政法制。但是，计划经济体制的“惯性”还不同程度地存在于行政过程中，人们对现代意义的行政法制的认识尚有许多欠缺。 行政法的理论基础，包括管理论、控权论、平衡论等，都是以行政权力…     

发展行政法学的思考

一、针对行政权力过于强大,相对方权利过于弱小的实际,行政法学要进一步加强关于"平衡论"的研究. 行政法学必须适应新形势任务的需要,正确处理好行政法"管理"与"控权"功能的协调关系,也就是要加强"平衡论"研究.     

行政法理论基础再探讨─—与杨解君同志商榷

行政法的理论基础，是对行政法内蕴的“行政权─—相对方权利”之基本矛盾进行分析和阐释的一系列基本范畴和命题的有机结合。本文认为，“平衡论”正是从行政法内在基本矛盾出发，透过行政法中权利义务不对等的“非平衡”现象，试图从更深层面来揭示这对矛盾；“行政权─—相对方权利”之间的关系，以及作为这对矛盾之基础的公共利益与个体利益之间的关系，都是对立统一的，平衡是这一行政法基本矛盾的内在要求，也应是现代行政法的价值导向；文章在阐析上述观点时，并就行政法学界对“平衡论”进行的一些质疑和批评进行了回应。     

行政相对人在行政程序中的参与权

现代行政程序与传统行政程序区别的要义在于 :前者把切入点放置在控制行政权力上 ,达到保障行政相对人权利的目的。并在具体制度的层面中 ,突出了行政相对人不再是行政程序的客体 ,而是行政程序一方积极的参与者 ;后者则被视同于行政主体的办事手续和工作程序 ,并由此形成了以行政主体为绝对本位的程序机制。人类社会设计现代行政程序制度来控制行政权力是在反思了“实体控权”模式与“诉讼控权”模式后 ,认为“实体控权”实际上就是细化行政权力 ,即直接缩小行政自由裁量权 ,而过份地缩小行政自由裁量权乃是现代社会所不允许的 ;“诉讼控权…     

论行政处罚听证制度的法理基础与价值目标

从行政法的理论基础层面分析，“控权论”、“平衡论”尽管不尽完善，但其中的一些合理因素可构成行政处罚听泣制度的法理基础。从行政听证制度的理论基础层面分析，英国的“自然公正原则”、美国的“正当程序”理论、大陆法系的法治国与依法行政理论以及我国的“人民民主原则”共同构成我国行政处罚听证制度的法理基础。本文指出根据这些理论的精神与要求，我国行政处罚听证制度的价值目标应当是：兼顾公正与效率，当二者发生冲突时，公正优先。     

政府代理论与若干行政法理论基础关系探析

政府代理论是以我国政体为基础,借助民法代理原理所形成的行政法理论基础之一.该理论与其他行政法理论基础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联系.文中就政府代理论与平衡论、公共利益本位论、控权论和政府法治论的关系进行了探析.     

社会治理新模式与行政法的第三种形态

现代行政法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可。以概括为三种形态：第一形态以“国家行政权——公民自由权”为主轴。第二形态以“自由权和社会权——国家行政权”为主轴。第三形态以“自由权和社会权——公共行政权”为主轴。形态的变化揭示了我国行政法通过权利保护范围与权力主体结构的交替延展得以进化的规律。从阶段上讲，现代行政法在我国已经完成了从第一形态到第二形态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