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公共管理与服务行政体制模式”

近十年来,我国政府模式正逐步从以政府为中心的命令型向以满足公众需求为核心的服务模式转变。特别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等概念的提出,为我国政府构建行政管理模式指明了方向。未来我国政府要构建"公共管理与服务行政体制模式",各级政府应界定清楚并且全面正确履行政府的职能;严格依法服务,用法治思维解决问题;优化行政组织结构,理顺政府职责关系;加强公务员队伍建设,更加有效地发挥政府的作用。     

“公共性”管理框架与政府治理体系的构建

我国政府治理现代化建设是当前的重要学术课题。自2008年世界性金融危机以来,政府治理出现了较大转向,抓住变革的动态,设计发展的战略,是推动我国政府治理现代化的根本要求。根据国外学者初步研究经验,以推进治理主体"公共性"为目标,设计具体可操作的"公共性"管理框架,构建全方位的"公共性"治理体系,将为我国政府治理现代化提供有价值的经验。     

中国地方政府治理创新的两种样式及其解释

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为中国特色的地方政府治理创新提供了深厚的成长土壤,浙江省和四川省在治理创新的道路上发展衍生出了具有地方特色的治理创新模式——"民主恳谈"和"公推公选"。在讨论这两种不同的路径选择时,需在当代中国地方政府治理逻辑体系的支撑下,深入到民主发展的实际场域,并在考察其历史渊源的基础上,探索其内在动力。在中国地方政府绩效衡量指标:经济发展、维稳和影响地方政府行为选择的分析框架下,又引入了政企关系这个解释变量,认为两省之所以会选择不同的治理创新类型作为突破口是两者的合力作用,试图更加全面地对浙江和四川两省地方政府治理创新不同的路径选择做出逻辑论证。     

城市基层治理生态:恶化机理与修复路径——基于国家与社会双向共时性转型的思考

城市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板块,衡量国家治理能力的一个重要指标即是城市基层政府治理质量的高低。当前我国城市基层治理生态存在一定程度的恶化趋势,其根源在于社会的"三高"转型和国家的自身转型的共时性叠加效应。修复城市基层治理生态,需要政府通过实施包容性治理有效应对"三高"社会的治理生态,通过服务型治理、整体性治理和法治型治理,有效克服国家自身转型中的政府公司化倾向、政府碎片化困境和政府维稳化弊病。     

整合—协同视角下政府网络公共危机治理创新路径

我国的公共危机治理模式是以"一案三制"为基础的,"一案三制"的治理模式构成了我国公共危机治理的基础。在网络时代背景下,该模式的缺陷也逐渐显现。创新政府公共危机治理模式,主要有两个极其重要的维度:一是发展整合取向;二是发展协同取向。在整合与协同视角下政府公共危机治理要增强政府的公共危机意识、更新治理理念、完善危机信息管理机制、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治理网络、整合利用媒体资源、完善公共危机治理的组织构建、完善政府危机治理的法治建设。     

我国现代大学制度的建设框架

现代大学制度建设是我国高等教育界热议的话题.本文认为,科学界定政府与大学的关系、有效设计外部对大学治理的参与、明晰内部治理结构、并以规范性的章程保证,是我国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基本内涵.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需要在政府与学校间的"契约型"合作伙伴关系、"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的实现机制、大学基层学术组织建设及大学章程制订的规范上,做出积极探索.     

公共服务的“后市场化”道路——以广州环卫服务改革为例

我国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遇到复杂制度性障碍的关键是政府与市场关系失衡,主要表现为委托-代理问题导致基层政府改革激励下降,市场层面由于政府管控能力不足、目标不明确导致市场缺陷加剧。政府与市场的互动则由于合同约束力有限使政府对市场依赖过大、控制力弱而处于被动状态,关系治理因此失效。为结合政府和市场的优势,重塑关系治理的有效性,广州市政府收回环卫服务发包,调整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进入"后市场化"时代——基层政府更加务实,弥补自身不足来应对市场缺陷,以激励发挥基层政府主动性、以监管规范市场运作、将企业管理模式引入政府内部。这种改革的变化为我国公共服务的市场化改革提出了新的思考。     

政府治理理念重塑基础上的“新公共预算决策”

本文从新时期我国政府治理理念重塑的必要性入手,对政府治理理念重塑 的内涵"以公众为中心,以结果为导向,以市场为基础"做了较为深入的阐述,在此基础之 上,运用公共预算决策的一般性分析框架,从权力、信息、决策模式出发,建构了"新公共预 算决策"这一全新的理念。     

法治政府的催化剂——行政许可法

行政许可法的出台,无疑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又一座里程碑",它标志着我国政府正加速从管制型政府向法治型政府转变。它的颁布、施行,将对我国推行依法行政,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产生积极的影响和作用,也必将对我国行政机关政府职能的转变带来一次革命性的变化。它表明,我国"法治政府"建设正向纵深发展。     

政商关系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

本文从"嵌入型自主"对构建新型政商关系的借鉴意义入手,简要回顾了历史上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商关系的复杂性及其存在的问题。文章认为,如何克服之前政商关系的弊端,打造新型政商关系,不但是一个重大的经济问题,也是一项重大的政治问题。新型政商关系的核心要求虽然只有"亲""清"二字,但要构建新型政商关系,却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政商关系不仅仅是关于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也不仅是关于官员和商人的关系,其更涉及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政商关系的好坏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也是检验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成效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试金石。只有政府治理、市场治理、公司治理、社会治理四者立体联动,综合发力,新型政商关系才能真正得以实现。     

乡村振兴战略中的农地存续治理——一个政府职能的分析框架

我国农地存续是各级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所应提供的最基本的一项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也体现了政府消除土地资本化负外部性的职能要求。无论是城镇化带来的农地存续的现实压力,抑或是农地存续治理的当前困境,都反映出长期以来各级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在制度供给、政策供给、财政供给、资源供给和治理力度上的短板与缺位。乡村振兴作为战略性顶层设计的确立,进一步强化了农地存续的基本公共产品性质,农地存续治理应回归政府公共性职能的基本面,健全"政治锦标赛"而非"经济锦标赛"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并基于供给侧改革"补短板"的要求,完善制度、财政与资源供给,推进农地存续治理的思路与方法创新。     

“善治”视角下我国社会治理路径探析

"社会治理"一词首次正式出现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中,反映出新时期党和国家在治国方略理念和思维上的重大转变。在社会转型发展的新时期,如何推进我国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文章通过进一步梳理"治理"与"善治"的本质内涵,对社会治理的必然性进行了分析,提出在当前我国社会治理发展过程中需要注意三个方面的问题,最后,文章以"善治"为视角,指出在未来我国社会治理过程中,需要做到:建设成熟的公民社会、建设"善治"的政府、建设"善治"的社会、完善法治和制度建设,为社会治理发展提供根本保障。     

突破“碎片化”:构建“回应性”城市政府协同治理框架——基于杭州上城区“平安365”的案例分析

近20多年来我国城镇化的迅猛发展,受到城市扩张与更新、人口流动性、社会利益调整、信息网络扩散、公众生活方式改变等因素影响,城市政府治理面临双重挑战:城市生活空间不断出现新的社会问题,且问题具有跨界性、流动性、弥散性、相互关联性等复杂特征;原有"条块分割"的政府组织结构设计各自为政、职能交叉与缺位并存、"碎片化"治理,应对变动不居的复杂社会问题的能力明显不足,威胁到地方政府治理绩效。为此,我国地方政府治理实践兴起一股以技术整合为思路的协同治理创新潮流,以此改革选项联动政府以及多元治理主体建立跨部门、跨界的合作机制,齐抓共管,协力合作,通过塑造"整体性"治理架构,有效回应城市存在的突出社会问题。本文以杭州市上城区实施的"平安365"协同治理为个案,系统描述这一以技术整合为思路的协同治理机制是如何运转起来的,并分析其生成与运行逻辑。城市政府协同治理的生成是城市场域性质变化和科层化行政绩效驱动双重作用的结果。技术整合协同治理机制的生成,是城市政府在"条块"体制下一种理性的工具选择。同时,在缺乏体制深度调整和理顺情况下,依靠"问题处置"为导向的渐进式技术或机制整合路径能否持续、有效地"嵌入"地方治理结构,能否带来变革性的治理创新,是需要进一步观察与思考的问题。     

“十二五”时期的政府治理角色新定位

"十二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将会呈现新的阶段性特征,行政生态环境将会发生重大变化,政府治理面临着新的时代挑战,政府的角色需要重新定位:由"财富创造者"向"环境提供者"转变,由"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治理型政府"转型,由"官本位"向"民本位"回归。在治理中要实现政府角色的新定位,就是要建设服务型政府,从结构功能理论的视角来看,要在职能定位、机构组合、行为方式方面进行重大变革。     

“十二五”时期地方政府治理角色的新定位

"十二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将会呈现新的阶段性特征,行政生态环境将会发生重大变化,政府治理面临着新的挑战,政府的角色需要重新定位:由"财富创造者"向"环境提供者"转变,由"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治理型政府"转型,由"官本位"向"民本位"回归。在治理中要实现政府角色的新定位,就要建设服务型政府,从结构功能理论的视角来看,要在职能定位、机构组合、行为方式方面进行重大变革。     

“互联网+”助推法治政府建设

"互联网+"既为法治政府建设带来机遇,政府监管和法律制度也需要应时而动,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需要改革,推行政社合作的治理模式,行政法治原则需要调整,行政行为方式将更加多样化,行政程序也有待更加优化、简化和电子化。     

探析互联网参政议政模式对构建市场治理性政府的意义

网络参政议政改变了我国传统政府治理模式,由高到低的权威模式转变成政府和公民通过网络平台市场性模式,从形式上改变了"官"和"民"的姿态,公民的利益诉求通过便捷平台得到表达。网络参政议政对提升政府治理效能、转变政府职能、培养公民的民主和参与文化、监督政府执政行为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网络参政这一形式的发展在制度建设、文化建设、持续发展、源末关联方面还需要进一步推进。     

政社关系转型背景下的枢纽型治理及其治理结构创新——以上海市J区为例的单案例研究

枢纽型治理和枢纽型社会组织是社会治理体制改革中出现的一种"政府代理"形式,代表着政社关系的进一步改革和调整。基于社会治理网络的分析视角,通过对上海市J区枢纽型治理的经验研究,观察到枢纽型社会组织与政府以及社会的关系模式取决于其在社会治理网络中的关系、位置和强度。研究发现枢纽型社会组织占据社会治理网络中的结构洞位置,并受强弱关系的共同作用。此外,研究进一步发现,枢纽型治理结构本质上体现为"政府—枢纽型组织—社会组织"三者间的一种上下双向"嵌套"形态。而这种双向嵌套结构和运行机制不仅具有个案层面的可重复性和可推广性,也可在一般意义上有助于更深入认识、理解和推进我国当下的政社关系转型以及基层社会治理创新。     

恐怖主义网络舆情综合治理：理念、原则与体系

恐怖组织和境外敌对势力常以"人权"问题为由头,利用网络最大化制造我国反恐负面舆情,进行网络渗透和攻击。这容易在网络空间形成复杂的舆论场域,陡增政府治理的难度。而传统舆情控制模式又掣肘了现代化舆情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这涉及恐怖主义网络舆情的综合治理问题。对此,我们应从治理理念、原则和体系等方面一并加以解决:在治理理念上,将网络舆情治理嵌入国家治理体系中,实现以"政府职能为中心"治理向以"人民为中心"治理转变、模式环境从管理向治理转变、治理关系由分立并行向互动协作转变、治理手段由单纯刚性向刚柔并济转变;在治理原则上,坚持及时准确、公开透明以及协同治理原则;在治理体系上,构建网络舆情综合治理的法律法规制度体系、应对决策机制、信息共享体系、多元化主体的协同治理体系与全方位的监管体系,进而构建恐怖主义网络舆情的综合治理体系,提升政府的综合治理能力,推进恐怖主义网络舆情治理的现代化。     

权变型协商:基层协商治理中行政权力运行的理性选择——基于协商治理多案例的分析

政府的行政权力在协商治理中如何运行和选择是一个被忽略的问题。西方学者将我国的协商定义为"威权式协商"在于忽略了我国基层复杂的协商环境。为此提出权变型协商的概念,将基层协商治理置于不断变化的环境中,选取"政府—公民"能力成长和"环境—议题"复杂冲突性两个环境变量,得出权变型协商的四种类型:聚权回应式协商、平等咨询式协商、权威引导式协商和开放共治式协商,并选择民主价值和治理价值两个维度去讨论行政权力在每一种协商方式中的运行逻辑,通过基层协商案例加以解释。得出如下结论:我国基层协商治理是一种权变型协商,协商方式的选择要根据现实环境;政府在协商治理中既追求协商的治理价值,也注重协商的民主价值;政府行政权力在协商治理中要审慎使用专断性权力,同时要加大对协商经验的总结,实现非盲目的可复制性,以提升我国基层政府的协商水平。